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花鸟画风渐进史，是工笔与写意的较量？为何陈淳徐渭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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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花鸟画风渐进史，是工笔与写意的较量？为何陈淳徐渭无人能及                                                         2022-04-25 12:32                                       

                                         

    导语：代的花鸟画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朵奇葩，从宋人的重彩工笔画风变为元代的淡彩小写意，后又逐步发展为写意与工笔的结合，最后过渡成水墨大写意。

花鸟画作为独立的一门艺术距今约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花鸟画在各个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比如明代。

明代花鸟画既有工整艳丽的一派，也有崇尚士气的写意一派，工丽派以边文进，吕纪等画院派为代表，但由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所致，尤其是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影响，工丽派并不受时人称颂。

所以院体的工丽花鸟画在明初盛行一段后，便让位于写意花鸟。

在文人画家中不断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一个高峰期。吴门的沈周、唐寅己早先开拓了这一领域，画法洗练，题材广泛。

之后出现了以表现个性为主，笔墨技法淋漓酣畅，情感充分溢于笔墨的杰出画家陈淳与徐渭。

工丽派，边景昭、吕纪

明初时期的花鸟画多效法宋代画家的细致描写，部分画家能够在忠于客观真实画风的同时，还能能弃宋末时的萎靡柔媚之态。

构图宏大饱满又很完整，画飞禽走兽很有生气，常把花鸟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工细带有意笔，使细丽的花鸟与简略粗放的木石互为映衬，在追求华贵、富丽中，有浑朴端严之风。

边景昭，字文进，福建沙县人。曾任武英殿待诏，为宫廷作画。在明代永乐时与蒋子成、赵廉并称为“禁中三绝”，是明代画院中影响较大的工笔花鸟画家。

边景昭的花鸟，继承了宋代宫廷花鸟画的工整艳丽，又融合了明代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并把文人画的理念运用到花鸟画中。画风以端庄艳丽的工笔重彩见胜。

如《竹鹤图》，画中一对仙鹤姿态优雅，轩昂高洁。因尺幅巨大，画中双鹤更是几乎和真鹤等身大小。两只仙鹤或低头觅食，或啄羽休憩，在翠竹间怡然自得。

双鹤造型精准，高挑、优雅，设色是鹤本有的固有色，极为写实。鹤的脖颈先以淡墨层层晕染，再严谨撕毛。鹤足颈积点成线，再以淡墨分染，凹凸有致。尾羽则破笔丝毛，再染至漆黑，黑而不腻，质感逼真。鹤冠平涂以朱砂，再加以点染。

白色背羽，先勾勒其轮廓，再层层分染、积染、罩染，厚实又不失轻盈，幽旷神怡。竹子以赭石色为主，线条谢意粗犷，苍劲有力。

全幅设色对比鲜明，整体画风工整典雅，刻画精细自然。明显继承了五代黄筌以及宋代画院花鸟画的富贵品貌，带有浓郁的宫廷气息。

吕纪，字廷振，浙江宁波人。弘治年间进入宫廷，曾在仁智殿任锦衣卫指挥，擅长娇丽沉稳的工笔重彩，又能作水墨淡色写意，所作花鸟敷色灿烂，代表了明中叶院体的风格。

吕纪画风上追两宋院体，又能兼取时人边景昭、林良等人之所长。多以凤凰、仙鹤、孔雀、鸳鸯之类鸣禽为题材，杂以浓郁花树，画面绚丽，古艳夺目。亦作粗笔水墨写意，笔势劲健奔放。

两种画风相互交映，功底之浑厚可见一斑。 但无论是工笔画作还是水墨画，都有着风格清秀的特点。

他的工笔重彩，在描绘时细腻张扬，将花鸟的灵气清新感描绘出来，最终呈现出的便是生机盎然之感，并附以色彩作为点缀，让画面的空间感愈加鲜明，同时也有一种艳丽的冲击，读来意境灵动。

如《纪榴花双莺图》，画中有榴树一枝，繁花盛开，一时黄鹂栖于枝杆，鸣啼不己。神态活泼，双钩作线条，工笔重彩描绘，为明代中期院体画的典型风格。

他的水墨写意画，线条的排布相当严谨，让人观之心旷神怡，再加上意境多趋向于恬淡朦胧，并无太突出的视觉冲击，让人能够在细细品味当中感受画作之精妙 。

又如《残荷鹰鹭图》，芦苇杆用中锋写之，芦叶有墨色的浓淡变化，芦花用碎笔点成，虚实相间，层次分明。荷叶用湿笔画出，再用中锋勾茎。白鹭禽雀多用没骨法，粗放而不失严谨。空中鸷鹰的翎毛用碎笔淡墨，随羽毛的长势写出，有着很强的质感。

整个画面，用笔粗简，荷叶、芦苇、水草似一气画成，墨色淋漓。

淡彩小写意，沈周、唐寅

其实，在明代之前也有水墨写意花鸟，但主流仍是以勾染为主的，而且宋院体花鸟在元代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包括钱选、王渊的花鸟画还是保留着院体的体制，只是变色为墨，变富丽为淡雅，变拘谨为灵动罢了，只有到了沈周，花鸟画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写意花鸟代替勾染一派真正成为花鸟画坛的主流。

