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被朱元璋赐死，临终前掏出免死铁券，朱：看清楚最后五个字

志和

李善长被朱元璋赐死，临终前掏出免死铁券，朱：看清楚最后五个字                                                                  2025-06-08 18:27                                        

发布于：江西省
   
       铁券丹书下的权力悲歌：李善长的荣枯与明初皇权逻辑一、濠梁星火中的「萧何」归附：1353 年的政治投机
至正十三年（1353 年）的濠州城，弥漫着元末农民起义的硝烟。25 岁的朱元璋站在郭子兴的帅帐前，看着自己刚招募的七百人队伍，心中满是对未来的迷茫。此时的他，不过是红巾军中一个略有战功的女婿，既无显赫家世，又无文人归附，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如同飘荡在风口的蒲公英。
李善长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这个时年 39 岁的定远儒生，带着一捆《孙子兵法》和半部《春秋》，穿过义军封锁线，在滁州城下求见朱元璋。据《明史》记载，两人初次交谈便持续至深夜，李善长以「汉高帝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年成帝业」为喻，为朱元璋勾勒出帝王之路的蓝图。这段对话后来被提炼为「取天下三策」—— 严明军纪以收民心，广纳贤才以聚众力，稳扎江淮以图大业。

李善长的归附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元代「九儒十丐」的社会结构中，士人阶层长期被边缘化，而他以「县学生员」的身份选择朱元璋，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豪赌。正如他后来在《李善长文集》序言中所写：「方今四海糜沸，非有雄才大略者不能定天下。滁阳王（郭子兴）器量狭小，不足与谋，观朱公豁达大度，殆汉高之亚也。」这种对「潜力股」的精准判断，让他成为朱元璋集团中首个重要文官，其意义远超「一人归附」，而是向天下士人释放信号：朱元璋阵营将是新王朝的胚胎。
二、从「随军书记」到「开国丞相」：权力金字塔的攀登
（一）后勤系统的搭建者
至正十五年（1355 年），朱元璋率军渡江攻占太平府，李善长迎来首次重大考验。当士兵们在府库中哄抢金银时，他却带着几个书吏直奔粮仓，丈量土地、清点户籍、统计存粮。在他主持下，太平府建立起最早的「户帖制度」，每十户编为一甲，登记人口、田亩、牲畜，作为征税和征兵的依据。这种「战时经济体制」很快展现威力：当朱元璋在采石矶与元军激战时，后方的粮草辎重如同活水般源源不断运往前线，而同期其他义军普遍面临「打粮 — 消耗 — 再打粮」的恶性循环。
（二）文官集团的奠基人
龙湾之战前夕，李善长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一是在应天府设立「礼贤馆」，悬挂刘邦、李世民画像，颁布《招贤榜》：「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许诣所司报名，量材录用。」二是制定《军律二十条》，明确「杀降者斩、掠民财者斩、违将令者斩」。前者吸引浙东士人集团归附，宋濂、刘基、章溢等后来的开国重臣，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朱元璋；后者则使「红巾军」从流寇向正规军蜕变，当陈友谅的士兵还在屠城劫掠时，朱元璋的部队已能做到「入城不扰民，归营无杂财」。

