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设伏全歼日寇,意外缴获百余把倭刀,大喜:相当于歼敌5万
2024-02-23 12:40
发布于:山东省
顺手牵羊,是三十六计中的一个奇谋。顾名思义,“顺手牵羊”就是乘机拿走人家东西的偷窃行为。但在战场上,顺手牵羊指的是看准敌方在移动中出现的漏洞,然后抓住薄弱点,最后乘虚而入进而获取胜利。而我军的著名战将王近山,便是施用这条奇谋的行家里手。而他在韩略村设下的伏击战,正是“顺手牵羊”之计的典型战例。 王近山,是湖北红安人。据说王近山的祖先曾是个蒙古王爷,明朝初年,他的祖先也先不花投靠了朱元璋,被封为千户。此后,也先不花以及其后裔便在湖北生根发芽,同时以“王”作为自己的姓氏。 王近山自幼学武,体魄壮实、勇猛无双。王近山出身贫苦,自幼便给地主老财放牛,受尽了欺凌。因此在他14岁的时候,他加入了人民的武装——红军。 在军队里,王近山屡建奇功,18岁就当了团长。到了20岁时,他更是升任了副师长。普通人20岁时,很多还在读大学,而王近山却已经凭借着他过人的才能,能够纵横疆场、指挥千军万马。 王近山之所以能够在弱冠之年达到这样的成就,其要诀就在于“疯”。他崇尚进攻,更崇尚“亮剑”,素来以猛扑、猛冲、猛打、猛杀的“四猛战术”而闻名。王近山不仅要求自己的战士“猛”,他本人也常常身先士卒,进而勇冠三军。 作为指挥官,王近山理应待在最安全的位置,以防自己有什么不测,导致全军失去了指挥。然而王近山却偏偏喜欢靠前指挥,遇到难对付的敌人,他常常无视警卫员的苦苦劝阻,端着枪,不要命地往上冲。 王近山还是团长时,常常会抢下士兵们的攻城云梯,一定要做先登死士。他当上师长时,正值红军长征。当时,王近山率领部下强渡金沙江,而他被安排在第二艘船上。结果发动进攻时,第一艘船被湍急的河流冲走,王近山所在的战船反而成了头船。然而这种情况,反而正合王近山的意。他抢过机枪手的轻机枪,对准岸边的敌人一阵猛扫。摄于王近山的勇猛,滩头的敌人落荒而逃。 由于太过不要命,王近山多次受到首长的批评。但到了战场上,王近山依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无奈之下,首长只好派七八个警卫跟着他,一旦他犯了“疯劲”,战士们便像叠罗汉一样将他压在地上。 那么王近山打仗靠得只有勇猛吗?这就大错特错了。王近山打仗虽然刚猛,却粗中有细、刚中带柔,与猛虎搏兔别无二致。而王近山成名战之一——韩略村伏击战,便是他“刚柔并济”战术风格的典型战例。 1943年10月,日酋岗村宁次有鉴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决定对我八路军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扫荡。为此,他发明了所谓的“铁滚扫荡”战术。 在具体实施上,岗村宁次纠集69、62、37三个师团以及“皇协军”等部共3万余人,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与之前的扫荡不同,岗村宁次将部队划分为三线,第一线兵力以日军为主,配属部分汉奸特工队,采取分路合击的战术,寻求与我主力决战;第二线兵力由日伪混编,实行“抉剔清剿”,也就是在我根据地烧毁村庄,抢光物资;第三线部队仍以日军为主,负责分散“清剿”,搜捕我突围的小股部队和零散人员。 这种战术,就像铁滚一样,由北向南横扫,妄图将我军由南边扫倒黄河北岸,然后一个不漏地尽数歼灭。为此,岗村宁次专门规定,负责“抉剔”“清剿”的部队一天只能前进20公里,然后便要向后退5公里,看看是否有八路军还未被清剿。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我军突围,敌军还在可能突围的地区修建了多道严密的封锁线。 岗村宁次的计谋不可谓不毒,他的大扫荡,确实给我军以及根据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岗村宁次叫嚣: “要迫使共产党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 洋洋得意的岗村宁次,在太岳地区建立了“山岳剿共实验区”。日本大本营为了学习和推广岗村的经验,专门从中国各战场抽调了120多位中队(连)以上的“优秀”军官,加上60多名“中国派遣军步兵学校”的学员,实地参观学习“铁滚扫荡”的新战法,好为岗村宁次捧捧场。 