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盛唐诗人寒了心，让盛世之音转变成盛世哀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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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9 13:01:3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是什么让盛唐诗人寒了心，让盛世之音转变成盛世哀歌 2020-11-19 16:31

导语：长久以来，人们一谈到盛唐诗歌时，都会用"盛唐之音"或者"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的诗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在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感情基调和恢弘宽大的气势令人感到震撼。但是这种表述仅仅是表面的。
盛唐诗坛的复杂性与变化使得我们很难去真正认识它。如果我们揭开它的面纱，我们就会发现华丽的表象下实际上是带着盛世悲鸣的创作潮流。出现这股潮流的原因，在于盛唐学子为了实现"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从追求到失落的心路历程。
开元盛世

一、序曲的拉开 盛唐诗人殷帆认为，从唐睿宗元年到唐玄宗十五年这段时期尚未成熟。而唐代代表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尚未出现。在这种新旧风格的诗歌中，王湾在《次北固山下》中由"海日生残夜，江村入旧年"这种风格的壮丽和充满前景的新气氛中，拉响了《唐韵》的序曲。
开元十五年后，盛唐的主要诗人开始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朝廷和参与国事充满了政治热情。他们吟唱王维的理想歌曲"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期望着或在朝廷作决定，或在边疆立功，都有雄心壮志的表现，诗体高明，情调雄浑，权力雄浑，学术界称之为"盛唐之声"
张九龄

1、"盛唐之音"的转变
然而，从"唐音"到这一天的开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革职，不仅标志着所谓"盛世"的开始，也标志着黑暗专政的开始。次年，张九龄在荆州的诗歌表达了他对忠正帝王命运的关注和不满。然后传到王维、王昌龄和其他与张九龄关系密切的人那里。他们撤退或外出工作，开始远离危险的权力中心，志成为一个隐藏的担心，成为一个著名的官员。可以说，当时比较有名的，政府的上层文人，最早在唐代的诗歌舞台上演唱，国事，时代的忧歌。
与此同时，或早于这些上层文人士大夫对国家繁荣的忧虑，其他一些久不擢第的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的哀叹。虽然，玄宗王朝为广大寒门弟子提供了宽阔的道路，但豪收贫靖，不能保证仕途一定光荣。所以，在开元中，有一些诗人会这样低估，郁芬发悲伤的声音。
2、"盛唐哀音"
如果说开元科举制度还具有公平程度的平等性、竞争性，那么到了开元末期，就开始堕落、滥用，日益增多。李林甫当政时，嫉妒才华，压力很大才华横溢，于是在，天宝六年七四七年导演了一部"野无遗贤"的丑剧，揭露了科场的骗局。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在参加了那场由李林甫操纵的"野无遗贤"的考试之后，元结直书其事，揭露个中阴谋，但他不愿"依托时权"，且以"丘园洁白之士"与友共勉(《喻友》
事实上，盛唐诗歌总是高亢明亮、情调鲜明、气势磅礴的观点，首先曲解了盛唐诗人所追求的"品格"的美学内涵。唐人虽然生活在盛世太平时期，但他们与建安诗人有着共同的情感，即对事业、名利、社会交往的渴望。唐代殷帆等人对"风骨"之美的追求和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盛世哀歌"，在世界逐渐变暗之后，他们的政治理想逐渐被摧毁
二、文学的集体性 著名的法国文学历史学家希波吕忒·丹纳曾经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而且人们知道如何解读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发现的就是一种人类心理学，通常是一个时代的心理学，有时甚至是一个种族的心理学"它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反映，是盛唐诗人文化心理集体演变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比学习心态更能指出个人的集体方面。准确地说，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个集体"原来是一批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冷酷的文人，他们的心态无论从文化渊源还是从，时代特征看，都具有很强的"集体性"。
孔子与其门生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指出了士应具的文化特质。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孟子亦云:"君子志于道。"(《孟子·尽心上》)虽然"道"的含义较广，在各个时期士的心态中的体现也不一样，但就其实质而言，"道"总可看作"士"的信念的集中概括，规定了士的社会使命和群体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新旧交替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原始宗法关系逐渐演变为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关系。
概言之，盛唐统治者为庶族士子提供的入仕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科举选士，二是立功边塞、封侯进身，三是走"终南捷径"。盛唐诗人面对这几条出路时的心态又各有差异。
科举制度是唐代统治者对庶族士子社会地位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认定。由于它是伴随着南北朝后期大族田庄的瓦解，与个体家族经济的普及而产生的，带着小农个体家庭经济的特点，其基本精神是平均主义的竞争，适应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参政的庶族士子的口味，自然成为干进者竞趋之鹄的。然而在众多的科举名目中，为盛唐人"所趣向"的"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
总之，盛唐文人的整体文化心态是"致君尧舜"，由于盛唐初期政治文化政策的吸引，他们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进入仕途，在求仕过程中，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热情，成为一首崇高而振奋人心的理想之歌。
三、政治热情的消退 然而，盛唐文士这种渴望跻身朝廷、"致君尧舜"的政治热情并未持续多久，到开元后期尤其是天宝年间，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使他们开始思考自身在所谓"盛世""明代"的命运，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愁怨和愤懑，渐渐取代了早年的幻想和热情。首先，开元中前期入仕的庶族士子在仕途上大多未能如愿。
王维画像

