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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法治中国”奠基 2017-06-07 08:29文史精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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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7 16:35:4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华忠 于 2017-6-7 16:45 编辑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我们今天“法治中国”的历史奠基人。他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立法运动,特别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订,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人治历史画上句号,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纪元。

1953年1月1日上午,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照常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他看到在当天头版的元旦社论里提到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而就在次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近期,陈长江应笔者访问请求,再次将回忆的列车开往过去,为我们讲述那段值得纪念的永恒岁月。
主席专列绝密南行
1953年12月的北京,肆虐的北风卷起漫天的沙尘,北京笼罩在昏暗的天空下。天空中飘荡的树叶似乎在提醒人们:冬天来了。
12月24日下午3点多钟,一辆专列缓缓地驶进了前门火车站。不久,陈长江等80多名警卫人员将好多书、文件、衣物、床上用品等搬上了列车。这些东西很让车上的服务员吃惊,特别是高高堆起的图书占据了一节车厢的好些地盘,其他行李却很简单:一件打补丁的旧睡衣、两块灰色的旧毛毯、一把没有多少毛的牙刷……如此爱看书的、如此俭朴的中央首长究竟是谁呢,服务员充满了疑问。
20多天前,服务员们就被领导叫去谈话,说要执行一次既重要又光荣的任务,这是全国人民的重托,要保证完成好。细心的服务员们发现检查列车准备工作的竟是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看来这位首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尽管陈长江等警卫人员知道,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前往浙江杭州,但是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将要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在一年前,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起草宪法的决议报告。毛泽东亲自挂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但由于其间部分省市受灾、国家忙于救灾,以及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数次病倒,宪法起草工作被推迟了。毛泽东这次离京就是要摆脱北京的日常事务,集中精力做好宪法起草。陈长江看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机要秘书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保健医生徐涛、专职摄影记者侯波等,也看到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几位“笔杆子”,他没有想到他们三个也是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
专列开动了,一名警卫战士因为闹肚子到车下去解手而没能赶上火车。因为此次外出的整个警卫方案,包括行动方向、所到地点、警戒时间、周围环境和敌特活动情况,随行的警卫人员都知道,如果丢下一人,就可能造成泄密。毛泽东得知后,让李银桥叫来随行的杨尚昆,说:“让那个拉肚子的战士赶上来!”
杨尚昆立刻打了专线电话,命令那名滞留在前门火车站的警卫战士乘毛泽东的通信专机直飞杭州……
第二天早饭后,车上的服务员才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此刻的毛泽东正斜靠在宽大的沙发上吸着烟,沉思着。服务员们和陈长江等警卫人员透过那浓浓的烟雾,无法了解毛泽东此刻的内心想法。
专列向前奔驰着。12月25日零时25分停至德州西,至6时30分再次起动;10时至济南,24时至蚌埠支线,一直停靠至26日9时30分,随后去南京,26日24时至上海。
就是在专列上,毛泽东度过了自己的花甲大寿。毛泽东的生日是阴历十一月十九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等人曾从历书上查对,将阳历和阴历对照,核定毛泽东的生日为12月26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
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只和身边的卫士们吃了一顿面条。李银桥对毛泽东说:“今天是您六十大寿,我们卫士组的同志为您祝寿。”毛泽东严肃地说:“中央已有决议,不能祝寿。你们为什么还为我祝寿啊?”