这一次的参观活动,“军官团”被岗村放置在自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内线。毕竟这群军官是侵华日军的“精华”,可不容有失。然而岗村宁次千算万算也没想到,他碰上了敢于虎口拔牙的王近山。 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我太岳军区的司令员陈赓,很快便想出了办法。一方面,他号召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在敌人必经之处埋设地雷,尽量打击和迟滞敌人的扫荡行动。 毛主席曾说过“进攻性质的积极防御才是防御的精髓”。我军不仅在内线伏击和消灭敌人,同时还将机动部队派往外线,狠狠打击敌人留守的敌人,使其首尾不得兼顾。 不仅如此,我军特工人员也大发神威,在岗村宁次眼皮底下搜集敌人的扫荡情报,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钓上了一条“大鱼”。新中国后,曾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的李懋之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到: “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绝密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各地抽调旅团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观战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场实地观战,领略冈村宁次的军事杰作。” 陈赓听闻此消息后,大喜过望,于是立即发出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驻扎在临汾附近的386旅旅长、也是自己的爱将——王近山带领16团,秘密转进至临汾公路西段设伏,一定要消灭这个“观战团”。 听说有仗可打,有个大财可以发,王近山开心不已。于是他立即点齐兵将,带领全团将士向预定伏击处进发。 为了麻痹敌人,王近山与全团将士皆化为便装,伪装成老百姓分开行走,并在行走的路线上确定了几个汇合地点,以防有人掉队。王近山在当地党组织、民兵的帮助下,趁着夜色越过了敌人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最终于10月22日到达了汇合地点——韩略村。 韩略村位于洪洞县东南约50里处,村庄周围遍布日军据点,驻日伪军共40余人,在碉堡内藏有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这群日寇经常纵兵抢劫,无恶不作,干尽了坏事。岗村宁次以为日军对韩略村的控制“固若金汤”,而且有碉堡作为凭依,因此放松了警惕。 到达韩略村后,王近山亲自到那里看了地形。并发现当地的地势非常特殊。由于这里常年被雨水冲刷,地下形成深3~4丈,宽20米~30米的深沟。久而久之,这条深沟便成了人们行走的大路。王近山看了以后大喜过望:这不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地点吗? 回到宿营地,王近山向各位军官诉说了自己的伏击计划,即第2营的第 4、第5、第6连和第3 营的第 9连共4个连的兵力执行伏击任务。具体任务为:第9连以一个排兵力在民兵的配合下,控制敌人炮楼,使敌火力不能发挥作用,其余两个排埋伏在村头截击敌人;第4、第5两个连埋伏在公路两侧,打敌人的“腰”;第6连断敌退路,待敌进入伏击圈后立即扎紧口袋。 对于这个计划,很多团领导都觉得有些不妥。如今,我军正处于敌人的腹心区,也就是在敌人的肚子里。在敌人的肚子里大闹天宫,岂能不打草惊蛇,暴露我们的行踪?到时候如果想撤离,那就难了。 然而王近山却坚定不移地说: “敌人的肚皮已经顶在我们枪口上了,老百姓早已义愤填膺了,不教训他一下,他们便会更加猖狂,只要我们快刀切豆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鬼子一个屁滚尿流,还愁撤不走?” 同时,王近山还说: “这里离敌人县城近,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在他们鼻子底下打伏击。