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杭州史：环湖诸山，古迹存焉

甲丁

山中的杭州史：环湖诸山，古迹存焉

澎湃新闻
2022年09月14日 07:36:46 来自上海市
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华，首先在于山，环湖诸山之中，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本文作者从考古角度以杭州的山为切入，勾勒数千年来杭州置城的历史。
江山湖海，四大自然因素，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华，首先在于山，毕竟江海流动不居，而几度夕阳，青山依旧，环湖诸山之中，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
一
老和山遗址，顾名思义，位于老和山脚下的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遗址发现于1936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同年5月31日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和西湖博物馆做了为时一天的清理，具体成果，不甚了了，但有个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参加发掘工作后，深受鼓舞和启发，稍后在他的家乡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的良渚文化遗址。
1953年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华东文物工作队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原西湖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除了大量汉六朝至宋元时期的墓葬，也出土数量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据参加发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忆，工作在三伏骄阳下进行，“既有马家浜文化的遗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 （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最早正式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兴奋的年轻人有无穷的好奇心。
如今我们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以余杭瓶窑“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古国，开创了辉煌的古文明，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区附近，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荡等零星地点存在边缘性的同期聚落。
也许可以把良渚古城视为杭州的前身，1977年苏秉琦在良渚说过一段高屋建瓴的话：“我本来想说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回顾40多年前的谈话，我由衷感佩苏公纵横捭阖的历史地理视野，在历史长河中，城市中心的发展确实是流动的。但如果缩小视野，就今日杭州主城区范围而言，那么，老和山脚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

今天的西湖全景（徐超摄）
二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发现过杭州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两汉墓地，有座西汉墓葬出土“朱乐昌”铜印，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可能是个等级不低的武官（蒋赞初《杭州老和山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朱伯谦《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从老和山、玉泉、岳坟一带的汉六朝墓葬，并结合此前的先秦遗址，可以认定这里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学者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华东《钱唐故址考辨》）。
会稽郡钱唐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境内推行的首批郡县，更是杭州的直接源头。秦代钱唐县治位于灵隐山一线，既有南朝钱唐县令刘真道《钱唐记》“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地犹存”的文献记录，又有考古发现的佐证，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今日之杭州城区曾为江海故道，邻近大江，地下水苦恶，唐代以前的江干滩涂平地不宜人居，只有高度适中的山麓台地，有山泉可饮，又不为洪水所淹，适合形成聚落，继而发展为县治级别的城市。
灵隐至岳坟一线的西湖北山就是这种好地方，除老和山遗址外，岳坟外宾馆工地（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据说也发现过史前至汉代遗物（王士伦《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在商周时期，杭州只有零星且较低级别的遗迹和遗物，论社会发展的程度，依然落后于北部的余杭区，像余杭潘桥镇小古城遗址这种规格的马桥文化（约当中原夏商时期）聚落、余杭镇近十年内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战国至西汉早期墓地，在杭州城区迄今未见。
先秦时期，最靠近杭州城区的考古大发现，出现于半山一带。1990年，半山石塘村两座战国贵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尽管被盗，依然出有30多件原始瓷乐器，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堪称国宝。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应是本地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这位长官最大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县官；既然县官葬于半山，县治也应在附近（杜正贤《钱唐故址新探》）。这是什么县呢？应该是楚国灭越后在钱塘江北岸设置的无名之“县”，作为楚国故县，为秦朝承袭并取名为钱唐县。这是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新发现的合理推测，至于秦置钱唐县治为何从半山迁移到灵隐山下，那就无法进一步揣测了。
三
据刘真道《钱塘记》载“防海大塘在（钱唐）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东汉有个名叫华信的人，在钱唐县东约一里的地方修筑过防御钱塘江的海塘。
华信立海塘，作为西湖以东至钱塘江之间陆地开发进程中的里程碑，是杭州城市发展史的大事件。华信海塘必在今城区范围内，主流观点认为即今杭州中山路。一里，约今四五百米，距离甚近。如果钱唐县治在西湖以西的灵隐山或老和山，到中山路的距离绝不止此数，所以，大家相信此时的钱唐县治已从灵隐迁到了宝石山东麓。宝石山东至中山路的距离，约一里许。
学者所据主要只是“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这句话。先由唐宋时期钱唐县治位于西湖东北的事实，推断钱唐县治先从灵隐迁至宝石山东麓，再以此推定华信海塘即今中山路，再以中山路反过来坐实县治在宝石山东麓。如果缺乏考古实证，在逻辑上，是个死循环，但它符合杭州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事实，因为隋唐钱塘县治确实在今宝石山东麓一带，由后代的事实，反推县治必曾有从山中搬出的过程，那次搬迁活动就发生在华信立海塘前后，逻辑自洽，合情合理。