（三）制度建设的操盘手
吴元年（1367 年），李善长迎来政治生涯的巅峰。他主持制定《大明律》，首次将「贪赃枉法」单独列为「六赃」罪，规定「官吏受财者，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推行「开中法」，商人运粮到边塞可换盐引，既解决军粮问题又激活商业；更重要的是，他仿照《唐六典》设计中央官制，在中书省下设六部，地方设府州县三级，这套框架沿用至清亡。时人评价：「李韩公居相位二十余年，朝廷纲纪、民间利病，无不经其手定。」
三、铁券丹书的政治隐喻：洪武三年的权力游戏
洪武三年（1370 年）十一月，南京奉天殿举行盛大的封爵仪式。李善长身着绣有「仙鹤补子」的一品朝服，跪接「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的诰命。朱元璋亲手将丹书铁券递到他手中，券文曰：「朕观古往今来，能建功立业者，非不多矣，然鲜有能保其禄位终始者…… 兹与尔誓，除谋反大逆，余皆不论。」
这段看似温情的诰词，暗藏着深刻的权力密码。铁券制度起源于西汉，本为功臣免死信物，但在朱元璋手中已演变为帝王权术的道具。据《明实录》记载，首批获得铁券的六公二十八侯中，李善长的铁券规格最高：长一尺三寸，宽一尺，用黄金镶嵌 254 字，而徐达的铁券仅长一尺二寸。这种「超规格礼遇」背后，是朱元璋对李善长特殊地位的忌惮 —— 他既需要李善长的治国能力，又恐惧其「萧何式」的威望。
铁券上的「除谋反大逆」六字，成为最致命的伏笔。中国古代律法中的「十恶」之首便是「谋反」，而判定标准全在帝王一念之间。正如汉代周亚夫因「私买甲胄」被诬谋反，唐代长孙无忌因「朋党之争」遭诛，所谓「免死」，不过是帝王赐予的短暂安全感。李善长却未能参透其中玄机，他将铁券供奉在家族祠堂，逢人便说「陛下与我，犹汉高之待萧何」，却忘了刘邦晚年对萧何的猜忌，曾数次试探其忠诚。

四、权力巅峰的迷失：从「吾之萧何」到「跋扈丞相」
（一）文官集团的裂痕
洪武六年（1373 年），南京城的秋雨中，李善长与刘伯温的冲突达到顶点。事情起因于李善长亲信李彬贪腐案，时任御史中丞的刘伯温坚持按律处死，李善长却亲自到御史台说情：「李彬虽有错，然正值春耕，宜缓刑。」刘伯温正色道：「杀李彬如杀吾手，吾必欲除之！」最终李彬被斩于聚宝门外，李善长则在朝堂上公开辱骂：「竖儒安敢乱吾法！」
这场冲突暴露了李善长的致命缺陷：缺乏萧何「功高震主而主不疑」的政治智慧。萧何晚年自污名节以释刘邦之忌，而李善长却在权势巅峰期培植党羽。他推荐的胡惟庸、汪广洋等人占据六部要职，形成「淮西集团」，甚至出现「京官每见李善长，必行大礼，呼为『相父』」的僭越之举。这种「第二权力中心」的存在，触碰了朱元璋最敏感的神经 —— 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写道：「后世子孙不得预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二）皇权与相权的角力
洪武八年（1375 年），李善长因风疾辞官，朱元璋表面上「温言慰留」，实则迅速重组中书省：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这两人都是李善长一手提拔，却在朱元璋的刻意纵容下互相倾轧。史载，胡惟庸曾将汪广洋贬谪海南，后又借「刘基中毒案」诬陷其通倭，最终导致汪广洋被赐死。这种「用而疑之，纵而除之」的权术，既是对李善长势力的拆解，也为后来的「胡惟庸案」埋下伏笔。
李善长虽退居二线，却未能真正淡出权力场。他在定远老家修建府邸，动用卫所士兵 3000 人充当劳役，御史弹劾其「僭越国公规制」，朱元璋却下诏赦免；他的弟弟李存义之子李佑，娶胡惟庸之侄为妻，这种姻亲关系在朱元璋眼中，早已不是简单的「裙带」，而是「结党」的证据链。正如晚年的朱元璋在《大诰》中所言：「李善长虽居家，其心未尝不在朝堂，其耳目未尝不在朕左右。」

