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清想要调回子女，王建安不答应：只要我没死，他们别想回来

清梦

牛玉清想要调回子女，王建安不答应：只要我没死，他们别想回来                                                         2023-06-07 09:15                                       
   前言

图|王建安将军
对于开国上将王建安，老战友许世友曾有过这样一句话：“我和建安的个性都很强，战争年代我们互相争执、拍桌子、对骂，但是过后绝互相不拆台。我们带的部队都生龙活虎，能打胜仗……”
两雄并立
1948年7月，豫东战役、兖州战役陆续落下帷幕后，党中央根据战场形势，决定发起济南战役。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于7月17日，就做出了基本的部署，并准备好了攻城准备，由于粟裕担心敌人援兵可能较为迅速，对于阻援兵团安排不太放心，因此决定以7纵换阻援兵团中，不太充实的3、10两个纵队.
经过两个月的反复磋商，华东军区、华东局以及山东兵团、粟裕经过反复商量，最终确定了济南战役的部署。
不过事实上，在济南战役之前，许世友就已经病重休养。
据《钟期光将军回忆录》所称：
“济南战役前许世友同志正在养病，毛主席指名令其返部加强指挥，战后再去休养。”
《毛泽东军事年谱》上也称：
“许世友在1948年5月已患重病。”
自周张战役以后，许世友的身体情况就不是很好，带病指挥万兖州战役后，许世友病势已经逐渐沉重，无奈只能进入休养状态。
即便如此，毛主席仍然坚持要求许世友出任攻打济南总指挥，等到战役结束以后，在进行休养。
为战役考虑，毛主席一面下令许世友担任总指挥，另一方面，也派去了一员大将当许世友的副手。

图|1939年12月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在山东
此人就是王建安。
说起来许世友与王建安两人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两人脾气个性都相当，更为关键的是两人还都是湖北老乡，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不过两人在十多年前有一场过节，导致两人关系降入冰点。
1937年，延安在批判张国焘过程中，原来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也遭到了莫名批判。
许世友想不通，因此串联了一批红四方面军将领，打算拖枪回四川打游击，原本王建安也在其中，可后来考虑到事情有些不妥，于是报告了上级，许世友也因此被抓捕。
在毛主席关怀下，许世友被重新重用，只是对王建安，两人的矛盾就要深很多。
许世友曾骂过王建安：
“关键时刻当叛徒，战场上也会是叛徒。”
尽管王建安后来多次解释，可许世友始终不予理睬。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后，原任华东野战军8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建安，是要被调到华北兵团任副司令员的，结果匆匆赶赴延安以后，王建安改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攻打济南。
毛主席一度也担心两人因为彼此间的矛盾，不能团结协作：
“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可面对中央的命令，王建安没有犹豫，而是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
“请毛主席放心。”
等许世友到济南战役前线的时候，王建安已经基本上都完成了作战部署。

图|许世友
当然，许世友也并不是一个气量狭小之人，他为王建安准备了一桌酒席，席间许世友端起酒杯说：“老王，自从延安之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喝酒。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谁也不要再提。来，我先干为敬。”
王建安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见许世友慷慨豪迈，自己也举起了酒杯：
“老许，等我们打下济南城，我请你，咱们再好好喝一次。”
两人相互协作，共同指挥了济南战役，事后曾参与指挥的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评两人：
“两只虎，一只是廉颇，一只是蔺相如，上级让他们打济南，在济南城下上演了一场将相和。”
从王建安和许世友的交情也能看得出，两人的个性脾气都有相似之处，王建安同样也是性如烈火，战场上打出来的将军，从来也就不是一个性格扭捏之人，同样王建安还比许世友多了一分稳重。
“你们这群人是怕我丢了不成”
王建安生活简朴、为官清廉，一度有“王青天”的美誉。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建安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就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历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从职务上来看，王建万出任各大军区职务时，多半都是副职，但很多年下来，王建安从不埋怨叫苦，任劳任怨。
叶剑英有一次曾对王建安说：
“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为了弄清楚问题，王建安经常深入部队、农村、工厂搞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提供了具有很多价值的调查报告。
不过王建安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下去搞调查研究的时候，不喜欢身边跟着太多人，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甚至将之斥之为“官僚派头”。