就在这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强调过有关规定;“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做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可见,毛泽东是把为自己做寿一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生日的前一天,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烈祝贺毛泽东60大寿。毛泽东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对主席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李银桥还讲:“这是家常便饭,不过分,还是可以的。这是我们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没有再责怪的意思,幽默地说:“哎呀,还集体决定的事呢,那我就不好办了!好吧,我服从,我们就一起来过生日,不叫祝寿,谢谢同志们。让老廖师傅做4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
毛泽东非常高兴,与陈长江等身边人员一起喝了几杯葡萄酒。简朴的“寿宴”后,放起了京剧《霸王别姬》唱片,毛泽东用手拍着大腿也跟着哼起来,完全沉浸在生日的欢乐之中。
抵达上海后,毛泽东等住在华东局,并同谭震林、张鼎丞、粟裕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当时,中央已决定张鼎丞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对党对人民要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毛泽东这样叮咛张鼎丞。27日19时20分,专列离开上海;28日凌晨,抵达目的地杭州。毛泽东和随行人员下了车,在浙江省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杭州北山路84号。
参照借鉴了世界各类宪法
“西湖风光甲天下,半是湖山半是园。”在西湖周边大大小小的庄园中,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独领风骚,被冠以“西湖第一名园”。1953年,刘庄的最后一位主人将刘庄无偿赠给政府,这里成为“浙江第一招待所”。毛泽东一行就下榻于此。
毛泽东下车后,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这里的空气真清新,不像北京那样刺人。”陪同的浙江省委同志插了一句:“那就请主席在杭州多待些日子吧。”“只要你们不赶我,我愿意在这里长住。”毛泽东的风趣立刻引起了一片笑声。
当天,毛泽东随行的警卫中队召开了83人全部参加的总结会,那位乘通信专机赶来的掉队战士挨了批评。
此时,新华社在北京发布消息:毛泽东同志因为休假,不在北京。
当天下午,毛泽东到西湖游玩,游览了灵隐寺、飞来峰、岳飞坟、秋瑾墓、苏小小墓、武松墓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杭州,上一次到杭州还是在1921年。
看到西湖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坟墓,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好。要搞一个制度,中央领导人死后都实行火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提倡火葬。”这个想法早在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时,毛泽东就有了。当时他说,任弼时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对其进行厚葬是必要的,但我们死后如果都这样葬,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到1956年,在他的一再倡议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齐聚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倡议实行火葬签名册”上第一个签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签了,陈云当时不在北京,还专门写信补签。
毛泽东住下后,江青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
浙江省委完全同意这个方案。12月30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赴宴。饭后,毛泽东的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离席之意。大家高兴地围着他说话。罗瑞卿开玩笑说:“王芳厅长,你一个山东大汉,怎么起了个女人名字,应该改一下,去掉‘芳’字的草字头。”王芳表示同意改,并当场请主席批准。毛泽东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笑着说:“我可不同意,你们山东绿化搞得不好,到处都是荒山秃岭,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这番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西湖平静无语,唯有湖水缓缓流淌;刘庄静伫湖畔,任凭云来雾去。毛泽东住在刘庄一号楼,青瓦盖顶,水泥抹墙,灰绿色调,与自然风景和周边古迹相得益彰,显示着“朴素、淡雅、隐蔽”的风格特点。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宪法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楼的办公地点。30号楼由主楼(两层小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毛泽东在大平房办公,大平房里有间会议室。担任警卫工作的陈长江曾经不只一次亲眼看到宪法起草小组成员走进那间大平房开会。多年的警卫纪律使陈长江养成了一种习惯:不该知道的秘密不问。那些人和主席具体在讨论些什么,陈长江不清楚,不过他知道他们在讨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尽管没有想到是在制定新中国自己的第一部宪法。
直到有一天,陈长江看到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场所里堆满了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等国的宪法。这些宪法都被专门翻译为中文而排印出来。这时,陈长江才想起《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原来他们来杭州是在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些外国宪法文本应该就是供起草小组的成员们参考用的。
陈长江的猜测很对。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进步的,有反动的。毛泽东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
宪法起草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1954年1月9日开始,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了,虽然比原计划推迟了半个来月,但是也只用了不到40天的时间。期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宪法研究小组也来到了杭州。起草小组还聘请了周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为语文顾问。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6日完成“三读稿”。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田家英在其中承担了很多具体工作和直接修改工作,经常彻夜不眠,甚至累得吐血。