五、胡惟庸案的多米诺骨牌：1380-1390 年的死亡倒计时
（一）谋反罪的罗织
洪武十三年（1380 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通倭通虏，谋逆弑君」。在锦衣卫的刑讯下，案件迅速发酵：前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被指「私练甲兵」，已故韩国公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被供出「知其谋而不发」。朱元璋展现出罕见的宽容：陆仲亨、费聚诛三族，李存义父子免死，安置崇明岛。这种「选择性打击」背后，是帝王对李善长的最后试探 —— 如果李善长此时上表谢恩并自请削爵，或许能避免最终悲剧。
但李善长选择了沉默。他或许认为，自己有铁券免死，又与朱家联姻（其子李祺娶临安公主），皇帝终究会念及旧情。这种误判，源于他对洪武朝政治逻辑的误读 —— 当朱元璋在午门设立「登闻鼓」鼓励百姓告官，当《大明律》规定「凡大臣专擅选官者，斩」，种种迹象表明，丞相制度已到终结时刻，而李善长作为最后一任中书省长官，注定成为制度变革的祭品。
（二）借兵事件的导火索
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李善长迎来致命一击。他的亲信丁斌因牵涉胡惟庸案被发配边疆，李善长竟写信给朱元璋，请求「念及旧功，免其一死」。这封信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朱元璋批示：「李善长位居公爵，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更具戏剧性的是，锦衣卫在审讯中「发现」：胡惟庸曾派李善长的亲戚杨文裕游说「公且年老，吾当奉公为帝」，李善长虽拒绝，却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这段供词的真实性存疑，但在皇权至上的逻辑下，「可能性」已足够构成死罪。四月戊申日，李善长被押至西市，时年 77 岁。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他临刑前展开铁券，只见背面用小字刻着：「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原来，朱元璋早就在铁券中埋下伏笔 —— 当他决心清洗功臣时，「谋反」是最便捷的罪名，而铁券本身，不过是帝王恩赐的「死亡通知书」。
六、铁券背后的权力密码：明初功臣集团的覆灭逻辑
李善长的悲剧，是明初皇权与相权冲突的必然结果。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朱元璋用 14 年时间，将功臣集团屠戮殆尽。据统计，洪武年间共有 61 位国公、侯爵被诛杀，存活率不足 10%。这种大规模清洗，本质上是对元朝「家臣政治」的矫枉过正 —— 元代权臣可随意废立皇帝，朱元璋则要建立「乾纲独断」的皇权体制。
铁券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微妙角色。它既是帝王笼络功臣的工具，也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正如洪武三年赐券时，朱元璋对徐达说：「卿为朕之韩信，当知韩信之死。」这种赤裸裸的威胁，道破了铁券的本质：帝王给予的特权，随时可以收回。李善长的致命错误，在于把「免死」视为法律保障，却忘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最高法律不过是帝王的意志。
七、历史镜像中的权臣宿命：萧何与李善长的对比
当我们将李善长与萧何放在历史天平上称量，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与迥异：两人都擅长后勤调度，都在建国后担任丞相，都面临帝王猜忌。但萧何三次自污名节：强占民田以显贪鄙，接受商人贿赂以表胸无大志，甚至在刘邦出征时「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以示忠诚。这种「自污保身术」，本质是对皇权的彻底臣服。
李善长却缺乏这种政治敏感。他在《元史》修撰中刻意突出「文治」，在府邸悬挂「致君尧舜上」的条幅，这些举动在朱元璋眼中，都是「挟相权以令天下」的威胁。当萧何战战兢兢地在刘邦面前扮演「庸臣」时，李善长却以「大明萧何」自居，这种认知错位，最终将他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八、余波：铁券制度的历史回响
李善长死后，朱元璋下诏「罢中书省，废丞相制」，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五百年的丞相制度就此终结。他在《皇明祖训》中警告子孙：「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而丹书铁券，也在永乐朝之后逐渐沦为荣誉象征，不再具有实际法律效力。
1956 年，江苏溧水县出土了一件明代铁券，其文曰：「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与李善长的铁券如出一辙。这件文物如今陈列在南京博物院，成为皇权专制的最佳注脚 —— 所谓「免死」，从来不是法律的承诺，而是帝王手中的玩偶。当李善长在刑场上看清铁券上的小字时，他终于明白：在绝对皇权面前，任何功勋、任何特权，都不过是皇帝笔下的蝼蚁。
结语：权力场中的生存法则
李善长的一生，是知识分子与皇权博弈的典型样本。他以「萧何之才」助朱元璋定鼎天下，却未能参透「伴君如伴虎」的千年铁律。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时代，功臣的最佳结局不是「功高震主」，而是「功成身退」。正如刘伯温在辞官时所写：「霜兔尽、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既是对汉初历史的回响，也是对明初政局的预判。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权臣的兴衰，更是专制皇权对人性的异化。李善长的悲剧警示后人：在权力的漩涡中，任何「免死」的承诺都是虚妄，唯有清醒认识权力的本质，保持对制度的敬畏，才能避免重蹈「兔死狗烹」的覆辙。而铁券上的「除谋反大逆」六字，至今仍在历史深处回响，诉说着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