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兴衰史：毛泽东与萧子升

华忠

新民学会兴衰史：毛泽东与萧子升                                         
2018-04-14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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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百年前。
1918年04月14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带着一群人来到蔡和森在岳麓山脚下租的房子里，那天他们路过一棵桃树，桃花已经盛开，春意盎然。他们仨就在这带着十来个人成立了新民学会。

蔡和森家门口有一棵开满了花的桃树来自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陈启民很多年后的回忆，但在陈启民的回忆里，新民学会却成立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四月七日，星期日」。04月14日的说法只在一个人的记录里有写，萧三在日记里写道：「四月十四号（阴历三月初四日）……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嗦湾寺恻（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
而对于新民学会究竟成立哪一天这个问题，当事人们的说法始终不一，有的人说是在一周前，有的人说是在大后天，有的人说在四天后。
张国基在《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毛泽东同志》里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下煤湾市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李维汉记不清具体的日期了，只记得那是「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
当我们试着去查阅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时，却尴尬地发现，就连《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也「是毛泽东同志三年后追记的」。这就意味着除了萧三的日记外，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切资料。
但在这时我们发现，无论记载的日期如何，几乎所有人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新民学会里头绝大多数人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的则已经毕业当了老师，因此将成立时间定在星期天是有可能的。1918年04月的星期天只有7、14、21、28日四天，按照这个推理，萧三手上握有的毕竟是第一手资料，因此新民学会基本可以断定是在1918年04月14日，一个星期天成立的。
作为湖南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进步青年团体，居然大家都记不得它成立的日子，不是大家不把新民学会当一回事，而是大家不知道它会掀起湘江怎样的滔天巨浪。
毛泽东后来自述青年时期的历史时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我的朋友们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早在大半年前，毛泽东的同校好友张昆弟就在日记里这样描述毛泽东：「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还应该追求更高的理想。
这一天是1917年09月16日，那天毛泽东约上蔡和森、彭则厚与张昆弟一同去湘潭昭山古寺时说的一番话。
这是事实。从有限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到，毛泽东经常会主动约上好友数个，在湖南境内游历。
刚从湘潭回长沙后一个星期，他便又叫上张昆弟与蔡和森，一同去湘江游泳、游岳麓山，豪情大发。在记载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经常带着大家去禹王碑、辛弃疾练兵的飞虎营、王夫之隐居的大罗山等。在这些地方他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号召大家多实践、多接触风土人情、多关注历史长河。
回到09月16日，整一个月前，他就与萧子升徒步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阮江五个县城，以行乞、卖字画的方式接触这些地方的各阶层人士，上达宁乡的前清刘翰林和益阳的现任张县长，下至安化的山腰寺庙老和尚和阮江的相面小客栈老板娘。这一段经历在很多年以后被萧子升记载在他的回忆录《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里，有趣的是从书中他二人的对话里我们就能看出毛和萧观点上的分歧。

比如在益阳时，因他二人身穿的是乞丐服装，张县长命令看门的人不要搭理，直到他二人写了诗递了进去，张县长才热情款待了他们。后来萧子升认为张县长为人很不错，毛泽东则认为他比门房更坏，说门房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张县长却明确指示门房不要让穷人进去，这种人才是势利小人，是追逐权势和金钱的败类。
说着说着，他二人的话题就引向了金钱和权力上去了。萧子升坚持认为权力的危害大于金钱，而毛泽东恰恰相反。最后在萧子升的记录里，年轻时的他对毛泽东说：「一旦他得到政治权利，就很可能上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位置，人们尊他为国外、皇帝或是总统，于是他就跨越为所欲为地杀害、惩罚百姓。然而，他会大言不惭地说他是热爱人民的，为人民而工作。这样，他反倒成了国家的基石，人民的救星。」
我很是怀疑这一段系萧子升于1959年回忆时添枝加叶而成，该段中的部分字词显然别有所指，但他二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一定从那时起已经显现。

