《朱德与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兰天

卫立煌曾赞八路军能干：一连血战两千日军
2016-04-28 16:18:00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1年第11期

　　 未曾见面协同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上旬，朱德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一见如故生死相交

　　 朱德初次和卫立煌见面是在1938年1月12日。那天，他二人由临汾同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朱德和卫立煌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处。朱德以他自己的经历，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事。当卫立煌听到朱德出身贫寒，为追求真理而找到孙中山的一段经历，感到和他自己青年时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产生了共鸣，后来听到朱德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惧艰难，从事革命工作，朱德那种视富贵功名如粪土，为国为民敢于赴汤蹈火，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精神，更让卫立煌感到其人胸怀之远大、志向之高远、人格之高尚，令人可钦可敬。同时，他也从朱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光明前途，看到了八路军的根基及力量之所在。这次谈话虽是一次随便的旅途闲谈，但那不平凡的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头脑中，使他终生不能忘记。他赞扬朱德朴素、谦虚、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襟怀宽阔，志向高远。卫立煌坦诚地表示：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战斗意识及群众工作经验，都值得自己的部队好好学习。由于抗日目标的一致，朱德和卫立煌谈得甚为投机。

　　 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带着本部的两个军长从临汾的战区总部专程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朱德首先代表八路军总部致简短的欢迎词，在称赞卫立煌抗战最坚决的同时，也鼓励说：“今天欢迎卫总司令和两位军长，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坚决合作，抗战到底，把敌人消灭!”卫立煌接着也发表了长篇讲话。卫立煌的讲话充满激情，既有对过去内战的坦白自责，也有对抗战时局及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希望，还有对八路军诚恳的鼓励和褒奖，这使与会者很受鼓舞。讲话结束后，由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活报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新编京剧《三打雁门关》，卫立煌看了赞不绝口。他边看边同朱德探讨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探讨八路军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当即表示，回去后要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并请求朱德为他物色推荐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朱德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几十位进步青年就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参照八路军的样子，组建了战地工作团，成为当时国民党各战区中独树一帜的一道风景线。从这以后，朱德与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都会促膝长谈。朱德也经常送些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对于促进他思想进步，坚持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2月，日军集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自从朱德和卫立煌一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发现卫立煌接受了朱德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好好打一仗的意愿甚是坚强，所以，朱德也一直不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这件事对卫立煌的影响极其深刻。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八路军总部出发，经过晋城、阳城等地，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朱德此行的实际目的是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接到电报后，卫立煌亲自安排，要求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而组建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做好热烈欢迎的准备。朱德要来辛庄那一天，卫立煌在村口等候多时。相见之后，两人热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话不绝口。当天晚上，在村内离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开了欢迎大会，朱德讲话完毕，工作团里的同志就带领大家高呼“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制造团结气氛。朱德和卫立煌单独谈了两整天。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抵制摩擦默契抗战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蒋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国共军事摩擦也日渐多了起来。1939年1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期间，卫立煌同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40年3、4月间，为诋毁和打击在华北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蒋介石公然命令晋冀豫区的八路军撤出上党地区，交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八路军退至白(圭)晋(城)线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地区，并责令卫立煌予以指挥实施。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朱德和八路军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4月中旬，蒋介石命卫立煌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这引来了蒋介石的斥责，也让卫立煌陷入“两难”境地。面对朱德这位兄长般的挚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残呢?无奈，他只好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谈判之初，为避蒋介石等顽固派所谓“近朱者赤”的谣言，两人并不见面，而是由各自的随员相互传话，交流看法和意见。

　　 当时卫立煌住在晋城西面40多里的陈村，朱德则住在晋城北面的一个小村里。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区。按照这个协议，八路军自动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除陕甘宁特区和晋西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北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属于八路军驻防的“特区”，为稳定华北抗战局面、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朱德和卫立煌这次在晋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更为化干戈为玉帛，感到由衷喜悦。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动，所以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杯。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相聚北京促进统一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他心情激动，想起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想起与朱德多次彻夜长谈，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1955年3月15日，他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朱德得此信息，欣喜异常，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洗尘，并邀请了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再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并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夏天到了，朱德还安排他们到北戴河度假。所有这一切，使卫立煌十分感动。后来，卫立煌撰写了多篇文章，盛赞祖国建设的可喜成就，并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9年冬季，在卫立煌去世前的最后两天里，朱德一再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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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

　　徒有其名五子良，除渠哪个似关张。
　　败非战罪失沂口，策以人谋克怒江。
　　不见终军归细柳，但闻醉尉别河梁。
　　故候生计艰难日，扣蜀危关问纳降。


　　五子良：国民党五虎上将。

兰天

《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一一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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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被中共列为战犯后为何说“我有救了”？                                                                          2013年02月16日 09:09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刘振修

核心提示：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11期，作者：刘振修，原题：《卫立煌，反共骁将的回归》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干将；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蒋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隐居，1955年初却突然返回大陆……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入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表现：在西安，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军的新番号）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共产党以有力支援；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似积极备战，颇能掩人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通过内战，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战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外国避难。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故而，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年3月，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大陆，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辞，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17年时间。这17年间，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回到大陆后的5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