在天竺山俯瞰上天竺（法喜寺）宝石山东麓一带，今天是一马平川，历史上则多连绵起伏的山丘，杭州少年宫（即原昭庆寺）后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间有一些小山，名叫弥陀山，旧称霍山，也称武林山（附近的杭城北门武林门，由此得名）。霍山不高，但地位尊崇，号称杭城诸山之祖，东汉以后的钱唐县治即在此附近。
说来奇怪，四五百年的县治所在，竟然连一点重要的考古遗迹也无。据说，民国初，“宝石山畔有毁掘坟墓者，初为近人之墓，其下乃有宋人之墓，再下乃有晋人之墓，千百年间堆积如此”（钟毓龙《说杭州·说陆地》）。网络和民间口碑中倒有许多线索，从弥陀山至六公园附近的都锦生织锦厂、望湖宾馆一带，历年来发现过东汉水井、汉晋砖瓦和青瓷器等文物（林盈盈、林华东《再论秦汉钱唐县故址地望》），但从未有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刊布，聊备一说而已，真相只能期待将来的地下发现了。

灵隐寺后山散落的宋明时期的石像生秦汉六朝时期的杭州，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称为“山中小县时代”。杭州早期历史可以视为一部山地聚落的变迁史，先是由北至南，从余杭到杭州，继而自西而东，从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东的低山丘陵。

将台山排衙石环湖诸山中，将台山顶的排衙石和飞来峰山顶的莲花峰，应该是分布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两个地点，因为前者邻近凤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后者的灵竺山水从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和热门景区。至于其他更高更偏远的山峰，例如十里琅珰、石人岭、天门山等地，对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而言，路途实在艰难，则为白居易、苏东坡的足迹所未及。清代曾有一种说法，秦钱唐县治在粟山（石人岭），但那里山高路遥，在唐宋乃至近代，尚属荒僻，不宜人居，作为秦汉时期的县治是没有可能的。
四
隋唐五代时期的杭州，谭其骧称为“江干大郡时代”。江干最重要的地点，曰柳浦。柳浦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北岸，与对岸的西陵（今萧山西兴）隔江相望，是跨越钱塘江的津渡要地。
隋开皇九年（589），隋平陈后，废郡设州，杭州之名正式在历史上出现。两年后，在柳浦之西的凤凰山东麓建成州治。这座“周围九里”的小城，即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子城，后来的南宋皇城。
凤凰山之名，听着普通，其实是一座高峻的石灰岩质的山峰，论宜居程度，未必胜过宝石山东麓。依山建城，主要出于战略考虑，因为占据柳浦渡及其附近的制高点，就等于扼住了两浙之间的咽喉。
白居易《余杭形胜》诗云：“余杭形胜天下无，州枕青山县枕湖”。唐代的杭州，南为江干凤凰山麓的州城（子城），北有宝石山麓的钱唐县城，浙江大学历史系陈志坚教授的著作《州枕青山县枕湖——杭州城址变迁史话》，以此句为书名，可谓醒豁。陈志坚说唐代的杭州是“州城”和“县城”两座小城并列的布局，上演一出“双城记”，直到长庆年间（821~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依然如此。陈志坚对南宋以前杭州城市历史的研究极其精彩，我于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隋唐时期的杭州州城与钱塘县城唐宋子城（南宋皇城）“周围九里”，规模不算小，千年以下，城墙、衙署、楼阁亭台，俱已无迹可寻，但馒头山一带尚有建筑基址埋于地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勘探到皇城遗址，保存尚可。子城最大的特征就是“依山筑城”，而凤凰山本是陡峭的山峰，山谷之间并无太多可供建设的平旷台地。2019年，我到皇城西侧考察圣果寺（南宋改为殿前司，岩壁间留有宋高宗“忠实”摩崖）遗址考古工地，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媛领队在此已发掘一年有余，令人大开眼界——今天的地面很高，触手可及“忠实”摩崖和吴越国十八罗汉造像，而吴越国时期的寺院台基已在距今地面5.72米深的地下，而隋唐时期的地面还埋在更深处呢。一千多年来，该地屡兴屡废，屡废屡兴，地面不断抬升，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比隋唐时期至少高出6米的地面上。