就在半年后，新民学会要成立之前，大家对新民学会的宗旨争论不休，这其中围绕着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
毛泽东坚持认为新民学会应当「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他与邹鼎丞已经起草了大纲，条文颇详，蔡和森也同意新民学会应当以天下事之忧而忧，要向中国同盟会看齐；而萧子升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认为新民学会应当是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只做学术研究，修养自身的道德，而对于社会改造应从改变人心入手，改变人心应从学术入手。
萧子升的观点是他的老师杨昌济观点的引申，由于在场的大多数是杨昌济的学生，因此在大会上通过了萧子升的意见，将宗旨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性风俗」。
三个月后，在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里，蔡和森无不遗憾地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即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底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杨师即是杨昌济，是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的老师，对他三人影响极大，这三个人本抱着极大的兴趣组建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宗旨却只在学术，毛泽东和蔡和森十分遗憾。从蔡和森的信件里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
唉，乱世之中，怎么会有真正地回避政治的学术呢？
萧子升不明白这个道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而蔡和森和毛泽东则接连碰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另一条路。
早在几年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乃是当年长沙城里的「湘江三友」。就在1917年的09月25日，毛泽东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得到湘潭同学的赞同。当年12月14日，湘潭校友会在一师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报告该会的筹备经过及宗旨等。
而如果我们再往前看，1915年11月，毛泽东就已经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文牍，这一职务毛泽东连任四届，直到1917年10月08日，被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该会以「砥砺道德，增进知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主要从事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知识技能研究和学术研讨会、购置新的书报杂志、参与校方的行政管理和制定教学方案等工作。
同样在这一年早些时候，15年0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启事说：「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看到启事，当即来见毛泽东，两人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相见，谈了三个小时，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与社会改造等问题。后来罗章龙参加了新民学会，再后来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征友启事开始，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升身边就开始逐渐围绕着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经常在杨昌济家中展开一次又一次的激烈讨论，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最终他们认为，应当「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尽管上文中在当年中旬时蔡和森已对杨昌济颇有微词，但在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升的人生轨迹里，杨昌济对他们的影响依旧是极大的。
尤其是对毛泽东。
杨昌济是近代学人里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经这样评点过湖南人的精神：「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扑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
湖南人的精神一直作为一个区域特性被关注。从毛泽东被影响的这一支来看，最早可追溯到宋朝时期的胡安国、胡宏父子。
当时正逢宋金交战之际，胡家父子二人以天下事为己任，奋起抗敌，创建湖湘学派，胡宏说:「知亡者，然后可以与图存者也；知乱者，然后可与图治也。」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泛泛而谈，胡家父子的学说重实践，在可查的资料里，他们的学生们张栻、胡大时、游九言、游九功、彭龟年、陈琦等一个接一个投入战场，奋勇杀敌。
到了明末清初，湖南出了一位旷古烁今的大学者王夫之。王夫之学究天人，实事求是，是经世致用第一等的大宗师。主张「理在气中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观念，此举大大影响了湖南学风，从王夫之以降数条分支，最终形成了汪洋大海，汇集在毛泽东身上。

