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后之玺”到“天元皇太后玺” ——陕西出土帝后玺所涉印史二题

思雨

从“皇后之玺”到“天元皇太后玺” ——陕西出土帝后玺所涉印史二题
孙慰祖                                                       

2021-05-09 00:00                    
                   千百年来颇费猜详而依然云遮雾障的帝后玉玺、金玺，终于显露真身。两件玺印的发现，直接向我们透露出有关秦汉南北朝帝、后玺印制度的若干重要消息。
皇后之玺：西汉帝后玺制与乘舆六玺
1968年，咸阳渭河北源上的韩家湾狼家沟发现“皇后之玺”玉印（图1），消息一经报道，即引起了玉玺归属的讨论。一种意见据其发现地近长陵而推断为吕后之物（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另有学者则认为玉玺系偶然捡获，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说明它和吕后有关，但肯定其时代为西汉文景至武帝前后（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释》）。


▲皇后之玺（图1）
现在看来，此玺的时代还可及至汉初。近年虎溪山沅陵侯墓出土的“吴阳”玉印（图2），时代下限为文帝后二年（前162），上限可在高后时期，其文字体势及琢治风格与之相比，颇为接近，说明汉初玉印的工艺已经成熟稳定；玺文与高祖卒年前后所颁制的“高寝丞印”封泥文字比较（图3），亦不至为晚。再与陈介祺旧藏秦“皇帝信玺”封泥相衡 （图4），除有无界格之别外，印文更为近似。而且，“皇后之玺”为累世传授之物，不为某代皇后专属，故从逻辑上分析，它的制作，也当在立国之初。那么，此玺曾为吕雉所佩, 也是完全可能的。

▲吴阳（图2）

▲高寝丞印封泥（图3）

▲皇帝信印封泥（图4）

“皇后之玺”的重要性在于串连起陈介祺旧藏“皇帝信玺”封泥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图5）与古籍记载等一组史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秦汉帝、后玺的实际情形。
关于汉皇后玺的质料 , 在卫宏《汉旧仪》中有一段前后相抵牾的记载，历来难以疏通，但论玺印制度的学者却无法 回避：
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玉玺（《汉官旧仪》作“皇后之玺 ”），金螭虎钮。
既称玉玺又云金质，显然是矛盾的。再看前后起句重出，也不合古今语言习惯。同书前条记述皇帝玺的文字是这样的：
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 、“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
《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皇后玺：
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方寸五分，高寸，麟钮。
比较起来不难看出，《汉旧仪》有关皇后玺的文字似有脱讹。
现在发现的皇后之玺，明确了是白玉螭虎钮，那么“金螭虎钮”当是传讹或者后人妄改。而相比之下，《汉官旧仪》作“皇后之玺”，则比较合乎辞例。全句显然另有脱漏文字，现在的实际情况似乎是：皇后玉玺与帝同，文曰“皇后之玺”，玉螭虎钮。
皇帝六玺没有实物传世。现在由“皇后之玺”的出现以及它 的质料、钮式与《汉旧仪》记载的皇帝玺相同，可知在汉代它们处于同一等级上，那么，形态也应该相去不远。

▲文帝行玺（图5）
首先，乘舆六玺的存在因此得到间接的证实。前引《汉旧仪》载六玺之名目，与“皇后之玺”相对应的“皇帝之玺”必不可少；在封泥中已发现了“信玺”，南越王墓又出现“行玺”，则其他“天子”诸玺也当可信。“文帝行玺”本身虽不属皇帝，但它却是赵眜僭制称帝而仿照中原朝廷帝玺所作，印式也是依据秦制，所以它保存的正是秦代皇帝行玺的大致面貌。
施加田字界格的官印，是秦制的标志，入汉即已废用，这一点通过对近年西安相家巷发现的秦封泥以及汉初封泥、印章的断代研究获得了进一步明确。因此过去游移未决的“皇帝信玺”的时代，现在已可尽释疑虑。那么，又可证明皇帝六玺之制确是始创于秦。
但除了所谓“传国玺”之外，秦皇帝六玺以及皇后玺似乎并不为汉代袭用，以后历朝恐怕也是如此。西汉建立，百官 印即不见界格，帝后玺如果仍用旧物，则现在见到的皇后玉玺也就当是如同“皇帝信玺”那种秦界格印式。所以《南史·孔琳之传》载孔氏所说“汉用秦玺，延祚四百”，自己先已指出系谓“传国之玺”，而非指乘舆六玺。后世如晋、刘宋等的乘舆六玺史书记载皆称“秦制也”，均是指因循秦六玺的名目和形制的主要方面，至于制作新玺，仍是立国的要务。《宋书·礼志》就记载了吴制作六玺之事：“吴无刻玉工，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是也。”《隋书·礼仪志》也记载了北齐、北周与前朝有所不同的帝、后玺制，显然都需重新刻制。
天元皇太后玺：北朝官印变革与隋唐印制的渊源
北朝的印制，以史籍记载和传世实物相互印证，已有种种蜕变的现象。1996年8月北周武帝与武德皇后合葬陵被盗，所出“天元皇太后玺”（曹发展：《北周武帝陵志、后志、后玺考》）（图6），不仅钮制造型奇异为前所未见，其印式亦焕然一新，此印的面世，引起我们对北朝帝、后玺以及整个官印制度转变问题的重新思考。