而唐寅不但充分继承文人画的传统并融会贯通，其为数不多的花鸟画更是抒写性灵和追求笔墨形式的典范。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人。画法在取元人之外，又远追五代、北宋，并在“文人写意”与“院体写意”花鸟画风互为消长的时风之下，以文人水墨形态出现，改变了当时的花鸟画风潮。

沈周他的花鸟画一改前朝空泛的画风，变精工为雅逸，可谓写意花鸟的开山之祖。他的花鸟画，有写意和没骨两种风貌。所绘的蔬果翎毛，笔力沉着稳健，气韵深厚浑朴，富有文人情趣。而又非逸笔草草， 具有平淡天真， 既生动又空灵的“登神逸品” 。

特别是在沈周60岁后，面对自然直接写生，用笔精湛，画面充满了自然流动的气息。如《菊花文禽图》，主要描绘了菊花、朱枝、公鸡、蝴蝶，从画面内容不难看出这是一幅田园气息很浓的花鸟画。

菊花花瓣用线勾出，花朵的浓淡变化区分明显，菊叶则用墨笔顺势点出，显得极为自然生动。菊杆采用中锋用笔，运笔之间尽显浓淡关系，苍劲有力。菊花、竹枝与公鸡、蝴蝶显出静与动之美，鸡与蝴蝶的处理都很精妙，形神兼备。

唐寅，字子畏，另字伯虎，晚号六如居士，吴县人。是由文人发展而成的职业画家，诗书画俱佳，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山水、人物、花鸟都有卓越的成就。

唐寅一生饱受世态炎凉滋味，欲入仕途而遭挫折，下狱后生活益发狂逸，诗酒满洒放达，漫游名山大川，致力书画。靠卖画为生，晚年仍不免生活贫困。

唐寅身为吴中四才子之一，他的写意花鸟画可以说是书法与绘画相融相合的产物。因其善草书，故写意花乌画也颇具行草意味。

如《椿树双雀图》，工中带放，虽画于绢本上，但也很好地展现了唐寅的笔墨功夫。画面中，椿树枝从左边生出，分别向上下伸展，树枝用重墨画出，在树枝转折处可看到墨色的变化。

椿树叶用不同层次的墨色绘出，树叶的大小、疏密、空间关系等很好地展现了唐寅秀润清新的笔法。

两只麻雀为主体，一上一下相互呼应地立于椿树之上，头部和爪子都用浓墨绘出，眼睛用焦墨点出，身体用不同层次的淡墨画出，笔法简练，更给人温润的笔墨感觉，加之用浓墨点出身上的斑点，“墨运五色”被充分展示出来。

灵活的点、线运用，合理的干湿笔法，巧妙的明暗映衬，一对活生生的麻雀就这样跃然纸上，神采奕奕。

水墨大写意，陈淳与徐渭

熟悉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言大写意花鸟画，必称“青藤白阳”。青藤即明代的徐渭，白阳则为明代的陈淳。二者的意义，在于他们开辟了文人大写意花鸟画的新天地，将传统笔墨的状物功能上升到抒发与宣泄个人情感的主观表现主义高度。

开启这一变革之门者，始自沈周，而成于陈淳、徐渭文人。

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苏州人。少年作画以元代绘画为法，后学于文征明，然不拘师法，随意点染，尤擅水墨写意花鸟，如果徐渭是宣泄式的，那么陈淳则是抒情式的，体现出别样的风貌。

陈淳的笔墨简洁精练，风格疏爽，追求闲适宁静的意趣。他在水墨的表现上，能掌握生纸性能，使墨与水分开，从而产生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变化。早年作画学元人的精工，后改走米芾写意一路，往往以一花半叶而得神妙。

陈淳虽师法沈周，却比沈周走得更远。沈周对花卉的真实形状和细节处理得仍不失严谨，陈淳的用笔则更显随意，追求笔墨韵味，表现花卉神韵，而对于形似物象却不再那么花费心思，色彩的地位也大大降低。如果说沈周笔下的花鸟还是“小写意”的话，那么陈淳才真正把这种技法提升到了“大写意”的境地。

如他的《怪石秋葵图》，整幅作品疏朗清逸，作品没有太多的考虑构图，更像是一幅写生小品。怪石不用皴擦，完全靠墨色体现块面结构。陈淳擅于使用颜色变化来表现层次细节，画中秋葵已经脱离了真实的物象，但那种自由烂漫的情怀还是会感染无数观众。

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又号青藤，浙江山阴人。善狂草，工诗文，精花鸟。徐渭一生命途多舛，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

徐渭的绘画多为水墨，极少用颜色，逸笔草草，言简意赅。对他来讲，绘画和游戏同一而论，他用狂放不羁的画笔，捕捉内心深处的瞬息万变，不求精细，唯求“写意”。

由此可见，在写意花鸟画中，徐渭舍去繁琐的细节，只留下事物的大体轮廓，把自己内心的豪放情怀尽情地抒发出来。

如《墨葡萄图》，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其画面上所呈现的那种恣意的美，更具有一种生机蓬勃之感。

结语：

花鸟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杰出花鸟画家们不断的创造与探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风格与流派。

明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在经历了元朝花鸟画的低迷之后重振旗鼓，不但完成了我国花鸟画从工笔到写意的过渡，还在陈淳、徐渭的笔下到达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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