张九龄的罢相在此时已入仕的诗人群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王维在"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寄荆州张丞相》)的情况下，不久即半官半隐，明哲保身。崔颢在长安太仆寺任上，感于杨氏兄妹得宠，常作乐府诗讽之。崔国辅在京作左补阙，亦是"无复直言"，借宫怨小诗，影射玄宗的奢侈腐化。其他像王昌龄、李颀、常建等中下层诗人，则或被外放远贬，或主动弃官归隐，在边塞诗、山水诗中抒发对权奸当政的愤懑，也都远离了政治漩涡。
其次，透过初盛唐朝廷"广开才路"的表象，我们还可以发现，庶族寒士真正参与国政的希望仍是十分渺茫的。
如前所述，科举诚然是盛唐寒士实现政治理想的要道，但此时朝廷选官的主流却并不是科举取士，而是流外入流和门荫，且后者对世族子弟更为有利。。据统计，在开元初年之前的九十五年间，科举取士总数仅有2058人，而开元初年规定的官员总额就达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官16185人。
就科举考试的方式而言，也不仅仅是穷文人士大夫所享有的。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家族往往有悠久的家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考场容易取胜。
第二，科场高中还只是得到了进身资格，要真正进入仕途，还须经过吏部铨选。因此，庶族寒门之士要想走科举取士一途，就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加之，门荫入仕人数并不比科举出身少，而授官品位又高于科举出身。同时，其他做官途径也往往"悉用势家亲戚"。所以，唐人会发出"入仕之门太多，代胄之家太优"的愤激之语，盛唐诗中出现诸多仕进无门的愁苦之音，便不为无因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盛唐时期，大多数平民未能参与国家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治理理想。而且，他们的文化心态整体上呈现出一个渐进的趋势:从开元初期到开元中期对杨柳、功业、事业的向往，到天宝仕途的理想逐渐丧失，从青年时期到"圣代""明主"的希望，到中老年时期的努力工作、志向的逐渐改变，怨恨的情绪。
这种文化心态的渐变，就盛唐诗人个体而言，虽有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差异性，但对整个盛唐诗人群体而言，却又带有极强的社会性和普遍性，是整个一代士子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个貌似能实现政治理想的"盛世""明代"，为追求自身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的心灵历程的反映，也是盛唐诗风由前期的"盛唐之音"，向中后期"盛世悲鸣"的转变的内在心理机制。
四、政治理想的集体性失落 不过，我们还要认识到，盛唐诗人"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集体性失落，不只是开天年间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束缚或者权奸当道压制才士的结果，从更深层次看，也是因为他们作为"志于道"的文士、儒生天生具有一些政治弱点，更是这些新生庶族士子的文化特质，与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国家集权体制之间矛盾冲撞的结果。
士人风采

首先，盛唐士子大多是随着南北朝后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新兴政治力量，其文化心理中积淀着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大多以"致君尧舜"为政治理想。但是由于庶族士子尚处于新生期，他们身上不但尚留有春秋战国以来"士"的先天性弱点，也未能克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所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性，这也使得他们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实现政治理想时往往受挫。
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是历代士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它对政治理想的设计，又与重道德伦理之修养紧密相关，是以"仁"的境界为一生终极目标。先秦儒家总是提倡以"仁"为"政"，这就导致了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大多注重对伦理的教化作用，对个人自身修养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外在的事功。
诚然，张说、张九龄对"开元之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当时仅有文学而无政事，是很难跻身上层朝臣之列的。因此，他们二人除了具备文学才华，同时也有一定的经世治国之术。而开元时期科举出身的文学之士，由于玄宗喜好粉饰太平，张说大量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也因文学才华而做到中书舍人一类的高官，因而"掌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便成为大多数文士一生所期盼的最大荣耀和最终理想。
可以说，是儒家重自身修养而轻外在事功的传统，桎梏了盛唐不少文士。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尤其是初盛唐之际渐重诗赋之后，进士和以进士为鹄的文士们普遍"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
由于当时大多数文士不太精研历史和治术，他们对政事自然也就不太内行。而开元中期以后，政事日益纷繁，边境日益紧张，原先的一些制度需要调整，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都是当时大多数文士所无力也不愿解决的。
唐玄宗画像