出其不意,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然而我们如果不能速决,暴露了消息。敌人就会迅速增援,这样我们不仅捡不到便宜,反而还会出大亏。所以我们要猛打猛冲,快打快手,抓一把就走!” 王近山定下计策后,便于24日凌晨三点,指挥参战部队进入预设阵地,并用田里的高粱杆、玉米桔梗做了伪装。 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王近山头包“羊皮肚”,化妆成挑柴的农夫,坐在沟沿的大石头隐蔽处,枪支则藏在柴堆里。王近山想亲自见识一下日军有多少人。如果人多,便放弃伏击;如果人少,就立马速战速决。 为了防止敌人增援,王近山还用九连1排的战士配属部分民兵把枪口对准附近炮楼的每个射击孔,机枪则对准炮楼的大门。一旦敌人出来增援,便以最猛烈的火力让他们有来无回。 针对许多没有见过卡车的战士,王近山安排有经验的战士现身说法,指出鬼子卡车的要害之处,并教他们如何将手榴弹投到卡车之上。可以说,王近山既有张飞之猛,又有赵云之细,不仅布置了战略、战术的打法,连退路都想好了。 如今万事俱备,就等着敌人上钩了。在伏击之前,王近山专门跑到炊事班,让他们给每个战士都安排一个卤豆腐,再加上一个馍馍。他明白,这次伏击或许会潜伏很久,不吃好点,恐怕扛不住啊! 一如王近山所料,战士们从凌晨三点一直蹲到了早上八点,却依然见不到哪怕是一个鬼子。王旅长加的餐消化光了,手脚因匍匐时间太长变得又酸又麻。战士们开始议论纷纷,王旅长会不会搞错了,鬼子是不是压根就不回来,日寇是不是嗅到什么风声了? 针对这样的情绪,王近山斩钉截铁地说:“鬼子一定会来,不要再多嘴多舌,别乱说别乱动,否则革命军法处置!” 王近山素有威信,此语一出,阵地上立即恢复了寂静。因为战士们都知道,跟着王近山打仗,绝不会出错。因此战士们身上扎得高粱叶、玉米杆更加紧密了。 就在这时,之前远方尘土飞扬,果然来了一队卡车。每辆卡车,都别这个药膏旗。王近山抑制着心中的兴奋,一辆一辆地数着,一共13辆卡车。敌人人数不多不少,正好可以伏击。 即将进入我军伏击圈的日寇,依然对自己几分钟后惨淡的命运浑然不觉。他们满以为经过“铁滚扫荡”,八路军哪会有什么威胁。在他们统治的中心地带,更不可能有什么伏击部队。因此他们竟狂妄地连警卫分队和观察警戒哨都不派。在车上,他们又吃又喝,又说又唱,似乎将这次考察当成了一场郊游。 当日寇进入我军伏击地点时,突然发现有个青年“农民”正对远远开来的日军汽车微笑,就好像看着一群待宰的肥猪。汽车一开近,那个“农民”便不见。不久后,这“农民”从柴堆中拿出一挺轻机枪,对准卡车就是一顿猛扫,瞬间就打倒了五个人。 随后,公路两侧的玉米杆、高粱杆都变成了八路军战士,枪弹、手榴弹、炸药包像雨点一样向日寇头上砸去。这群日本人万万也没想到,路边那个背柴的“农夫”,正是王近山本人。 按照预设的计划,伏击部队迅速扎紧了两个出口,上方的伏击部队凭借地利优势,将日寇压得抬不起头,打得日军进退不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日寇只好乱躲乱窜,有的钻进了车底,躲避如同雨点般的子弹。 然而日寇毕竟凶顽,这群军官的军事素质也不是吃素。在短暂的慌乱后,日寇又组织起来,提着倭刀向我军阵地实施反击。然而我军机枪手早就占据了有利位置,密集的弹雨很快将这群日寇分割包围,进而被手榴弹和刺刀歼灭。 日寇见逃生无路,于是马上收集残兵,企图夺取一个落脚点,等待增援。王近山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了敌军的企图。我军孤军奋战,若久战不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王近山下达死命令,要求部队不要命地猛冲和猛杀,不计任何代价歼灭敌人。 说着,王近山的“疯劲”又上头了。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脱下上衣,拿着个大刀片便向敌人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 王近山的“亮剑”精神鼓舞了众将士,一位参加过这场战役的老战士回忆当时的情景: “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跃出阵地,从陡坡上冲下公路,从汽车上夺过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四班班长甘荣发拼命跑过连长,在距敌30米处边跑边射。