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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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胄自述                                                            2025-07-06 20:02                                        

发布于：广东省
   

书画 | 篆刻 | 鉴藏 | 国学 | 人文 | 历史

来源 l《黄胄谈艺术》
作者l 黄胄
我的老家在河北蠡县梁家庄。我八岁以前都是在老家过的，童年的事直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小时候在村子里看大人玩狮子、踩高跷，到城隍庙里看那些说了假话要割鼻子、挖眼睛、下油锅的壁画，现在还历历在目。母亲经常给我讲故事，大部分都是告诫我要做善人、行善事。母亲说大枰买了小枰再去卖，沾人便宜都得不着好报；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我也相信有神有鬼。
大年三十晚上，街上放鞭炮、点火把，我们那儿叫“燎星”；把院子铺上秫秸秆，说是给祖先铺的路，请他们回来过年。小时候觉得过年是又严肃又神秘的事。每年过年就听大人祈祷，希望有个太平的一年。小时候也听说过义和团的故事，说我姥姥家有人参加过，而且被洋人杀了。还听说那些洋人强奸过我们农村的妇女，杀人无数，母亲说我们村西有个苇塘的水都染红了。因此我自小儿就对外国人没有好感，就恨传教士。他们传教，我们一帮小孩子就给他们扔石头、捣乱。
我的父亲在山西的旧军队工作，他叫梁建勋，不常回家，我只记得他只回来过一次。我们家地不多，但有父亲给家里寄点钱，在村里就算中等水平了，可在平时也不能吃白面，一年只能吃两次白面饺子，也不能经常吃肉，吃白面吃肉都是大事，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
我爷爷叫梁景峰，喜欢唱戏，每年都当村里的会首，打台子唱戏。我也特别爱看那些梆子啊、老调啊，大都是说因果报应的戏出。我虽然不懂，但对社会上的事我都有兴趣。除了爱看戏就是爱听书，听包公铡陈世美，连学都不想上了。姥姥家在二十里外的万安村，好像开中药铺，所以我母亲识字，喜欢给我讲二十四孝的故事，人家叫她女善人。

黄胄早年戏装速写，20世纪40年代早期
八岁后，我母亲领我和两个姐姐去找父亲。我们先到保定，看见有的地方有电灯，感觉特别新鲜。保定那时已经有了面包和啤酒，我母亲说洋人的东西不能吃，面包是馊的，啤酒和马尿一样。到街上正值军阀奉军撤退，散兵们到处抢掠，我母亲不让我出门上大街。到了山西找到父亲，把家安在临汾。父亲有些字画，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有名气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张画：亭子里面坐着一个老头子，俯首看一个小孩用竹杆在勾什么东西。母亲说，小孩是在勾一双鞋。另外我们家还挂着一张年画，是一个娃娃在切西瓜。母亲说，有户人家原来很穷，但很善；他们门外总有个孩子切西瓜卖，这家人觉得这孩子太热太累了，就帮助他；回去以后，他们桌子上总有一点钱，每次都是这样。有一天，这孩子走到他们家里来，他们想留住他，再看这个孩子一下就跳到画里去了。这种传说虽然是神话，但很美，代表着农民的一种希望。这类美好的故事，母亲给我讲得很多。所以我也就特别爱瞎画，书本上都是我画的画。11岁那年，我学骑自行车摔断了腿。母亲不让我上学了，让我躺着。我怎么能躺得住，我就更爱画画了。

黄胄（左）与堂哥梁斌（右）
双十日事变后要打仗了，父亲好像是个团副，总不在家，东跑西颠的。我仍然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有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不远处住着一个“推事”，现在的话就叫法官，一打雷他就让孩子和老婆把他围住，他钻在被子里打哆嗦。母亲说这推事准做过亏心事，怕雷公抓他；因此母亲要我从小就得做善事，即便将来做了官也要做清官。一次，在临汾的操场上挖出了钱和罐子，别人说“好”，但我母亲说“不好”，要我赶紧扔了。
有个本家哥哥娶了一个小老婆，我母亲说他是陈世美忘恩负义。父亲在家时，让我背唐诗，我也爱背，所以语文还可以，算术就不好。念小学时，我不算聪明，可是爱画画，爱听戏、听书，也学武侠小说上讲的腿上绑了沙袋往上跳。要是我逃学了，我母亲就到书场里去找我。因为听戏、听书多了，也知道中国有像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1937年我的堂兄梁建堂打日本阵亡了，使我思想上受到震动。我们这一辈分是“堂”字和“斋”字，我的名叫淦堂，大概是缺水吧；我的字叫映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含义或出典，说是父亲教过书给我起的。