因而，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平心而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初盛唐重"吏治"才干的一派官吏显然较少文学之士的空想和天真，狄仁杰、姚崇、宋璟乃至李林甫等人，在主持朝政期间，对各项制度进行调整，使唐王朝的繁盛达到了顶点，政治事功不可磨灭。
也许这也是唐玄宗最终弃文士而重用"吏治"一派的一个潜在因素吧。其次，盛唐文士作为新兴的庶族士子群体也存在着自身的政治文化弱点，这是由其历史局限性决定的。隋唐之际产生的庶族士子，无疑比魏晋南朝士族子弟具有更为强烈的参政意识，但他们在政治上又表现出"独立意识"的丧失。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南北朝后期，士阶层均未与皇权完全合流，但隋及唐初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在政治歧路上摇摆了一千多年的士阶层开始与封建专制政治合流了，使得士阶层摆脱了以前忽而是"公卿、大夫、士"中的"士"，忽而是"士、农、工、商"中的"士"那样若即若离的尴尬地位，此时的士子大多盛"王者无外，谁为方外之臣;野无遗贤，谁为在野之客"。
杜甫每以"杜陵野客""野老"自卑、自贱，盛唐隐士们亦不敢废君臣之大伦，"致君尧舜"更成为时人的口头禅，都标志着此时士子对先秦儒家所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古老观念的彻底放弃，丧失了士阶层应有的政治独立意识。因而，他们在追求政治理想时，就不能不受皇权意志的任意摆布，容易成为封建国家政治机制中的牺牲品。
姚崇画像

而且，为了保持君权统治的稳固性，唐代统治者一方面必须平衡社会各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防止个别集团冒进，独享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统治者还要利用具有不同政治特点和治理能力的官吏。
有唐一代，朝廷利用科举擢拔庶族士子又不排斥旧士族、新勋贵，即是出于平衡各集团利益的政治目的。具体到盛唐时期，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实际上也主要是玄宗本人根据政局变化交替利用两派官吏所导致的结果。开元前期，玄宗重用姚崇、宋璟和张嘉贞等人，是"重吏"，意在用这些直臣、干才来纠正武后、中宗、睿宗朝腐败、混乱的官场秩序。
宋璟画像

开元中期，玄宗重用张说，贬去张嘉贞，是他在政治上转向"重文""尚文"的表现;同时，玄宗又开始追求物质享受，遂重视财政，于是他在重用张说"右文"的同时，又起用了宇文融推行"括户"，使经济有所起色，国力大增。开元中后期，张说的继承人张九龄，与宇文融的后继者李林甫，互相倾轧，二人及各自所代表的朝官派别，在官场上也就时有浮沉，此消彼长。
结语：整个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的朝廷政治生态及其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唐玄宗对"文学"与"吏治"这两派官员都难以完全割舍的心理。因此，盛唐诗人在作品中所发出的"盛世悲鸣"，就不仅仅是由当时的一些具体历史因素引起的，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文化意蕴。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高度集权政治下，新生的庶族文士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明显反差和强烈冲突。不过，正因为盛唐时期存在过诗人们对政治理想的热切憧憬、积极追求，而后又纷纷遭挫，并最终失落这一心路历程，又有盛唐诗人们开始对自身政治命运沉浮的感性认识。
中唐韩孟等人"不平则鸣"的创作观念的提出，元白等人对李杜坎壈命运的同情，后来元明时期文士，一方面对开天盛世美化和憧憬，另一方面又对"明代"遭弃的盛唐诗人的悲声有所共鸣，都从正反两个方面透露出他们对自身遭际的徒叹无奈和黯然神伤。因为直至明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仍然未能跳出封建政治文化体系之外，仍是在"尊君卑臣"的牢笼中挣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最终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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