宪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遵守
毛泽东这次到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毛泽东的午饭是在夜里,晚饭是在早晨,每天的饮食也很简单:每餐一小碗饭、一个馒头、一盘辣椒、一盘青菜、一碟肉和一小碗汤,不准多做。
在杭州期间,除了起草宪法,毛泽东还专门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介绍了中共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在杭州每天坚持爬山,几乎走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陈长江注意到,浙江省军区警卫处的同志在此期间也参与了部分警卫工作。
在毛泽东的住处刘庄附近,有座不高的山——丁家山。初到杭州,毛泽东就乘兴登上这座小山,并对跟随的陈长江等工作人员说,他要每天坚持爬山。从这以后,果然是风雨无阻,天天爬山。天气好,起得早,就爬高一点儿的山;遇到下雨,或是起得迟了,就爬小山。毛泽东曾宣布一条“纪律”: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陈长江等陪同毛泽东爬过桃花岭、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还爬过南高峰、北高峰、雷峰塔、六和塔、凤凰山、炮台山、狮峰、天竺山以及莫干山等。毛泽东往往中午12点左右起床,吃点儿东西就去爬山。
1月25日,杨尚昆坐飞机带来四中全会的一些文件草案。毛泽东与杨尚昆、陈伯达等人商改,29日,杨尚昆又带上审定的文件飞回北京。这天,毛泽东决定爬五云山,陈长江等一行人陪同而上。摄影记者侯波紧跟在毛泽东后面,两人聊起了《红楼梦》。毛泽东要求侯波好好读读此书,要看三遍五遍。侯波说:“主席,我一遍还没看完呢。”毛泽东告诉她:“《红楼梦》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读懂它,就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了。”
在五云山上,毛泽东俯瞰江南美景,“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叶子龙问他什么时候回北京,毛泽东却所答非所问:“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宪法草案三读稿通过后,毛泽东的心情轻松了许多。3月2日,他登上了玉皇山顶。参观完山顶的福星观后,他信步走到一高处,伫立四望,右面是妩媚妖娆的西湖,左面是波澜壮阔的钱塘江,杭州城尽收眼底。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
从山上下来时,毛泽东并没有走蜿蜒的小路,却径直踏着杂草向灌木丛生的野草地走去。走在前面探路的陈长江发现无路可走,就说:“主席,前边没有路了。”这时,罗瑞卿建议道:“主席,我们往回走吧。”毛泽东手一摆,不满意地说:“往前走,没有路我们可以走出路来,路是人走出来的嘛!”说着,他就钻进了一片树林。
杭州之行,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此,这里成了他经常驻足的地方,据说主席曾先后到过这里40余次。
3月初,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专门就宪法草案在文字上的特点作了说明:“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拿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
第一部宪法最终诞生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经过历时80多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的条件已经成熟。
当年,中央从人民大学及其他单位抽调一部分懂法律专业的同志临时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有幸入选。接受笔者专访时,已是著名宪法学家的许崇德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个小青年,才20多岁,我是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员参加这项工作的,那时是田家英同志在高校点兵找去帮忙的。”从小身经战乱、吃尽国穷民弱苦头的许崇德,深知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大法的重要性。虽然只是从事辅助性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给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材料,并提供相关资料,还整理了征求意见、全民讨论送来的讨论材料和意见,但他经历了宪法起草的全过程。老人自谦地说:“自己只是做下手。”
据悉,当年历时81天,共召开正式会议7次,全国政协、各地方、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武装部队等组织了各方面人士8000多人参加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5900多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两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两个多月里,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他们热烈拥护,又提出110多万条修改或补充意见。讨论中提出的意见,都由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上报中央。许崇德回忆说:“1954年是特大洪灾。所以交通中断了,大水冲掉了公路、铁路,当时的讨论意见稿用飞机运送到北京来,那真是感动人。”
8月4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给中央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接到这份电报,立即送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批示:“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在全民讨论中,还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也被毛泽东拒绝了。
经过全国性大讨论,宪法草案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这年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当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5天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在外值勤的陈长江听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陈长江看来,新中国的这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警卫工作也曾与“五四”宪法结缘,他说这是自己一辈子的自豪。但他记得,宪法通过之后,为了纪念这一盛事,当年很多人给孩子起名叫“宪法”,一时之间,“李宪法”“王宪法”遍及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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