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走了，享年103岁

紫蝶

“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走了，享年103岁                    2025-07-14 09:40                                
       发布于：天津市
   
       1848年，年仅30岁的英国才女艾米莉·勃朗特离开了人世。她短暂的一生中，仅创作了一部小说《呼啸山庄》，这部唯一的作品却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55年，中国著名翻译家杨苡将这部作品首次译成中文。  
“那晚，风雨交加，狂风呼啸穿过旷野，雨点敲击着窗玻璃，仿佛是凯瑟琳在哭泣。我仿佛置身于约克郡荒野那座阴森古宅，情不自禁地念起了‘Wuthering Heights’，灵感如同骤然降临的闪电！”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杨苡挥笔写下了“呼啸山庄”这四个字。此后，这个译名成为国内出版《Wuthering Heights》的标准译名，而杨苡的译本，也至今被无数读者奉为经典中的经典。  

2023年1月27日晚，享年103岁的杨苡结束了她饱经风霜的一生。  
她亲历了中国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用自己口述的自传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她的生命：“时代不是我的背景，我的人生就是时代的缩影。”  
2021年5月8日，纪录片《九零后》在昆明举行首映礼。  

这部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纪录片被称为“九零后”，是因为导演徐蓓采访的16位专家学者中，平均年龄超过96岁，他们曾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里矢志报国的进步青年。  
在采访杨苡时，她正握着一个小巧的音乐播放器，专注地聆听1939年发行、奥斯卡获奖影片《翠堤春晓》中的插曲。  
“这是我的小确幸！你也想听听吗？”  
白发苍苍的她依然如少女般清澈，和徐蓓亲切打招呼。  

感受到这份温暖，徐蓓决定临时多拍一场，记录杨苡静坐聆听那首歌的画面。后来，这首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成为了《九零后》的英文片名。  

在这温馨怀旧的旋律中，杨苡回忆起她在西南联大的岁月：  
“人生中会遇见无数的人和事。到了我这个年纪，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变迁，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但有太多的人值得怀念，也有无数故事想要诉说。”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她的祖辈中有四位在晚清时考取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和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  
同龄人羡慕她优越的家庭环境，但杨苡自己却觉得命运多舛。  

这主要源于父亲在她出生仅两个月后便去世，加之家族虽显赫，却深受封建礼教束缚。  

她清晰地记得，父亲去世后，母亲作为家中二姨太，曾被姑妈要求殉节。  
但母亲有主见，绝非顺从的封建女性：“我为什么要死？我有三个孩子要养大。老爷嘱咐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母亲说到做到，她把儿子杨宪益送去英国留学，大女儿杨敏如则进入名校燕京大学。  
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合译了百余种著作，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敏如拜师顾随，成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而对于小女儿杨苡，母亲更是悉心教导。  
1935年，16岁的杨苡正读天津中西女校。那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校内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  
因她出身贵族，家人担忧安全，禁止她参与游行。  
当时，她最亲爱的哥哥和姐姐都远在他乡，孤独的杨苡只能独自待在家中。闲暇时，她翻阅起巴金的《家》。  
彼时的巴金凭借“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深受青年推崇。  
读完这部启蒙之作后，杨苡感同身受，觉得小说中的高家与她的杨家极为相似。  
激动之余，她写信给巴金。巴金读信后感动落泪：“先生，你也深陷相似的命运。”  
作为晚清遗老，巴金经历时代巨变和家族枷锁，他没料到一位年轻女学生也会有同样的感触。  

他在信中劝她向前看，多读书，相信未来总是美好的。  
自此，两人开始书信往来，巴金成为杨苡的文学和人生导师。  
1937年，杨苡保送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  
民族危亡之际，华北大地“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战火中，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临时大学，辗转迁至昆明，史称“西南联大”。  
杨苡未能入南开，匆忙踏上流亡求学之路，从天津辗转上海、香港、越南，最终抵达昆明。途中，她与同伴们在轮船和车厢里高唱《松花江上》。  
抵昆明后，尽管相对安宁，但敌机常常盘旋头顶，轰炸声、爆炸声与哭喊声交织，营造出战争的阴影。  
然而她回忆的，却是战时那些细微温馨的瞬间：“热水瓶倒在地上，奇怪的是碗里的鸡蛋没有翻倒，竟然静静地坐着。”  

那个年代，西南联大培养了许多后来中国历史上的巨匠，群星闪耀。杨苡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和精神滋养。  

沈从文住在同一院子里，她很敬佩这位富家女舍弃优渥生活的勇气。  
有时，若她家灯光熄灭早，第二天早上沈从文会善意提醒：“杨小姐，要努力读书。”  
他还建议她改学外语系：“你学了十年英语，继续学中文系那些线装书反而束缚你。”  
沈从文借给她许多翻译书籍，说将来她也能做翻译。  
于是，杨苡转入外文系。  
大二那个暑假，她与学长赵瑞蕻结婚。  
在她的回忆中，赵瑞蕻是个生动而丰富的人物：“热爱生活，从小痴迷《爱的教育》，立志为理想奋斗一生；被朋友戏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幻想家；在课堂上滔滔不绝，愿为年轻人倾囊相授；又是不顾书价，进书店就被书架吸引的书痴。”  
生下大女儿后，应母亲要求，她到重庆中央大学借读。  
1942年6月，巴金寄信鼓励她：“人不应只靠感情生活，女人也不例外。把精神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之花绽放于事业，也是美丽的。”  
一次在中央大学图书馆，她读到一本名为Wuthering Heights的书，惊喜发现这正是她少女时代读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  
那爱恨交织的故事再次触动她心弦。受丈夫赵瑞蕻翻译司汤达《红与黑》的影响，她萌生了翻译的念头。  

1943年底，巴金在信中鼓励她：“有空时，最好认真翻译一本书，无论海明威还是别的。不要急，一周几百字、几千字都好，慢工出细活，只有慢才可以细致传达原意。”  
1946年，杨苡全家迁至南京，她进入国立编译馆，与哥哥杨宪益的翻译委员会共事。  
1950年代初，巴金看过她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评价：“感觉你有点草率，本来可以译得更好。”  

从此，杨苡立志让自己的译文严谨细致，力求读者易懂，且能经得起原文考验。  

1953年，丈夫赵瑞蕻赴德国访问，她独自带孩子住在一间破旧房屋，窗外荒草丛生。  
她再次忆起巴金的叮嘱，开始着手翻译《Wuthering Heights》。梁实秋的译名“咆哮山庄”令她觉得“滑稽”，毕竟没人会称自己住的房子为“咆哮”。  
哥哥杨宪益见状，笑着挑衅她：“有本事你来译！”  
她一直崇拜哥哥，得此鼓励，更加踌躇满志。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激发了她灵感，她最终将书名定为《呼啸山庄》，无论从音译还是意译角度，都十分贴切。  
兴奋之余，她告诉了巴金。巴金回信说：“你要译这书，我很高兴。你可以驾驭中文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  
两年后，《呼啸山庄》出版，艾米莉·勃朗特的杰作正式进入中国读者视野。  

杨苡的译本独步译坛，被誉为“无可撼动的经典”，深受读者喜爱。  
不过，这部译作直到198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那时她已61岁。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苡屡遭批判，多年“靠边站”，一度认为《呼啸山庄》将彻底消失无人问津。  

她记得哥哥杨宪益的译作被残忍毁坏，墨汁泼洒在他的衬衫上，甚至被迫亲手烧掉自己辛苦翻译的书籍。  
她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