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史上不应遗忘的三位功臣：一大在谁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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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党史上不应遗忘的三位功臣：一大在谁家召开　



核心提示：长期以来，提起建党史，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等人在建党中的作用和贡献了解甚少。
        　　
        　　7月1日又将迎来党的生日。长期以来，提起建党史，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等人在建党中的作用和贡献了解甚少。

        

        　　谭平山：与李大钊陈独秀齐名

        　　谭平山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转入国民党，并被选为广东省参议员。在中共的早期党员中，他最早提出政党问题并阐述了政党内涵。　1920年，谭平山与陈独秀等联络，在粤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广州共产党支部建立时，谭平山成为首任书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他因事未能出席而让陈公博做代表赴沪。1922年“五一”节，他发动广州10万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本人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当时，中共党内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陈(独秀)”之说。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谭平山因有同盟会员资格、是广东名流并有共产党推荐等多重优势，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1927年夏，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被迫流落港澳。在此期间，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将谭平山直接开除党籍。后来，周恩来曾回忆说：“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
        　　此后，谭平山发起组织第三党，1948年初参与创建民革。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
        　　
        　　　李季：翻译作品影响毛泽东
        　　李季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20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主要埋头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就是他翻译的。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季遭遇了社会主义思潮。为弄清楚风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来龙去脉，他开始着手翻译《社会主义史》。在社会主义知识荒的当时，《社会主义史》在勾勒社会主义发展史方面功不可没。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在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等书之后，“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足以表明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在当时的震撼力。

        

        　　党的一大召开时，李季因忙于办理出国留学事务未能参加。1922年，李季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赴苏联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已回国的李季参加了托派组织，1929年被开除党籍。1950年，李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检讨了自己托派的错误。
        　　李季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1967年2月在上海去世。


        　　李书城：中共一大在他家召开
        　　李书城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反清将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驱、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元戎。建党之初，李书城毫不犹豫地将寓所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他的弟弟、上海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汉俊，就是以李公馆为中心向国内传输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李书城则以举家之财力支持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

        　在李书城对于中共早期组织种种掩护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问题。通常说法是：1921年7月30日晚，一陌生人冲进法租界李书城寓所——中共一大会场，随即匆匆离去。十几分钟后，一批法国巡捕和中国密探搜查了这所房子，这时会议代表已安全撤离，两天后在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议。

        

        　　当年，法租界警察确实搜查了中共一大会场，但只是履行了搜查程序，而对于至关紧要的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卧室均未作任何搜查，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巡捕走后即至李家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李汉俊当时向他这样讲：“巡捕们搜查得很马虎，写字台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来得及收检，他们竟没有发现。”当时倘若没有李书城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书城之侄李声簧(中共党员)与他建立联系。1948年，李书城敦促白崇禧与中共和谈，逼迫蒋介石下野，后赴湖南劝说老学弟程潜起义，给予蒋介石、白崇禧之流以有力打击。并且，他还秘密前往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了关于和平解放湖北的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李书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1965年病逝于北京。


        　　　李大钊被绞杀 张作霖称他是俄国人的奸细

        　　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

        　　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工作。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

        　　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
        　　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对李大钊的死，还不敢妄下结论。
        　　　绞刑台上李大钊竟被绞杀了三次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
        　　1927年4月6日清晨，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将李大钊、妻子赵纫兰以及两个女儿逮捕。抓捕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伏案办公。
        　　狱中，李大钊度过22天。
                　　
    1927年4月28日，是这座古城刻骨铭心的一个日子。当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被四辆军车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身着棉袍，淡定自然地在镜头前留下了最后的一张照片：头发剃去了，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眉，两眼目光和悦，脸上泰然自若，宛如平日。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绞刑架，泛着恐怖的冷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从未使用过的刑具。这座绞架是清朝末年统治者从国外买来的;买来，却不会使用。此刻，张作霖要用它残杀革命志士。

        　　这是令人窒息的历史瞬间：行刑开始了, 李大钊第一个从容地走上绞刑台。执刑者为了延长他的痛苦，特别使用了“三绞处决”法。执刑吏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架子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看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拖出，围绕行刑台走了一圈，又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一共绞杀了三次，施刑长达28分钟之久……
        　　时年，李大钊38岁。有人回忆，李大钊牺牲后，脖颈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李大钊为主义、为信仰而坦然赴死，感动了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令人欣慰的是，当年李大钊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已经在中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