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第一战：为何说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看完才知真不容易

清梦

新中国经济第一战：为何说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看完才知真不容易                                                         2021-11-27 20:3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历时28年之久的军事较量终于决出胜负。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取胜这个现实，有些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公开宣称：中国共产党人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他们打天下能得90分，而治理经济却要得0分。进入刚获解放的城市后，熟悉农村泥土和作战用的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看到它们的混乱状况，的确有些忧虑。中国共产党人将是怎样迎接这一挑战的呢?

1、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有多糟？

中国共产党人1949年的胜利，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

夸张点地说，这胜利几乎是突然而至。在我们从军事沼泽里刚刚拔出双脚，还没来得及作好新的心理和物质准备的同时，又立刻陷入了新的泥淖——市场不稳，物价猛涨，总而言之，经济秩序混乱。国民党在军事上付出惨重的代价的同时，也把经济上的难题推给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首先，物价飞涨。在国民党政府滞留大陆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由于维持大量军费开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弥补的唯一办法，就是滥发纸币，其结果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法币崩溃前夕的1元钞票，就其购买力而论，只相当于抗战前的0.0000002元。1948年8月19日，法币既已崩溃，就发行金圆券，但是，金圆券也很快形同废纸。这种通货膨张，不但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清除，反而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难以遏制。建国初期，战争仍在进行，旧中国的900万军、政、公、教人员，全由新生政权包了下来。这个包袱，不可谓不沉重。此外，重点灾区的700万灾民、城市中的400万失业人员，全都嗷嗷待哺，急需救济，为了弥补财政赤宇，人民政府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两个月内，人民币的发行量翻了两番。于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连续出现四次物价大涨。

怎样才能安定人心，树立新中国的形象呢?陈云说：

  “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是应该好一点。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丁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对人民当然更应该好一些。”

因此，遏制通货膨胀，稳定人民的生活是第一件要做的大事。

1949年，华北地区遭遇春旱，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日益紧张。投机商人趁机抢购、套购粮食，粮价急剧上升。屋漏偏遇连雨天。秋天，农田又歉收，加之因察北地区发生瘟疫而封锁交通，北平粮价暴涨。

接着，上海投机商乘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封锁上海之机，由哄抢和囤积粮食开始，而后波及纱布等人民生活用品，造成上海从6月到7月的一个月内，米价竟然上涨4倍，纱价上涨1倍，到10月间，投机商人更趁因货币发行过多面币值大跌，又市场物资供不应求，利用电话，南北串通一气，共同行动，集中抢购粮食、棉纱、化工、五金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结果，这些商品的价格每天以20%一30%的幅度上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巨大的涨价风，造成人民生活下降，人心不稳。

2、人民币进城

国民党政权后期，先是法币崩溃，然后是取而代之的金圆券和银圆券高速贬值，直至形同废纸。因此，人们对纸钞越来越不信任，而钟情于硬通货了。1948年12月1日，人民政府发行作为人民币的全国统一通货银元后，银元便成为市场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了。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先进的印钞工厂-—中央印刷厂北平厂。两天后，第一批纸币人民币从这个工厂印制出来。1949年2月，北平开始以新币兑换旧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纸币人民币正式开始流通。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10多天后，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禁止以金银计价、流通使用和私相买卖。

上海的投机商人对此置若罔闻、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他们利用人们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对纸币的不信任，而大肆进行银元投机活动。结果，人民币很难占领市场，致使银元仍旧是市场的主要流通手段，由于金银投机猖獗，市场物价急剧上涨。从1949年5月17日到6月9日的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2.11倍，银元价格上涨了1.9倍。由此可见，要稳定金融物价，保障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只有严厉打击银元投机行为。于是，首先以上海为中心，开展了这一活动。

当时，人民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由人民政府抛出银元，坚决地把银元的价格压下来。然后，由银行收兑银元，并举办折实存款。6月5日，人民政府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然而，它们却像入海泥牛，没有一丝声息地被吞没了。

银元价格继续上涨。热闹的上海街头，到处是敲着银元叫卖的“银牛”(上海人称街头兜售银元者为银牛)。面对银元投机商们的挑衅行为，人民政府发出了多次警告。然而，利欲熏心的投机商们却把这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当作耳旁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提示，要求采取政治手段，坚决地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6月10日上午9点半钟，上海证券大楼内的交易行情正扶摇直上。这天的交易厅里，由于多了一些西装革覆的陌生人，投机商们多少有了些警觉。正当他们暗自嘀咕，互相叮嘱小心的时候，10辆军用卡车满载着2个营的战士，突然出现在证券大楼门前。

