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进运动中，发生了什么，让周恩来三次向中央进行公开检讨？

华忠

反冒进运动中，发生了什么，让周恩来三次向中央进行公开检讨？                                                         2024-02-28 14:21                                            发布于：山东省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当时赶英超美的冒进情绪，使得当时的生产生活都忽视了正常的经济规律和建设要求，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其实，整个50年代的冒进情绪就一直比较高涨，尤其是在“反冒进”、“反反冒进”等运动的影响之下，中央盲目上马各种建设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最后以至于酿成了50年代末的悲剧。
周恩来当时作为国家的总理，就因为“反冒进”三次在大会上做公开检讨。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周恩来要进行三次公开检讨？

1955年，新中国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阶段。
在国际上，苏联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给中国带来了启发和压力，同时美国的核威胁和西方的封锁也迫使中国加快工业化的步伐。
在国内，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信心和热情。
因此，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的少数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利用国际和平时期，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改造，以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盲目地借鉴苏联的经验，忽视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水平，对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速度。他们把党内在农业上关于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主张要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发展的意见，当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
自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的经济领域开始了不少故意抬高指标、忽视综合平衡，只关注发展数量而忽视质量等一系列不良趋势。
在1956年，制定的《农业十七条》和《农业四十条》，这明显提前了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计划，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目标。
同时，各中央专业部门在“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呼声下，纷纷要求在8—12年任务规定的期限内提前3—5年完成。
这些过于急功近利的目标和要求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浪费，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

面对严峻的经济局势，负责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在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后，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的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是防止冒进。
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和陈云以其深思熟虑的领导风格，积极采取措施来遏制过度冒进的势头。
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深刻的洞察，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措施来确保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防止过分追求指标而忽视整体平衡。他们的举措旨在引导经济发展朝着稳健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失衡。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责任心，为调整国家经济走向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时间，周恩来召集了多次国务院会议，并且强调大家不要头脑发热，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可以只盯着经济指标。
可以说，周恩来在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中注意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主张实事求是、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超前意识。他在国务院会议和中央会议上多次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制止冒进，保证重点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支持。

然而，当时的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认为要利用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持不满态度，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的错误，是与他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批评反冒进，要求全党开展反反冒进的斗争，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八届二中全会成为一次全面反冒进的会议，这一决定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认为二中全会反冒进已经“到了高峰”。
因此，在会议的第15天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继续开展反冒进。

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公开批评。他发表讲话时表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毛泽东强调：“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各个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变得及其尖锐，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他认为自己作为纽带，应该团结好各方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面对毛泽东的批评，没有进行申辩和辩论，而是主动承担了责任，为了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检讨，表示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冒进情绪再次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据主导地位。
1958年正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标志着冒进的新高潮，伴随着一系列不合理的口号和指标，如“赶英超美”等。
这一时期，国家的方向明显偏离了理性的经济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大跃进的推行过程中，过分追求高指标和口号导致了严重的实际问题。
农村集体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建立，以及“大炼钢铁”等政策实施，都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这一时期，农田被过度开垦，粮食生产严重减少，而“四害”运动等措施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同时，为了达到夸张的产量目标，部分地方上报虚假数据，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恶化。

这场历史悲剧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人们面临饥荒、疾病、资源匮乏等严重问题，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
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也引发了对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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