譬如曾国藩虽然没有多少学术著作，但他是一个非常重实干的实践者，有心用事来验证所学，躬行实践，一举击破了只会夸夸其谈的假道学。曾国藩有一个同侪兼好友叫做胡林翼，是湘军重要的军事家，见识极高，毛泽东就曾受他影响极大。要知，胡林翼的号便是润芝。魏源在比较空谈阔论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时，分析前者说：「民瘼之不可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这是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杨昌济最终到毛泽东的一支，另一支则来自谭嗣同。
毛泽东曾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到长沙，陪同毛泽东的曹典球赋诗一首：「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百代王侯归粪土，万方穷白庆新生。」
正是这般爱国心思，这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不仅感染了毛泽东一人，毛泽东身边的蔡和森、萧子升、萧三等数人都以天下事为己任，在新民学会的讨论中，他们提出了「欲民族复兴，当先复兴吾民」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受到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影响，一方面追溯到《礼记》里的「康诰曰：作新民」，蔡和森提议组建一个团体，这便是新民学会。
自1915年毛泽东发起征友启事三年后，新民学会诞生：「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在后世的记载中，往往缺失对萧子升的描述，实际上萧子升尽管后来未像新民学会里的大多数会员那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萧子升本人在新民学会的发起中起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言，他坚持新民学会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而非政治团体，这给早期的新民学会定了性。
然而，平心而论，新民学会的宗旨初衷是好的，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态。
新民学会强调的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水准和道德互助先改造彼此，然后再改造他人，最终实现全中国的改造，这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相同，把问题归结为人本身的不健全，认为只要人的自我人格健全了，社会便没有问题了。
可是没有经历过实践的他们，又怎么看得出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呢？尽管在那时，毛泽东已经对萧子升不大信服了，但萧子升毕竟是毛泽东成长路上一位非常重要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友情还很厚实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真理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尊重萧子升的意见。
从1915年08月给萧子升的信件开始，我们就能看到毛泽东当时对萧子升的极大崇拜：「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类似的话语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比比皆是。在1916年01月28日的信件里这么说：「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同年02月19日则写道：「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在06月24日的信件里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的1912—1920年间他写给众人的36封信件里，足足有13封是写给萧子升的，足见彼此情谊。
虽然毛泽东那时还没接触到共产党，还没和萧子升产生巨大的分歧，但毛泽东的想法已经在那几年里迅速地成熟起来，1916年07月25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也许是可考的最后一封）里，正式提出了这样一则预言：「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毛泽东和萧子升的交情终于1921年，这也是新民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年。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18年。那年0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当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同时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学。
留在中国的毛泽东，在李大钊身边耳濡目染，了解了很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事情，开始对共产主义逐渐产生兴趣；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同样通过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然而，在法国的蔡和森与萧子升，却正式有了完全相左的看法，萧子升说：「在我们作出决定之前，必须慎重地研究这个问题，原则上我同意资本主义应该推翻，但我不准备盲目地追随俄国的共产主义原则。他（蔡和森）很像花岗岩一样顽固，狂热激烈。他（蔡和森）需要行动。他（蔡和森）恰像一个牧师企图说服一位老朋友相信他的宗教！」
就在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与留在中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逐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接纳它之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自发地主张将新民学会从一个学术团体转变为了政治团体。1920年07月法国蒙达尼会议和1921年的长沙新年会议，重新确立了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会员赞同毛泽东、蔡和森的主张。
很多年以后萧子升回忆起来时说：「1920 年冬，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织……我在考虑重振新民学会，但同毛泽东初步长谈之后，我已意识到，毛泽东和我两人已无法一致了。……（我与他）经常谈到深夜，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又互相痛心地流着泪。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又在感情上分割不了多年的手足情谊。在政治上他们分道扬镳了，在个人的友谊上，还持续了好几年。」
这种情况持续到1921年，按照陈启民的回忆说，1921 年春，杨柳吐绿，桃花盛开，阴雨绵绵的日子，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湖南通俗教育馆何叔衡的住处，发生激烈争吵。毛泽东恼怒了，说：「你当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这让萧子升很是生气，因为1920年他刚因为这个和蔡和森吵了一架。
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分道扬镳，同时也标志了新民学会的解体。新民学会的核心人物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民学会的发起和消亡。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友谊并非来自生活琐事，他们的友谊也并非消亡于鸡毛蒜皮，他们的友谊基础是对国家的满腔热血，他们的友谊消亡是因为主义不同。
毛泽东于1921年01月28日给彭璜写信说：「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按照萧子升的描述，这正是他们「因为不能弄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的时期，我想毛泽东在写这封信时，一定脑子里念着萧子升。
再后来的事情，大家便都知道了。
那一年春夏之交，是毛泽东和萧子升最后的四个月。到了06月，毛泽东说要去上海，正巧萧子升也有意北上然后回法国，于是便和毛泽东一同上船。在从长沙到上海的船上，毛泽东依旧想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大纲》推荐给萧子升，萧子升则始终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二人不欢而散。
到了上海后没几天，毛泽东同萧子升说要去一趟浙江，萧子升欣然应允，于是二人同游了西湖，然后毛泽东便不知了去向，萧子升则径自北上，接着去了法国。等萧子升回国时已经是1924年了，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32年8月陷入「故宫盗窃案」，晚年流落拉美。
萧子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去参加的，正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那是不同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故事了。
有趣的是，关于那究竟是几号，和新民学会的确定日期一样，都要等很多年后，才有研究人员将它们推算出来。
然而也许无论是新民学会还是共产党，在它们诞生的那一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出现对历史具有着多大的意义。
但很明显，从今天开始，很多事都要进入到一百周年了。
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你在想什么？
参考资料：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年谱》、金冲及《毛泽东传》、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韩凌轩《关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出席人员》、刘永生《关于新民学会若干史事的探讨》、管桂翠《近代湖湘文化对新民学会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张聪《毛泽东早期反抗教育思想来源研究》、喻春梅《新民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吉华《信仰与友谊——新民学会的发起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