图|拟授上将名单中王建安的名字
1977年夏，王建安到厦门视察，下去前并没有通知地方以及军队部门，结果到了视察地以后，却发现视察部队的干部领导都来到了现场迎接他。
王建安本能地皱了皱眉头：
“你们来干什么？”
下面一些领导干部大眼瞪小眼的相互看了看，他们自然能从王建安的神情上，看出来他有些不高兴，可他们还是不敢随意动作，于是他们又小心翼翼的说了一句：
“我们是来给您带路的。”
王建安的脸色一变，底下人见了，顿时有些望而生畏。
“你们这群人是怕我丢了不成。”
王建安铁青着脸，冷哼了一声说道，可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也随即又换了一个说法：“我们主要是想跟着您，学习学习。”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些人觉得，以自己谦恭有礼的态度，即便您在不高兴，也该缓和缓和。
哪知道王建安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些弯弯绕，一听他们说的这些话，立刻便勃然大怒：你们要是非得跟着去，我就不去了，你们自个儿去吧。话撂下后，王建安也不顾现场人站在那里尴尬，扭头就走，这些人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表示会离开，王建安这才作罢。
也因为王建安很讨厌这些“官僚派头”，他下去视察时，从来不事先通知，走到哪儿算哪儿，而且还喜欢踩着饭点前半个小时到，到地方以后就直奔食堂，和战士们一起吃饭，顺便检查一下部队餐食是否合格。

图|王建安与胡奇才一起指挥莱芜小张庄战斗
王建安吃饭，和寻常战士吃的一样，唯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要米饭锅巴，几乎是每餐必备。一个60多岁的老人，牙口还如此好，也是令人羡慕。
不过王建安吃锅巴，一方面是自己的喜好，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检查部队伙食情况。
有一次吃饭，王建安从锅巴里吃到了沙粒，这可不得了，王建安当即命人将司务长喊过来，顺便把扁担、箩筐也带来。
司务长不明就里，只好照办。
只见王建安指着碗里的沙粒说：“给我把这个大石头抬走。”
按照将军的吩咐，司务长原样照搬，时候才明白，王建安这是在提醒他们做事情要认真仔细。
“锅巴里有没有沙粒就反应出你们洗米洗的干不干净，若是洗米洗得不干净，那么就说明炊事班做事不认真，这可不是小事啊。”
王建安对部队炊事班十分在乎，他认为“一个司务长如果如果做事认真可靠，能抵半个指导员的作用”。
毕竟一支部队能否打好仗，除了平时的训练和教育外，吃得好坏也是要占很大比重的，以小见大，就能够看出一支部队的素质，看这支部队是不是具有随时都能够具备的高强战斗力。
看似斤斤计较、事无巨细，反应的问题却是很深入的。
有一次，王建安下部队视察，临行前又没打招呼，到部队后直奔后勤炊事班，看着炊事班饲养的猪，王建安与饲养员开始闲聊：
“一个月要杀几头猪啊？”
“有时候一头也不杀。”
饲养员的回答大出王建安的意外，他好奇的问了一句：“为什么？”
饲养员回答道：“杀了以后，兄弟部队来参观就不好看了。”

图|1949年王建安与陈再道一起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
王建安摇摇头，心里已经憋了一股火，到战士们宿舍视察，见到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王建安双手一抹，似乎是有些潮。
“为什么不晒晒被子？”
战士回答：“晒了被子，鼓鼓囊囊的，不好整。”
王建安大怒，回去以后就向中央军委反应了这件事，虽然看似事情并不大，可部队作为一个纪律严明的代表，任何一个细节的疏忽，就关系到整体部队的建设与发展：
“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马虎可以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
1978年秋，王建安又一次到部队视察，一天工作结束后，部队安排将士们一起看电影，王建安也受到了邀请。
等到王建安兴致勃勃的去的时候，却发现在战士队列的最前方，放了一排整整齐齐的桌子、藤椅，桌子上还有茶缸、水瓶，安排的妥妥当当，再回过头看战士们，只见大家都是坐在背包之上。心里又是老大的不痛快：
“你们弄这些干什么？”
有的干部上来回答说：“首长您要是口渴了，方便喝水观看。”
“将士们有水瓶茶壶没有？”
团里领导干部面面相觑，上前劝说道：“首长，您年纪不小了。”
王建安知道这是为他设的专座，不过他并没有很高兴，而是摆了摆手说道：“要坐你们自己去坐，我啊，不坐。”

