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了语言，为何还要创造文字？

凌云

人类有了语言，为何还要创造文字？
新京报
2022年12月30日 10:11:22 来自北京
《汉字再发现：从旧识到新知》，
人类有了语言，为何还要创造文字？人类可以画画，为何还要使用文字？
要理解汉字的性质，我们不妨先把汉字放下，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以上两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语言的产生比文字要早得多。有一种说法是“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世界上许多语言至今没有对应的文字，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一般情况下，人们只靠说话便足以达意，为什么还要写字呢？
这大概是因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长时间保留历史的需求，以及远距离传递信息的需求。而依靠“口耳相传”的语言，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当面说都明白，过了时、隔了空，多次转述，难保不走样。或许正是为了突破这些局限，古人才创造了文字，把语言通过文字转录到某些物质载体上，使之流传下去，让后人知晓；使之传播开来，抵达远方。
不过，让语言突破时空，必须要靠文字吗？似乎绘画也可以？人类在几万年前就画得一手好画，甚至早就有了描绘事件的“连环画”。哪怕在文字产生之后，单就记录物体形态而言，文字也未必比图画高明。比如商代青铜器上描绘眼睛的目纹，和同时代的象形字“目”相比，就难分你我。

商代目纹（左）与“目”字（右）。

但是，在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语言里，比具体事物的名称更常见的，其实都是难以用图形描绘的内容，比如表示时间、方位、意识、情感、观念、程度等抽象概念的词语，以及大量的虚词。精确记录这些词语的任务，还得文字来完成。
就拿“在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语言里”这一小句为例，除“一”之外，“在”“古今中外”“任何”“种”“语言”“里”这些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词，恐怕都很难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更难用“画”的方式让他人准确理解。
也就是说，文字和图画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字是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相对图画，文字最大的优势在于记录“无形”，而非“有形”。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在汉语中，能纯粹以“象形”的方式记录下来的词语，恐怕少之又少。“画不出来”或“画不明白”的，反而是多数。那么，常见的“甲骨文是象形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等关于汉字性质的说法，有没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某种文字的“性质”，主要是在说它怎样用符号来记录语言，是记录语音——“表音”，记录意义——“表意”（“象形”是表意手段之一），还是不顾音意，强制规定符号和语言的关系。
那么，汉字是怎样记录汉语的呢？下面我们就以表示时间的“古”“今”二字为例，从一个小小的切口，来窥探汉字的性质。

古人如何描绘代表过去的“古”字？

不妨假设，你就是造字时代的人，名字叫cāng jié。平时说话的时候，你早已习惯用gǔ表示过去，用jīn表示现在。（用汉语拼音只是表示语音中“词”的便宜之法，并不代表当时的实际读音。）如果要为这两个词各造一个字，你会怎么做？把“过去”和“现在”画出来吗？这恐怕很难。那么，我们的古人是怎么做的呢？
先看“古”字，上“十”下“口”。按照以往的理解，多把它看作数字“十”和嘴巴“口”的组合，表示前代的故事以“众口”相传。比如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说：“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所谓“从某某”，就是指以某某表意。从出土古文字资料看，“古”字下部确实是“口”，但上部原本并不是“十”，而是一个特别的构件——一竖画穿过一个方框或墨团，大约春秋战国以后才简化成一横一竖。

“古”字的演变。

一竖画穿过一个方框或墨团这个构件后世不传，但也见于古文字“戎”“博”“盾”之中，从而可以推断出它的来历。

古文字“戎”。

搏斗的“搏”本写作“博”，如今“博弈”“赌博”仍用“博”，是存古。“博”是形声字，以“十”形表意，以“尃”表音（可对照“膊”“薄”等）。古文字“盾”有一个特殊的形体，以左下角的一竖画穿过一个方框或墨团这一构件表意，以“豚”表音（“豚”“盾”本同音，吴方言仍近同），也是个形声字。可见就代表盾一类的兵器。

古文字“博”（左、中）和古文字“盾”之一体（右）。

从以上这些字形看，一竖画穿过一个方框或墨团的构件正象盾牌之形，或许是“盾”字的初文（“初文”指已知最早的构形），也可能是表示盾牌的“干”或其他字的初文。那么，此字在盾牌下面加一个“口”，和古代的“古”又有什么关系呢？
研究者发现，古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构形方式，在一种物体下加“口”形，来表示此物的某种特征。比如：在“弓”下加“口”，表示弓的特征——“强”；在“戈头”下加“口”，表示青铜戈的特征——“吉”（“吉”的本义是坚硬，“吉金”即坚硬的铜，“吉利”本指坚硬而锋利）；在“黍”下加“口”，表示黍子（黄黏米）的特征——“香”；在“京”（象高台）下加“口”表示京的特征——“高”；在“壴zhù”（象鼓形）下加“口”，表示鼓乐的特征——“喜”。