这时，交易大厅中的那些陌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衣袋中掏出手枪，飞奔向各个证券号。原来，这些陌生面孔是军管会派来的便衣，有400人之多。一刻钟以后，整座大楼被置于政府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下午5点钟，被抓的2100多人的登记工作基本完成。6点钟时，这些人被集中在一起。军管会的同志不但向他们交待了政策，还发给每人两只面包或饼干充饥。夜里11点钟左右，其中的1800多人被陆续释放。次日凌晨四点钟时，已核实清楚主犯名单，列入这份名单上的共238名。第二天一早，《解放日报》在第一版上刊出题为《检查投机中枢证券大楼，投机奸徒大批落网》的消息。

继上海市打击银元投机活动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例如，在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在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7家地下钱庄及其扰乱金融市场的街头兑换店。各大城市的这一打击行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例如，在上海，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每块银元的价格就从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也跟着下跌一成左右。

3、米棉大战

经过“银元之战”后，很显然，银元投机是做不得了。狡猾的投机商又打起别的主意来。他们通过囤积人民必需的粮食、棉纱、煤炭等物资，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也乘机煽动：“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只要控制了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因此，投机商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物价大涨风。其间，以1949年10月至11月为最严重。当时，物价一涨再涨，竟持续达40天之久。共产党人深知：“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主管经济的陈云一语中的。他说，稳定物价的关键，在于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的多少。

为了给投机商人一个毁灭性打击，人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调配物资。11月15日至30日，每日由东北运粮1000万斤至1200万斤入关，供应京津地区。与此同时，将华中的棉花东运，把陇海铁路沿线的积压纱布运到西安。通过这次大调配，全国各大城市都集中了充足的物资。11月25日，当物价上涨到高峰时，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由政府集中抛售。刚开始的时候，投机商为囤积居奇，甚至不惜高利借债大量买进。然而，没过几天，他们就吞食不下了。政府刚刚连续抛售10天，投机商人就再也坚持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把手中的粮食等物资贱价售出，物价由此下跌达30%一40%。政府的这一招，使得投机商们不仅没能获得暴利，反而亏本不说，还得付出令人咂舌的高利贷利息。

为还利息，他们只好再去另借新债。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结果使许多投机资本家终于宣告破产。那些借钱给投机商人的私营钱庄，也因贷款收不回来，而宣告倒闭。人民政府与投机商之间的“米棉之战”，以人民政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投机商落个惨败的下场而告终。从此，投机商人再也难以操纵市场物价了。

为了防止和进一步打击投机商人的违法活动，就必须建立市场交易管理机构，设立交易员，加强对市场的管理，禁止买空卖空和哄抬物价，严惩违法者。

1949年11月，由于华北秋粮歉收，造成北京粮食市场的紧张。粮食交易所里挤满了购粮人，即使已到了收市的时间也仍旧人潮滚滚。不法商人乘机起哄，企图借此机会哄抬物价。1个拥有3所粮店和1家面粉厂的投机商，利用自己手头的3家粮店假买假卖，套购公家出售的低价小麦，囤积粮食50万斤，待高价而沽。北京市人民政府掌握了这些情况后，除迅速逮捕了这一“粮老虎”外，还抓了其他14家有同祥行为的投机商，给这些以身试法者以严厉惩罚。

4、建国初期国家收入情况

1949年，国家财政收人只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而财政支出却达到567亿斤小米，收人远远不敷支出。收入难以增长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老区农民负提已经很重

从抗日战争到1949年底，在长达12年的战争环境中，老区农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竭尽所能；加之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水旱灾害频仍，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相当沉重。抗日战争中，各解放区农民的公粮负担，一般人均32斤米左右，有的地区人均18-19斤。1948年人均负担公粮为40斤米，1949年则为56斤多，占1949年农业总产量的18.2%。

抗战时期，农民负担除公粮外，只有一些村款、并无其他附加。1949年省、县都有附加，几经统一削减，仍有省附加5-15%。这样，农民总负担平均已到58-64斤细粮，占1949年农业总产量的20.6-22.7%；此外还有盐税、关税、战勤负担以及货币贬值给人民造成的无形损失。情况表明，老区农民的负担已相当沉重，1949年11月，财政供应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已突破900万，而战争仍在进行，老区农民的负担尽管暂时仍不能减轻，但再增加已很困难。增加财政收入，只能另谋出路。