他百步穿杨,几下就打倒几个日本军官……9班班长杨发素来喜欢研究刀法,他捡起一把鬼子的倭刀,连劈带砍,砍死了3个鬼子……” 而王近山呢?他在冲锋打仗和指挥战斗的同时,还不忘拯救受伤的士兵。他不等卫生员到来,撕开自己的衬衫,为受伤战士紧急包扎。王近山爱兵如子,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这时韩略村和附近的老乡也拿着菜刀、棍棒、铁锹、锄头前来助阵,民兵杨玉秀趴上一辆卡车,就往敌人汽车里投弹;柏村民兵李智礼用铁镐夺下了鬼子的东洋刀后就与敌人拼杀,最后在与敌人厮杀中英勇牺牲。岗村万万也没想到,自己统治核心中“大大的良民”竟然会用菜刀、扁担和自己凶顽的军官拼命。这一宏大的人民战争情景,让最后幸存的三名“军官观战团”的士官恐惧不已。由此可见,日寇把老百姓祸害得多惨啊! 经过30分钟的战斗,我参战军民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全歼180多人的日军“军官观战团”,其中军官120余名,士兵60多名。除了三个钻到公路下狼窝洞里的“学生官”,其余日寇全部毙命。和平型关战斗一样,这一次也没有抓到哪怕是一个俘虏。日寇“武士道”精神的毒液,已经渗入了骨髓。 清点战果,我军缴获完好的步枪85支,歪把子机枪两挺,炸毁汽车13辆。更让王近山惊喜的是,我军还缴获了100多把倭刀。倭刀,是日本军官的象征。因此这些被打死的日寇,个个都是军官无疑了。而这,也相当于120多个中队以上的日军队伍,失去了指挥官。因此王近山大喜道: “这相当于歼灭了5万敌人。” 事后,岗村宁次听说军官观察团被全歼,气得暴跳如雷。他的“铁滚扫荡”的“好戏”正要上演,如今观众却没了,这让他颜面无光。况且在120多个日寇军官中,还有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其中还有个军官,还据说有皇族血统,是裕仁天皇的远房侄子。 因此岗村宁次痛心疾首地嚎叫道:“就算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一股八路。”于是他调集6架飞机,昼夜不停地寻找王近山的队伍,还将韩略村附近的村落滥炸一通。 然而王近山呢?早就化整为零,带着千余名化作便装的战士,逃离了包围圈。在撤离时,王近山还施展了绝妙的“金蝉脱壳”之计。他命担任后卫掩护的两个营不断吹响进军的号角,让人摸不清头脑,也不知道多少部队在敌占区作战。在敌人犹豫之时,王近山早就带领部队撤远了。 盛怒之下,岗村宁次降了一个师团长的职,对战前当“睁眼瞎”、战中不敢增援、行动缓慢的韩略村及周围据点的日军指挥官挨个撤职,其中守军中队长还遭枪毙。至于其余日伪军大小官员,均被打了一耳光,可谓人人有份。 在岗村宁次无能狂怒之时,王近山已经回到了延安,接受了毛主席、朱德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和嘉奖。毛主席握着王近山的手说: “早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王疯子了!就是敢打没有命令的仗,你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韩略村伏击战影响力之大,甚至惊动了稳坐峨眉山的蒋介石。他言不由衷地发布了一条“嘉奖令”,祝贺王近山取得的战果。 此后,韩略村伏击战被八路军列为“顺手牵羊”作战的典型。走到嘴边的肥肉,并不是想吃就能吃的。必须要勇猛,必须要细心,甚至可以说就是要有一股“疯劲”。如果胆不大,就不敢打;如果心不细,就打不赢,即使打赢了也逃不掉。而如果没有“疯劲”,就不敢打“没有命令的仗”,更别提在敌人腹心虎口拔牙了。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这也是顺手牵羊之计的精髓。 邓小平对爱将王近山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王近山不是疯,那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也被我们后人演绎为“亮剑”精神,进而家喻户晓。78年后的今天,我们要依然要纪念这股精神,学习这股精神,回顾这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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