黄胄 《胜利归来》（《红旗谱》插图，取材于作者故乡滹沱河畔） 1961年
1937年以后，日本鬼子打到太原，我和母亲、两个姐姐坐着大敞车逃难，过了风陵渡、潼关到了西安。在西安上小学时看见退下来的伤兵砸剧院子，宪兵随便打死不少人，觉得天下大乱了。我看见这么多悲惨的事，每天还要逃日本鬼子的轰炸，感到自己太不幸了。
在西安上高小时，我临摹抗战的宣传画；我记得学校里办了个展览，差不多都是我画的。日本鬼子打到潼关，我们又逃到宝鸡，生活真是苦不堪言。那时我受赵望云先生在农村写生的影响比较深，到处写生；也看了鲁迅介绍的珂勒惠支的版画，我立志要当画家。可是母亲出于种种考虑。非常反对。那时家里太穷，东西也变卖得差不多了。后来我父亲生病，从河南回来半年就死了，更是雪上添霜。那时我才过了15岁，住在宝鸡非常简陋的三间土坯房子里，一进门就是炕。父亲死时才56岁，埋得很潦草。父亲一死，生活没有来源，以后就靠我的大姐夫了。二姐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和她的同学到四川去了。

黄胄与赵望云之子赵振川
我念书的学校叫惠工中学，是纺纱厂办的。我上了一年半学就上不起了，便通过一个老师的介绍到汧阳中学去教图画，光教图画不够吃又教音乐。那时我经常到汧阳的小酒馆、小茶馆去画速写，虽然穷，但我已经以“画家”自居了。我也看了不少书，鲁迅的、巴金的，苏联的、法国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样子》，都是那时看的，那些小说把自己引导到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主义世界中去。我也临摹唐伯虎、徐悲鸿的画。社会上接触到的人对我都是给以鼓励，说我的画画得好。但我母亲和大姐夫却希望我在纱厂当个职员或电工，兼画点广告，以便生活安定，能够养家糊口。但我不愿意，于是就出走西安。
到了西安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有时找朋友混顿饭吃；有时候探亲访友，也不好开口说自己没有钱；饥一顿饱一顿，饱尝社会上人情的冷暖。我有时住在同学家里，有时在公园当小工打石头，黑夜白天都睡在公园里。这样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但是我总有一个希望，觉得不受大苦成不了大器，也以古代的一些先贤事迹坚定自己的信念，下定决心要苦苦追求。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曾送给一个画店二十几幅戏装速写，不知是谁买了十几张，这样我的生活就能维持一段时间了。我每天都画速写，有时也给人家画几张广告，反正那时的生活就是漂泊。
一个姓刘的老乡介绍我认识了赵望云先生，那时是1942年。1944年，听说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潼关了，赵先生把家搬到甘肃平凉。赵先生有个朋友叫樊粹庭的有个剧团——狮吼剧团，也要从宝鸡迁到平凉。当时我已经正式跟了赵先生，赵先生要我跟着戏班子的大车走到平凉。到了剧团吃饭不再成为问题，年轻走路也不成问题，我就走呗。
在这之前，经过一个画画的叫马德鑫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叫韩乐然的。他刚从狱里放出来，准备徒步在八百里秦川写生，要找一个背画具的，名义上是师徒，实际上是小工。我当然高兴，沿路我还可以跟他学画。他已经四十几岁了，比赵望云大，曾是留法的；后来知道，那时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人，被胡宗南抓了，不知为什么又把他放了。日子久了，他看我很贫苦，对他又很诚实，就给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进步的书，包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还给我讲了一些西洋画家的故事及其作品，我都感到很新鲜。我们两个人差不多走了两三个月，时而也坐一段火车。他看见有美丽的地方就开始画油画，我也坐在他旁边用铅笔画速写或画他。有时宪兵说我们画地图是奸细，来干涉我们。他得给人家解释，讲半天好话。通过一路的所见所闻，我觉得国民党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了，自己的生命、生活一点都没有安全感，非常苦闷。
回想韩乐然对我的影响，主要的是教我做一个人：要现实，不能依靠父兄、亲戚。他说，在外国就是有钱的人也要依靠自立，没钱的人更要站起来自食其力，不要依靠任何人。他让我和他到新疆去。但我喜欢中国画，我说等赵先生回来了告诉一声再说。其实主要的是当时我对外国的东西（指油画）不感兴趣，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听见洋鬼子在苇塘里强奸村里的妇女有关。另外他劝我学雕塑，他说光复以后，城市里需要大量表现劳苦大众的雕塑；他说他是多么想画劳苦大众，但现在不能画，如果画了，当局又会把他抓起来关在牢里。他说他不能长久地和我在陕西呆在一起，他必须走。后来，他就去了兰州。
我和狮吼剧团往平凉走，一路走了十几天，风餐露宿，有时住在荒村野店里，有时就睡在山坡上。我一方面觉得大自然是这样的美，一方面觉得现实是这样残酷，自己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的美是那样不相称。樊粹庭先生是河南大学毕业的，是个剧作家，他编了很多戏如《应寒烟》（即洛阳桥）、《姐妹易嫁》等。他在河南有些名气，人又平和，对我也好。我到了平凉，给他的剧作画了很多广告。我在平凉等于给赵先生当管家，赵先生也不富裕，我只能住在他的很小的画室里。每天清晨，我早早地就到集市去画速写，随后就是做家务、抱孩子。他们都很爱我。当时樊先生那里经常有国民党兵去砸戏院子，不得安宁。赵先生开画展，经过了很多人事关系，画展上才贴了不少红条子；画展过后，赵先生让我去收钱，人家就冷言冷语，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自己就像受了侮辱，无地自容。我觉得画画一点也不清高，我觉得生活是这样艰难、坎坷，社会是这样黑暗，我何日是个头啊！

