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是谁力挽狂澜带头投票，力挺毛主席指挥红军？

高山

遵义会议上，是谁力挽狂澜带头投票，力挺毛主席指挥红军？                                                                      2025-07-07 18:34                                        

发布于：天津市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毛主席满怀感慨地回忆道：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极其深远。然而大家要明白，如果没有洛甫和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清醒出来，遵义会议根本不可能成功召开。虽然同志们把功劳都记在我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位的贡献。”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正是这次会议坚定了毛主席的领导核心地位。  
然而，王稼祥在这其中的关键作用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若不是王稼祥在会议上投下那至关重要的一票，历史的进程或许将截然不同。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王稼祥的一票能改变整个局势，挽救岌岌可危的革命大局？  

时光倒回到1935年，当时王稼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他曾在苏联留学整整五年，在党内颇具影响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刚回国时，王稼祥并不完全赞同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但到了遵义会议，他却摒弃了之前的错误认识，转而支持毛主席。  
这种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王稼祥一直是个善于反思并能修正自身错误的人。  

回国初期，他也曾深受教条主义影响。  
但随着时间推移，王稼祥愈发意识到，用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来管理红军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与苏联截然不同。  
因此，早在1931年，他便主动请求调往离革命前线更近的岗位，亲身体验和考察实际情况，以便找到合适的革命道路。  
正是在这一年，王稼祥开始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逐渐熟络起来。  
彼时，毛主席被党内许多人视为“激进派”，他的许多提议因过于前卫而难以被理解，党内不少同志对他的战略抱有怀疑。  

这种分歧导致决策迟缓，严重影响了红军的内部管理和战斗效率。  
不久后，王稼祥调任，便遇上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敌军势如破竹，来势凶猛。  
虽然第一次反围剿我们获胜，但敌人日益壮大，必须寻求更有效的战略应对。  
在开战前的会议中，讨论陷入激烈争执。  
毛主席坚持自己的战术思路：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利用地形打击敌军。  
当时，王稼祥虽无言表态，内心却隐隐觉得毛主席的方案极有可能正确。  
然而党内的左倾思潮极为强烈，毛主席的方案在执行中频频受阻。  

幸运的是，毛主席坚持不懈，依托他的指挥思想，第二、三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两次胜利坚定了王稼祥转变思路、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第三次反围剿成功后，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我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动路线，必须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但同他观点一致者寥寥无几。  
相反，党内左倾情绪加剧，不少人认为毛主席过于激进，主张剥夺他前线指挥权。  
然而，一旦指挥权动摇，整个军队的命运难以预料。更何况，谁的军事才能能比毛主席更高明？  
王稼祥深知此刻必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他不顾反对声浪，坚定支持毛主席，发自肺腑地说：“多次反围剿战争证明，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正确有效。面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围剿，我们应继续让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指挥部。大敌当前，不可轻易更换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表态令全场震惊。  
作为一个“苏联派”的干部，他本应持批评态度，却在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一边，为其“雪中送炭”，令毛泽东深受感动。  
遗憾的是，这番仗义支持未能改变大多数人的看法。  
最终，毛主席被迫暂时退居二线。  
王稼祥内心痛苦，经过长时间相处，他深信毛主席定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但若毛主席得不到足够支持，革命前途堪忧。  
王稼祥坚决认为，绝不能让毛主席彻底离开一线指挥岗位。  
幸而，王稼祥和周恩来等毛主席的拥护者在党内仍有一定影响力。  
第四次反围剿时，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指挥策略，最终赢得了胜利。  

战前，王稼祥特意拜访毛主席，细致交流作战意见。  
两人长谈之下，英雄惜英雄，王稼祥越发佩服毛主席才干，坚定追随其领导。  
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亲临前线指挥时不幸负伤，身中数弹，被送回后方疗养。  
这段期间，他与毛主席有了更多相处机会，彼此思想交流频繁，结下深厚友谊。  
然而，更严峻的挑战接踵而至。  
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大围剿。  

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召开前，指挥权仍未回归毛主席，导致连番战败，尤其是过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达一半。  
惨痛教训促使红军内部反思，意识到必须彻底改革。  
此时，毛主席与王稼祥的意见完全一致。  
他们主张向贵州方向突破，因敌军部署薄弱，前景尚存希望；而盲目北上，则可能在未到目的地前就被消灭。  
负责指挥的李德和博古仍沉迷苏联式教条主义，战略眼光短浅。  
实战中，此类策略根本不适用，再让他们执掌大权，局势只会更糟。  
红军内部思想激烈碰撞，争论不断。  
王稼祥认为必须坐下来好好商讨，并全力争取毛主席支持，促使指挥权归还给毛主席。  
经过深思熟虑，他首先找到中央政治局书记张闻天。  