宋高宗赵构楷书“忠实”摩崖（图片来自网络）圣果寺遗址是凤凰山的一个缩影，有理由相信南宋皇城遗址的核心区，恐怕正是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来经过无数次的夯筑和兴废逐渐填筑、抬升起来的。凤凰山麓地表抬升的过程，就是杭州子城的发展过程。

南宋《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姜青青改绘）今人不见唐宋子城、南宋皇城的盛况，终究令人遗憾，但南宋宫廷绘画也许可以部分满足我们的想象力。马远《踏歌图》画面中段的云雾深处，若隐若现的松林，掩映着宏伟的建筑群，云雾边缘的一堵城墙，美术史家一般认为是南宋皇城的某个场景。马麟《楼台夜月图》、马远《雕台望云图》等团扇小品，山石、楼阁、树木、空旷的天空，画家笔下的景物，可能也是南宋皇城的一角。

马远《踏歌图》也许读者会说，南宋画家惯用“斧劈皴”技法表现的山峰，太过峻峭、奇崛、突兀，不像人们惯常想象中的江南秀丽山水。但如果我们曾经取道八蟠岭，直趋山顶，一定会感慨凤凰山的峻峭，并折服于南宋画家在写实基础之上的概括与升华的艺术表现力。
凤凰山是神奇的。浙南山区真实的大山，不如她灵动，浙北水乡雕琢的假山，不及她自然。如果说有不足之处，就是石灰岩山区，雨水多，云雾多，南渡的北方权贵不适应，把杭州说成“卑湿之地”，南宋皇子多夭折，据说与山中的潮湿环境有关。但凤凰山绝不卑矮，大凡研读南宋宫廷画并且实地攀登过凤凰山（凤山）、玉皇山（龙山）的人知道，这是一组奇崛的山脉，夏圭、马远笔下的烟雾弥漫的山水景观，不正是湖山的写照么。
五
唐代南北双城之间的腹地，即今杭州主城区，由于远离山麓，迫近钱塘江，饮水很成问题。直到唐建中年间（780~783）刺史李泌开六井，导西湖水入城后，“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
公元893年，割据两浙的钱镠修筑大城（罗城），将子城、钱唐县城和“主城区”包罗在内。杭州筑城的过程，是先完成两头，再连接中间，故而呈现为南北两头粗、中间略细的腰鼓状，故称“腰鼓城”。910年，钱镠在东城墙外修筑起捍海塘，从此海潮不犯城内。经过钱氏吴越国近百年的经营，这座腰鼓城终于一跃而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并在南宋临安城时期臻于鼎盛。