赵望云一家
1945年秋天，赵先生让我先回西安给他看租赁的房子。我画画的时间就多了，还写小说向报社投稿子。第一幅画被《西安夜报》采用，画的是鲁迅“示众”的插图；还画过《不良青年的梦》，描写一些青年做升官发财、金钱美女的梦。《贫民窟一瞥》、《茶馆》等在洛阳画的速写，报纸上一发表，自己就更做画家的梦了。赵先生一家随后回来，我也一直住在他的家里。
这时，我认识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如马振等从过军又上大学的学生。他们思想进步，经常闹学潮，使当时的统治阶级很头痛。他们在一起谈论国民党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水淹没一切，到处都是死尸，柳树淤得只露出一个尖，往西安、宝鸡逃荒的百姓一群一群地死去。我听这帮大学生慷慨地讲着，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赵先生有个朋友叫傅恒书的，在河南《民报》当社长，他让我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年冬天，我就去开封。坐在敞篷火车上，人挤人，人摞人，大部分都是逃荒回去的。在火车上看见沿途一片荒凉，叫花子到处都是。到了中午，火车开不动了，只得下车步行。从西安到开封要走二十来天，沿路看见有在火车站台上睡的，有日本人撤退的，乱七八糟。到了开封，到处是难民，日本人还没有撤退完。
抗战刚胜利时，国民党提出过言论要自由，但他们到了开封，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封闭了不少报社，抓了不少人。我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如果我是蒋介石》，就批评了当时的时局。国民党的军官好像他们真的打了胜仗似的，耀武扬威，到处横行霸道。可是老百姓根本瞧不起他们，因为日本鬼子进关后，他们比谁都逃得快。再看抗战胜利后的现实，还是那样腐败，那些接收大员当年大发国难财，现在又发接收财。
傅恒书留过日，当过北京大学教授；他对我不错，让我住在报社里。我在河南《民报》画过很多画，其中有一幅叫《负荷》，画的是一个老百姓趴在地上，国民党的大官骑在他身上；老百姓满头是汗，承受不了。傅恒书说画得不错，但不能用，登出来报社要出问题。这时期我认识了姚雪垠、刘砚等，最重要的是我认识了司徒乔。司徒乔是在一家画店里看见我画的一匹马，打听到我在民报社，就来报社找我。他对我非常热情，很赞赏我。报社没人住，就让他们也住在报社。他是代表美国救济总署的，我就跟着他（不应该叫陪他）去了黄泛区。这是第一次去，约一个多月。