王稼祥打算先争取张闻天支持，再联合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战略方向及指挥权归属。  
张闻天一直较为中立，但王稼祥相信他是通情达理的，在当前紧迫形势下，必须做出明智决断。  
果然，在王稼祥、张闻天与毛主席三人深度会谈后，张闻天初步认同毛主席主张，支持召开会议明确战略。  
1934年，红军在宁都召开会议。  
毛主席首次提出向贵州进军的战略目标，王稼祥、周恩来等纷纷响应。  
虽然指挥权尚未完全回归毛主席，但博古和李德未明确反对。  
显然，在危机逼近下，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暂时采纳毛主席方案。  
这次会议为红军摆脱危局、确定前进方向奠定了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博古又起争执，主张继续北上与贺龙部会师。  
王稼祥忧心忡忡，若采纳博古建议，之前努力将付诸东流，红军将陷入歧途。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县城。  

王稼祥等人认为，必须在此召开会议，明确指挥权归属，否则内部消耗将屡屡上演，甚至比敌人围剿更危险。  
王稼祥是推动遵义会议召开的关键人物。  
察觉危机后，他全力组织协调，终于促成会议召开。  
当时，他身体仍虚弱，但不顾病痛，坚决要把会议办好，因为这关系红军的未来。  
会议伊始，气氛紧张，争论激烈，难以达成共识。  
直到毛主席起身发言。  
为此次会议，毛主席准备充分，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详述战略分析。  

他公开批评博古等人在第五次围剿中的失误，强调必须迅速纠正，否则革命成果将付诸东流。  

发言结束后，会场陷入沉默，因博古为最高指挥官，众人难以当面反对。  
此时，王稼祥意识到自己必须挺身而出。  
沉默片刻，他站起身，坚决发言：“中国红军和革命战争，只有由像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革命家领导，才能获得胜利。”  
他总结过去失败与成功的经验，反复劝说大家重新考虑指挥权归属。  
王稼祥的发言极大激励了会场气氛。  
许多人早已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失望，但缺乏信心。  
现在，王稼祥与毛主席的坦诚阐述，令众人明确了方向。  
最终，决定暂时撤销李德、博古的指挥权，重新投票决定最高指挥官。  
王稼祥率先投票支持毛主席，随后多人跟进。  
遵义会议最终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的领导地位。  
若无此会议，红军将继续陷入混乱。  
在敌人大规模进攻下，缺乏明确方向的红军极其脆弱，过湘江战役惨痛教训尤为显著。  
遵义会议后，红军战斗力明显提升，毛主席卓越指挥下，红军以有限兵力突破层层封锁，最终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成为长征的转折点，而会议的成功，离不开王稼祥的关键努力。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了重要的三人决策小组。  
然而，时光流逝，长征胜利后，王稼祥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这又是为何？  
一个重要原因是王稼祥为人低调。  
尽管他在遵义会议中立下汗马功劳，但他极少提及此事。  

外界对他的印象更多是沉默寡言，默默工作，鲜少炫耀功绩，导致许多人未能真正认识他。  
此外，他的身体状况也限制了他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次反围剿时受伤严重，医生回忆他腹部溃烂，肠子外露，蛔虫滋生，命悬一线。  

经过长时间抢救才得以幸存，但后遗症困扰终生。  
起初，博古甚至不愿让他参加长征，幸得中央政治局多位同志坚持，愿用担架抬着他上路。  
漫长的行军极大消耗了他本已脆弱的身体，再加上不断为毛主席争取指挥权，身心俱疲。  
长征结束后，王稼祥健康急剧恶化，只能退居二线，长期疗养。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他甚至落选中央委员。  
因为许多人对这位退居二线多年的老同志了解甚少。  
正因如此，毛主席在七大上才满怀感情地谈及他当年的贡献。  
无论身在何职，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挚友。  
当时，因健康恶化，王稼祥赴苏联疗养，直至1947年才回国。  
1949年，他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并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为中苏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人对王稼祥深感惋惜，若非身体羁绊，以他的智慧和才干，定能成就更大事业。  

但王稼祥一贯乐观坦然，从不居功自傲。  
即使被世人逐渐淡忘，他也未曾怨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牢记入党誓言，所有选择皆为国家与人民利益。  
毫无疑问，王稼祥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当我们回忆遵义会议和那段惊心动魄的长征岁月时，不应忘记他为革命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