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忆粟裕枪法：随手一枪打中兔子 许世友未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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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忆粟裕枪法：随手一枪打中兔子 许世友未打中



核心提示：粟老总随手一枪，把逃得最快的一只大公兔打死了……而其他人，包括我、陶勇、王建安以及自己赶来参加活动的许世友，都没有击中目标。

（图为：粟裕大将，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由作者供稿，作者：张雄文，原题：《粟裕：南阳事件“我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
1935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时候，粟裕与刘英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7军团和红10军团余部组成的挺进师，翻山越岭进入蒋介石腹心之地的浙西南地区，开始更为惊险艰辛的敌后游击战争。
这年10月间，粟裕和刘英在福建寿宁县与坚持当地武装斗争的叶飞及闽东特委第二次会师。不久，通过特殊情形下的民主协商，闽东特委与刘英、粟裕负责的浙西南政委会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相应的闽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为政委。
但因敌后环境险峻，刘英、粟裕、叶飞三个人并未住在一处，而是经常分开活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实际工作由刘英主持。
随后，受“左”倾冒险主义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浙西南和闽东两部彼此之间发生误会，产生了不小的矛盾，互相都错抓错杀了人。特别是闽东将第一次会师时挺进师前身抗日先遣队留下的四百余伤员予以肃反，其中包括已升任为闽东独立师师长的冯品泰（叶飞为政委），引起刘英极大的疑虑。
刘英多次要求叶飞到临时省委工作，以便将其调离闽东，真正统一临时省委的军令政令。
粟裕则认为这一举措不妥，对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和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都很不利，也不符合当时组成临时省委的初衷，因而不赞成。刘英却坚持己见。
在福建北部，还有一块与浙西南、闽东并列的闽北苏区，其领导人黄道是党内很有威望的前辈，曾与方志敏一同领导弋阳、横峰起义，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粟裕认为只有他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不妥的做法。
因此，粟裕托偶然遇见的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给黄道带信，希望他前来主持建立一个新的闽浙赣临时省委。刘英以前虽也给黄道写信联系过，但得知粟裕给黄道写信后大为不满，并引起了粟裕的恐慌。
1936年2月，粟裕建议叶飞去闽北独立师与黄道联系。叶飞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欣然接受建议后，到闽北向黄道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和刘英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他还请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地的斗争。
黄道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叶飞便提出闽东与闽北一样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说“如果不行，我们就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黄道让叶飞先退出刘英主持的闽浙临时省委，如此，“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注释）”。
叶飞有些担心不符合组织原则，问今后如和中央联系上后，打起官司来怎么办？
黄道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叶飞返回闽东后，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向刘英报告了与黄道会面的情况，并如实汇报了黄道的意见。
刘英不愿意闽东与浙西南分离，也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任书记。为挽留叶飞，他承认浙西南工作有失误，提出让叶飞接替自己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
这是叶飞更不敢答应的，会议不欢而散。叶飞回去后便宣布闽东特委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同年三月，刘英又写信给叶飞，说临时省委已决定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让叶飞来省委工作。
这个决定实际是撤掉了当时的组织部长粟裕，而事前事后，粟裕本人毫不知情，直到几十年后见到有关材料才清楚。可见，刘英既想将叶飞从闽东调开，又想撤掉粟裕这个组织部长。
1936年秋，刘英以闽浙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活动于闽浙边境的粟裕带信，令他乘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扣押送至省委。信中说：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的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作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种名义召叶飞前来，由你自行决定。
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注释）
为防止粟裕违抗命令，他还派一支部队前来监督执行。
粟裕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分吃惊，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他出于尊重刘英的领导，未能坚决抵制，还是执行了这一命令。
不久，粟裕约叶飞到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会面。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粟裕命令将叶飞及其部下陈挺抓了起来。
当晚，在押解叶飞赶往临时省委的途中，巧遇国民党军袭击，挺进师押解队伍里有人忙乱中向叶飞开了一枪，打伤其左腿，随后撤离而去。
国民党军官兵逼近时，叶飞迅速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一棵树上。陈挺跟着跳下悬崖，也侥幸未死。两人昼伏夜行，走了五夜后终于回到了闵东根据地。
没有完成任务的粟裕一到刘英处，立即被捕。罪名有十七条，第一条是伙同叶飞、黄道攻击刘英，分裂省委；第二条是“私放叶飞”（注释）。
经过一周的反复思考，粟裕从全局着想，否认了第一条，但对其他罪名做了违心的检讨。刘英见目的达到，军事上又少不了粟裕，这才放他过关。
此后，粟裕和刘英分开活动。他们之间相互心存戒备，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不敢同住一个房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他们及叶飞才冰释前嫌，重新握手言欢，并肩战斗，叶飞更是长期归粟裕指挥南征北战。
1980年代末，垂垂老矣的叶飞开始撰写回忆录。此时，刘英早已于1942年5月牺牲，粟裕几年前也溘然离世，是不是把与自己多年的上级粟裕有关的“南阳事件”写进去，他有些犹豫，便找到老战友王必成商量。
王必成没有正面谈看法，却讲了一个故事：
“1962年粟总在上海治病。大病初愈，陶勇建议出去活动一下，就安排了韩先楚、王建安陪粟总一起去打野兔。一到目的地，果然有一群野兔，韩先楚眼疾手快，举枪就射，打中一只。其余的野兔，四处惊逃。粟老总随手一枪，把逃得最快的一只大公兔打死了……而其他人，包括我、陶勇、王建安以及自己赶来参加活动的许世友，都没有击中目标。”（注释）
王必成说完，看了看叶飞。显然，他是告诉叶飞，当年，粟总真要杀你，你逃得了吗？
随后，王必成回忆说：“当年我和陶勇一起问过粟总这件事，粟总说：‘我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问题是刘英同志已经英勇牺牲了，再要把这件事说清楚，难免有诿过于故人之嫌啊，不说了吧。’不过粟总在成立新四军和整风时，两度把这件事向组织作了如实汇报。”（注释）
这一事件与当年彭德怀率红五军奉命错杀大名鼎鼎的井冈山功臣王佐、袁文才，甚至连其亲友也未放过，以及“富田事变”中林彪与彭德怀奉命分别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包围扣押红20军，处死多数副排长以上干部相比仅能算区区小事，但叶飞认为“有责任对闽浙临时省委当时那段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作出如实的反映”。
因而，他依然在回忆录中予以如实记载，同时也坦率地说明：“我和粟裕同志也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对于已英勇献身的烈士刘英，叶飞则实事求是地说：“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很‘左’。”
1999年4月，叶飞撒手人寰，这场刘英主导的革命队伍中的“火并”，也成为一个昭示后来革命者的永恒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