黄胄《行行好吧，大娘》1946年

黄胄《小秃儿》1946年
我看见黄泛区的情景，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厌恶，觉得这个国家是真的非亡不可了。炸花园口时是刘直（四川一个军阀）以水当兵，淹死了上百万人。30万军队退下来和土匪一样，兵跑得比日本鬼子还快，老百姓传说他们根本不抵抗。炸花园口是祸国殃民，在历史上是一次大罪恶。（记者问：在军事上有没有一点作用？）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沿路都是死尸，到处都是瘟疫。美国救济总署在那儿发点药，发点粮，于事无补。
我画过几幅画叫《杯水车薪》、《救济总署门前》、《眼看人死去》。我还在上海小报上发表过《人吃人》、《吃骨头吃血》、《狗吃人》，在画上用了这些激烈的词句。我当时看见悲惨的现实就画，画得很快，形象也不准确，画了几百张，给各报社投稿；人家有的不用，也不给退回来。我看过古元、彦涵的木刻，感到非常新鲜，有生命力。我也刻了不少木刻，但技巧不行。
还画过不少漫画，如《一条鱼》描绘救济总署给了一条鱼，经过层层盘剥，到老百姓手里就变成一条鱼刺了。那时我对自己要走的道路已有了明确的想法。以后刘、邓大军南下，把开封围住。国民党又要抓人，傅恒书说黑名单里有我，通知我赶快离开报社。我就住在魏紫熙的家里。后来听说刘砚就被抓了。魏紫熙知道我要去西安，送我上了火车才回家。我到了西安，仍住在赵先生家。西安乱得不得了，我母亲看我画的都是穷苦人，怕把我抓了，就偷偷地把我画的大部分给撕了，现在想来当然很可惜。
河南的这一段时间，包括两次去黄泛区，尽管只有八个多月，但对于我却非常重要。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主义而奋斗，但对现实中到处都是贪官污吏是深恶痛绝的；也有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画家，就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自己有责任向外报道这些东西。
司徒乔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留一脸大胡子，岁数比我大得多。他到黄泛区，县长请他吃饭，他就骂，说老百姓这样饥饿，你们吃什么大鱼大肉。他不吃。我也不吃。他看见县政府的人对百姓发横，也就骂。我觉得他好有气魄，那么有正义感，真解恨。他的夫人叫冯伊楣，是个诗人。他们夫妇很爱国，司徒乔速写的说明词都是两人共同研究后写成新诗发表的，有一部分可能现在存在中国美术馆。我们后来经常通信。他们1950年后回国，我给他们报户口做杂事。但后来肃反时说冯是什么特务，吓得我也不敢多去了（叹了一口气）。
司徒乔对我很好，他和韩乐然先生不一样。韩先生是我老师，我为他服务，他对我很好；我在平凉时他又回来看我，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我（又叹气）。司徒乔是把我当朋友，愿意和我这个穷孩子住在一起，很不容易。他当时那样尊重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和我切磋艺术，成为忘年之交。他患肺病死时才56岁，我对他深深地怀念。他常常对我说，国家强大了，华侨才有地位。他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那样爱国。

青年时代的黄胄
在我的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前三位都是在解放前，徐悲鸿是在解放后认识的，他也热情地鼓励我，对我寄托希望。除赵望云先生外，他们都好像没活过56岁。画家的长寿是多么重要！
我到了西安，开过一次河南黄泛区速写画展，是河南同乡会搞的；当时兵荒马乱，展览也没有人看。黄泛区的展览应该说是我的第一个个人展览，地点就是同济坊，是个真正的展览厅。那些天没事干，又想画画，见赵先生也开画展卖钱，感到画画也不怎么清高。后来赵先生认识河北的一个商人叫贾一萍的，是赵先生的同乡，开工厂，想搞一本杂志。赵先生没时间，就让我搞，杂志的名字叫《雍华》，就是西安古城的简称“雍”字。名义上是赵望云、郑伯奇主编，实际上是我一个人搞，写小说、画画、组稿、跑工厂、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
郑伯奇是一个左派文人，和郁达夫是同志。他给杂志写的序，打的招牌是为艺术而艺术，拉点广告。过了一段时间，看来干不下去，出了七期就不出了。（快解放时，赵望云和郑伯奇都被国民党抓了。解放后，郑伯奇是陕西省文联主席。）我和他们搞了一段。
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我给几个同学募点捐。因为局势紧张，我和小学时的同学梁又清、马振等就跑了，有的住在农学院，有的住在工学院。我住在工学院，有个姓聂的介绍我去找苏一平（原中宣部艺术局局长、文学研究院党委书记）。
西安在5月份解放后，我就参加解放军，那年我24岁，就在部队里编画刊、做杂务。原来多少年都是过的流浪生活，有时没饭吃，经济地位、生活都没有保证。到军队就有了饭吃，有时吃的挺好，除了军队生活有点拘束外，其他都很满意。以后到了兰州西北军区，做战士读物社的美术工作。这就是我的童年和青年的情况。

文章由郑闻慧根据黄胄1985年自述其童年、青年的情况整理，原刊登于《黄胄谈艺术》，郑闻慧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出版

图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