飞来峰吴越国时期的西方三圣造像

在西湖野山中寻访摩崖题记随着西湖以东的主城区人口日繁和高度发展，凤凰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元灭南宋后，拆毁城墙，皇城亦遭毁弃，元末重建杭州城时，竟将隋唐以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沦为城市边缘。自五代吴越国以来，城区逐渐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但由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特性，唐宋以来的城市遗迹深埋地下，南宋临安城遗址普遍埋于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深处。在今天的主城区很难见到早期的古迹，真正的唐宋遗物，例如慈云岭、烟霞洞、石屋洞、九曜山的吴越国佛教造像，南屏山、飞来峰、排衙石的两宋摩崖题记，则深藏环湖诸山之中。且往山中行，山中才有好风景。
六
自从凤凰山被割弃于城外，吴山遂为明清杭州城内唯一的山。吴山是篇大文章，这里只说瑞石洞的奇石，常来吴山的人，注定会喜欢此地的石头。
与凤凰山、飞来峰一样，吴山也是典型的石灰岩山体，陆游《西湖春游》“灵隐前，天竺后，鬼削神剜作岩岫”，张岱《西湖梦寻》形容飞来峰“棱层剔透，嵌空玲珑，是米颠袖中一块奇石”，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吴山瑞石洞。不同的是，灵竺是唐宋的热门景区，而紫阳山（吴山的一部分）瑞石洞一带，邻近南宋太庙，是为朝廷禁地，宋宁宗朝权臣韩侂胄也曾在此附近建造阅古堂等私家府邸，一般平民想必无缘欣赏这里的奇峰异石。
宋元鼎革后，此地逐渐开放，周密《癸辛杂识》说他从青衣洞的阅古泉，走到瑞石洞，看过月波池、飞来石，天色向晚，据说山中有虎，就不敢继续向前走了。莫非宋元之交的吴山，果真荒凉如此？元代诗人萨都剌《游吴山紫阳庵》诗：“天风吹我登鳌峰，大山小山石玲珑。赤霞日烘紫玛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飘绡云起穿石屋，石上凉风吹紫竹。挂冠何日赋《归来》，煮茗篝灯洞中宿”。瑞石洞奇石已是官员、文人士大夫的赏玩对象，并已有“紫玛瑙”“青芙蓉”等承袭至今的命名。
乾隆皇帝南巡，常来瑞石洞，并为“飞来石”题诗礼赞。我对瑞石洞的喜爱，不在灵隐飞来峰之下，因为这里的每一块奇石，翠壁、寿星、鳌峰、垂云、紫玛瑙、清芙蓉等等，均有贴切、典雅的命名，并在石头恰当的部位，镌刻上字体、大小、疏密、排布合宜的题名。题名与奇石，浑然一体，犹如《登徒子好色赋》形容佳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是那种传说中的分寸感恰好的完美。
我极赞赏奇石和题名所共同创造的审美范式。但瑞石洞的奇石题名，并无落款，年代不详，杭州文史工作者多据萨都剌《游吴山紫阳庵》诗把这组石刻系于元代。但萨都剌的题诗与石刻的年代并非一回事：或许在萨都剌以前，这些石头已具美名；口耳相传的美名，并不一定非要题刻在石头上不可，犹如吴山十二生肖石，每块石头都有老杭州耳熟能详的名字，但至今也未将它们镌刻其上。
无法判断年代的文物，就谈不上研究，更无法写文章，我每次到瑞石洞，都心存歉意。明万历三十一年（1583）浙江布政使范涞撰《紫阳庵碑记》，记录瑞石洞附近紫阳庵及奇石的形态和空间关系甚详，在西湖历代记文中，描述景物很少有如此明确而具体的。范涞对瑞石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了然于心。后来我在丁丙《武林坊巷志》中读到一条材料，才恍然大悟，范涞非但做过这篇文章，而且他就是奇石题名的作者，据清人姚靖《西湖志》：“万历三十一年，布政司史继宸、范涞建秀石堂、远览堂。……其山多胜迹，有采芝岩、载药圃、涤凡池、寻真路、成道树、松关、补衣石、青芙蓉、归云洞、天籁谷、三台石、紫阳亭、……瑞石洞、飞来石、龙窟、鳌峰、翡翠岩、垂云峰、月波池、蟾蜍石、蹲狮石、丹药灶、翠壁、迎真桥洞、朝元路、透天关诸胜。范公（范涞）悉为镌识，复撰《紫阳仙迹记》，绘其图景，并勒石空翠亭中，并诸名人诗石在焉。”（丁丙《武林坊巷志·丰下坊三·紫阳庵》）。这批奇石经其品题，名实之间的关系，就此固定下来，我们至今可以按图索骥，将名叫垂云峰、寿星石、橐驼峰的石头，逐一确指。奇石的定名，极形象；题名的书法，极宁静，体现了古人造景的匠心，赋予大自然以不朽的人文审美价值。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吴山奇石，是因为环湖诸山在我国园林史上的特殊意义。宋徽宗在汴京建造的艮岳，模拟凤凰山；宋高宗退居临安城内的德寿宫，其园林则模拟灵隐飞来峰和冷泉溪。凤凰山、吴山、飞来峰，是宋代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师法造化的范本，恐怕也是奠定当时园林“叠山理水”审美范式的灵感源泉之一。

凤凰山的月岩

月崖凤凰山圣果寺附近的月岩，中秋夜，圆月从奇石上空掠过，是南宋皇城内脍炙人口的赏月地点。明万历年间杭州才人高濂的《四时幽赏录·胜果寺月岩望月》是篇好文章：
胜（圣）果寺左，山有石壁削立，中穿一窦，圆若镜然。中秋月满，与隙相射，自窦中望之，光如合壁。秋时，当与诗朋酒友，赓和清赏，更听万壑江声，满空海色，自得一种世外玩月意味。左为故宋御教场，亲军护卫之所，大内要地，今作荒凉僻境矣！何如镜隙，阴晴常满，万古不亏，区区兴废，尽入此石目中，人世搬弄，窃为冷眼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