图|1950年，王建安（左三）与粟裕、张爱萍、郭化若等在南京
说着，王建安自己取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了战士们中间。
每次视察，王建安从来就不做表面功夫，为了体验和战士们一样的生活，王建安每次到部队视察，都是在办公室里休息，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能从细节上看出很多东西。
王建安——严于律己的个人风格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恢复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王建安因秉持原则，公正无私的特征，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9年3月，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率中央慰问团到昆明前线慰问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线的官兵，王建安等副团长与43名团员以及随员也一同乘坐三叉戟飞机前往。
专机在飞行的过程中，云南省委请示，为了欢迎中央慰问团一行人，特地准备了欢迎午宴。
团长方毅询问了王建安等副团长的建议，给慰问团定了几条“规矩”：
“代表团一律乘面包车；不准宴请，如吃‘便饭’时，代表团上街找饭馆吃；每餐四个菜一个汤，绝对不能超过标准。”
在云南慰问期间，中央慰问团每名成员，都遵守了这一规定，出行乘坐面包车，每餐四菜一汤，从未超过标准。

图|王建安视察工作时老照片
上海延安饭店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原来是隶属于南京军区部队管理，是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修建的，85年许世友参加中顾委华东组第三次会议时，就是住在这里的。
据说许世友嫌安排的锦江饭店床太软，不如硬床舒服，于是自顾自的从锦江饭店搬到了延安饭店，只有在这里的时候，许世友才睡的安稳。
因为是隶属于部队管理，南京军区规定：师、军以上军官在饭店11楼就餐，饭店给予一定的补助；而随行人员（含家属人员）一律在一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
不过因为管理的并不严格，再加上涉及到军、师一级的部队领导干部，规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唯独王建安是看不惯这种行为的。
一次在延安饭店歇宿，当晚在11楼就餐时，王建安发现，有一部分干部有不少随行的家属、秘书、司机等等不分彼此同席而坐。
王建安勃然大怒，当场将所有的家属以及随员都赶到楼下，毫不留情。
197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建安到江西视察，工作告一段落以后，有秘书提议：“不如到井冈山上转一转。”井冈山可谓是承载了非常多的记忆，在这里我们共产党建立起了自己的农村根据地，这个红色的摇篮孕育出无数革命的火种和胜利的希望。“
王建安心有所动，于是就同意了秘书的提议，不过此一行他们并没有安排到井冈山的计划，地方上听说了这件事后，赶紧调派了专车。
一听这个消息，王建安摆摆手：“这次井冈山之行，咱们取消。”

图|邓小平
众人不解其意，为什么有了专车了，反而不去了呢？
王建安给大家解释：
“这次咱们所定的井冈山之行本来就不是在工作日程表上的，也不是工作需要，没必要为了咱们这次临时起意专门调车，这一来一回，不就是几百公里的油费吗？咱们可不能这么浪费。听了王建安的解释，所有人都惊呆了，要知道王建安已经是中央军委顾问、中纪委常委，出行调度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可王建安却执意拒绝特殊的安排，实在是让人感动。
事实上还不仅仅如此。
王建安到中纪委工作后，正值纪律检查工作恢复时期，每天要接收的信访件特别多，王建安是军事干部出身，因此凡是涉及到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都会批转王建安负责。
对这些信件的处理，王建安以高度的责任感，并要求秘书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信纸，对所有的来信一一回复：
“您的来信，王建安已收阅，现已批转……查处”
对于一些老战友、老干部的来信，王建安也从来不袒护包庇，对于他们所存在的问题如实的向上反应。
王建安积极视察地方，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如实的反应了一些干部和基层存在的问题，这些调查报告反馈到党中央以及中央军委后，均受到高度重视。
邓小平就十分注意这些调查报告，并在报告上批示：
“总政要特别注意这种调查报告，随时掌握干部的情况，适当时加以调整。”
曾有一位干部，因工作问题与王建安争吵过，但王建安了解到这一名干部德才兼备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晋升意见。

图|王建安与夫人杨炬
王建安对自己家人同样是严格要求。妻子牛玉清在抗美援朝回国后，响应组织号召退役，本来有机会再穿军装，而且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可王建安拒绝为妻子再办理入伍手续。
对自己的子女，王建安也十分严格，三子一女长大后都在外地工作，有人曾建议王建安，两口子年龄大了，还是要想办法将子女调回北京工作，也好有个照应。
王建安的妻子也觉得有道理，可唯独王建安却始终不答应：子女可不是咱俩的什么私人财产，只要我还没死，他们这几个人一个都别想调回来！王建安始终以一个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他从来不会为自己搞特殊，身边的子女也都是各凭努力，他始终牢记，作为一名干部，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这份高尚的情操，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