（2）城市税收尚难掌握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获得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由于农民的负担已经很重，合理平衡城乡负担的方针在1949年7月的上海会议业已提出并确定下来，但各地对城市财源及税收工作心中无底，并未完全执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下列几点：首先是城市税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37-1948年，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主要负担者是农民，财政支出90%靠公粮，工商税收较少。进城以后，对于城市税收工作，军管会没有经验，也缺乏正确的认识。

当上海财经会议提出工商税与农业税平衡的方针后，甚至遭到很多城市的反对，以为收工商税“违反工商业政策.工商业要关门”；其次是匪特滋扰，累及商旅；交通阻塞，城乡物资交流不畅，造成税源不足，税收不多；加之城市经济尚待恢复，新接收企业残破不堪，新创办企业尚不能向国家提供大量利润以解燃眉之急。第三是尚未掌握城市财源的确凿材料，究竟公私企业资金多少，周转快慢，利润大小等等，尚缺乏有系统的调查研究。

5、建国初期财政支出情况

新中国诞生之际，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民党军队残余盘据在西南、华南数省和台湾、海南岛，伺机反扑，国民党留下的数以百万计的匪特破坏活动猖獗。为巩固新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扩大战果，军队人数也不断增加。解放区的扩大国家行政管理机构随之增加。人民政府对不愿抵抗的旧军政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虽有利于社会稳定，却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1949年底，军队编制已达470万人，加上包下来的军政人员，全国军政人员在1950年初达900万人。以财政收入计算，1948年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西北四大解放区财政收入折粮共计54亿斤，每个脱离生产人员平均2850斤。1949年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解放区财政收入折粮131亿斤，每个脱离生产人员平均2216斤，比1948年人均少634斤。

以老百姓年人均支400斤米计算，抗日战争中每个脱产人员的开支相当于2.5个老百姓的生活支出，1950年则已相当于10个，脱离生产人员占负担人口的比重至1950年1月底已超过2%。

经济恢复需要巨额资金。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各解放区在工业上的投资约合细粮350万吨，交通事业的投资约合细粮150万吨，合计为500万吨。这只是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始。1950年的预算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已达到概算支出的23.9%，折合细粮710万吨。经济恢复建设支出的增加，加大了财政收支缺口。

此外，救灾、失业救济支出数额不菲。据统计，1950年，用于纯救济的粮食15.3万吨，工赈、农贷、借粗粮还细粮共计30.2万吨，两者共45.5万吨(不包括3亿多工账现款及合作贷款、银行农贷)。全国失业工人救济费支出折合细粮约13.85万吨。

收支脱节，加剧财政困难。1937-194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除政策统一以外，完全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体制是和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相伴而生的。各解放区有自己的税收、银行、钞票、商业。

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分散经营的制约下，新解放区的财政收支只能由各地机关自行处理，支出统一了，收入尚未统一。中央财政承担着军政费、经济建设费等主要支出，而公粮和绝大部分税收收入等均在大区以下的地方政府掌握之中，收入的多寡、迟早，中央无法确实掌握，而公粮变卖及现金税收，又恰是今后按月按季回笼货币的主要手段。

这种财政收支脱节的分散经营的财政体制不利于集中有限的财力，进行统一的调度，不利于集中力量支持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收支脱节的最大弊端是加大了收支缺口，加剧了财政困难。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扼制恶性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的初步成果可能前功尽弃，恢复经济，建设家园也就无从谈起。

5、全国财经统一

打击投机商人和稳定物价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没能解决物价波动的根源，即没能解决国家财政亏空及赤字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而主要支出却由中央人民政府来承担，说起来这虽然令人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是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即使要完全改过来，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

目前急需要做的，就是把权力收归中央，做到几大统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只要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势必迅速增加。只要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财政赤字也就势必缩小。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较容易地在全国调运物资，保证市场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

财经工作一统一，人民的情绪安稳下来，不再为一日三变的物价操心，不单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有了保障，国家的重点建设也开始顺利进行了。后来，陈云在评价统一财经工作时说，1950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重点只有2个，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毛泽东盛赞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在这期间，人民币也占领了全国市场。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同日，在华北地区首先发行人民币。并逐渐收回在各解放区流通的各种货币。195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决定，在新疆发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收回原来由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至此，新中国的货币得到了统一。

当时，人民币的面额虽然较大，而单位价值却很低。因此，在流通时，往往需以万元为单位，这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的人民币，并收回旧的人民币，新币就是延用至今的5种人民币主币和6种辅币。新人民币上都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元新币等于1万元旧币。这样一来，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取得成果。毛泽东对陈云的理财能力大加赞扬，并借用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之中的“能”字来夸赞陈云。

（正文完）

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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