▲天元皇太后玺

▲天元皇太后玺（图6）
北朝帝、后玺在此之前只能从有限的史籍记载中获知梗概。《隋书·礼仪志》说“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天子六玺中，皇帝行玺、之玺、信玺并白玉为之；天子行玺、之玺、信玺并黄金为之；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督摄万机印，以木为之，作“腹部隐起篆文”。其中透露北齐帝玺出现了玉、金、木三种质科，还有“隐起”的阳文印式。关于帝后玺，同书又载北齐“皇太后、皇后玺并以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钮”。北周的情况是，皇帝六玺皆白玉为之，螭兽钮；皇后玺，方寸五分，麟钮。则北周在质料、尺寸等方面又略改齐制，且帝、后的钮式已出现差别。只是这些记载，向无任何印迹或实物的印证。
“天元皇太后”即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北史·周本纪》载宣政元年（578）宣帝即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改“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580）宣帝为杨坚杀死。则此玺的制作年代十分明确。
“天元皇太后玺”是专属阿史那氏的尊号玺，它又不同于袭用的“皇后之玺”，因而用于随葬是毫不奇怪之事。况且阿史那氏死于隋开皇二年（582），此时也不可能再作一枚前朝金玺为其殉死。再审其印文，与隋印风格亦截然不类。从这几方面考虑，此玺只能是阿史那氏生前所受的太后印玺。
此玺为金质，这一点与前引《隋书》记载北周皇太后玺的 质料有所不合。根据上文所揭示的北齐、北周两朝帝后玺的制度变化，以及传世百官印实物中所反映出来的迹象，可以认为北朝末年的官印定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隋书》记载并不能完全体现实际的变化。我想此玺所反映的质料改变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隋的制度多与北周衔接，《文献通考》记隋制皇后为金玺，《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玺皆金为之。按照以玉为尊的规格，则此时太后、皇后的印制等级有所下移。那么隋唐之制正是承接了北周使用金玺的变革，反过来说，北周末年帝后改用金玺，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
“天元皇太后玺”的钮式，据报道称为“天禄钮”。观其形态，此所谓天禄实际上即是古人所称的“麟”类。那么，它与前文引《隋书·礼仪志》的记载却是一致的。这是官印实物中一种前所未见的钮式，它在汉晋传统的螭、龟、鼻钮为主干的钮式等级体系之外，又于帝、后之间别创出一种等级标志，因此，实质上是等级标志的细化，它与质料的降格正好是相对应的，因而具有制度含义而非随意而为。南北朝的武职官印，诸多新的钮式题材也在衍生。这应当视为南北分割，政权频繁更迭，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汇的背景下产生的制度变异。只是这一趋势由于隋的统一而告中断，官印的钮式转向以简朴便利为主的发展方向。
北周官印的形态为隋代所接纳，还包括此玺所出现的阳文印式和印文作两行排列的章法，以及印面增大的新格局。这几方面的改变，过去一直认为始自于隋。“天元皇太后玺”印面为纵4.45厘米、横4.55厘米，这个数据，如果忽略手工制作难免存在的误差，按北周市尺的实际长度，正合“寸五分”的标准，可见是合乎当时印面大小规则的。入隋，官印则更为益大，这也是此玺的制作不能在阿史那氏身后的又一理由。
官印改刻阳文，在此前已见一例。1982年陕西汉阴县东壩村农民在河中淘金时发现一枚“卫国公印”（徐信印、张苏云：《陕西汉阴出土“卫国公印”》）（图7），据《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宇文直于武成初以秦郡公进卫国公保定元年为雍州牧。又，独孤信曾于北周孝闵帝时进封卫国公。唐贞观十一年李靖亦封卫国公。但此印钮式与文字均有别于唐印，当属北周之制。
“天元皇太后玺”的发现，使得“卫国公印”不再是孤证，也与史籍中北齐时已使用“隐起篆文”的记载相呼应，可有力地证明阳文大型官印在北朝后期已经肇始。而北周官印的明显增大，又是在北魏、北齐逐步量变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这是长期渐变导致的结果。揭示了这样的演化轨迹，秦汉印制向隋唐印制的转变才合乎历史的逻辑。

▲卫国公印（图7）
官印变大和改作阳文是隋唐官印制度最根本的形制标志。它顺应了纸张普遍使用，而由封泥时代转人钤朱时代的客观要求，从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中后期官印的基本形态，而 此一转变的初形，即始于北朝后期。这是由“天元皇太后玺”等实物资料发现所带来的印史研究范畴内的一个新结论。

▲皇后之玺

▲天元皇太后玺
原载于《上海文博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