分别为“强”“吉”“香”“高”“喜”。

由此可见，在象盾牌的一竖画穿过一个方框或墨团的构件下加“口”组成“古”字，原本很可能表示盾牌的某种特征。结合“古”的读音看，“古”字应该是为坚固的“固”所造的，它的本义就表示盾的特征——坚固。那么，原本表示坚固的“古”字，和它一般用来表示的词——古代的gǔ——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古人并没有用表意的方式为gǔ造字，大概因为太难画了，就直接借用了和gǔ同音的“古”字来表示。而当“古”普遍被用为古代的gǔ之后，人们又造了一个形声字“固”来表示“古”的本义，以填补“古”被久借不还而留下的空档。
也就是说，在“造字”层面，“古”是表意的，它的构件都是有意义的符号。而在实际“用字”的层面，从很早开始，“古”就被借来表示古代的gǔ。在绝大多数时候，“古”可能只是表音的（“古”和“固”的词义或许也有关，这里暂不讨论）。
不过，对于绝大部分汉字使用者而言，“古”字表音还是表意其实并不重要。最晚从东周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把它当作上“十”下“口”的构件组合，对于一般学字或日常用字的人而言，“古”既不表音，也不表意，只是一个毫无理据的、让人强制记忆的符号（可称为“记号”）而已。关于“古”字的三个层面，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来概括：

关于“古”字的三个层面。

由此可见，同一个汉字，从最初的“造字”、实际的“用字”和后世一般的识写（或许可以叫“识字”）三个层面看，它的性质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今”的构形跟今天的“今”有何关系？

“今”的构形比“古”更难理解，哪怕是时代最早的商代字形，也不过是一个三角形的“帽子”和一短横，跟今天的“今”似乎完全扯不上关系。

古文字“今”。

分析“今”字，要从“口”和“曰”说起。古文字“口”字象嘴，“嘴角”上扬，下部作一弧笔或折笔。在“口”上加一短横，表示从口向外说话，便是“曰”字。

古文字“口”“曰”。

当“口”因构形的需要而倒置的时候，其中的弧笔往往会被写成折笔（或许是为书写或刻划的便利）。如“合”字本作两“口”相对之形，可能是对答的“答”的初文；“饮（飲）”字本作一人俯首张口饮酒之形，后来上部的“倒口”都变成了A。

古文字“合”（左一、左二）和古文字“饮”（右一、右二）。

文字上部的“倒口”写成A形的现象，还见于“食”字，以“倒口”对着一个饭食器“簋”上突出的谷物，表示进食；见于“龠（yuè）”字，以“倒口”对着一排带吹嘴的竹管，表示排箫类的乐器“籥”；见于“令”字，以“倒口”对着一个跪坐的人形，表示上对下发号施令。

古文字“食”（左），古文字“龠”（中）和古文字“令”（右）。

由此可见，“今”字原本是由“倒口”和一短横组成的，也就是“倒曰”。“倒曰”很可能表示与“曰”相对的某种情形。结合读音看，“今”应该是为“吟（jìn）”所造的字。
“吟（jìn）”字本表示闭口不言，是“噤”的异体。“噤”字因为保留在成语“噤若寒蝉”中而为当代人所熟悉。其中的“口”“禁”都表意（“禁”还表音），合起来，就是闭口不言的意思。在古书中，“吟”字除了表示吟诵、呻吟的吟（yín），也保留了和“噤”相同的用法。
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有“虽有舜禹之智，吟（jìn）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外还有写作“唫”的，比如《墨子·亲士》有“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jìn）”。可见“吟”“噤”“唫”都是为表示闭口不言的jìn所造的形声字。
和“古”的情况类似，大概也是因为太难画了，古人并没有用表意的方式为表示现在的jīn造字，而是借用了和jīn同音的“今”字来表示。而当“今”普遍被用为今天的jīn之后，人们又造了“吟”“噤”“唫”等形声字来表示“今”的本义，以填补“今”被久借不还而留下的空档。
于是，对于“今”，我们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在“造字”层面，“今”是表意的，用“倒曰”表示闭口不言；在“用字”层面，从商代文字开始，“今”就普遍被借来表示今天的jīn，这时，“今”其实是表音的。当然，对于绝大部分汉字使用者而言，“今”也只是一个由“人丶乛”构成的，无理据的记号而已。
“今”字的三个层面，也可以用一个表格来概括：

“今”字的三个层面。

其实，不论古人、今人，至少是秦汉以来使用隶楷文字的人，在学汉字、用汉字的时候，大多并不真正了解（也不太需要了解）它的构形理据，基本都是强行记忆其字形、笔画。所以，哪怕将“古”“今”二字的用法对调，用“古”这个字形表示jīn（现在）、“今”这个字形表示gǔ（过去），只要约定俗成，人人遵守，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通过分析“古”“今”及相关诸字，我们可以发现，在汉字中，各个单字记录汉语的方式本就有所不同；同一个单字，在不同时代、不同使用方式或认知程度下，跟汉语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总体而言，汉字原本是综合运用表意、表音等方式来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而在实际使用中，多数汉字已成为强制规定的记号。因此，汉字可以称为“意音文字”，或“意音-记号文字”，而绝非单纯的“表意文字”。
尤可注意的是，当汉字体系形成时，“借字表音”就必不可少，甚至比较普遍了。哪怕追溯到商代甲骨文，汉字也绝无可能是单纯的“表意文字”，甚至“象形文字”。因为，只有大量使用表音等方式，解决了各种“画不出来”的问题，一种文字才可能真正地记录语言。
本文选自《汉字再发现：从旧识到新知》，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葛亮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