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是为了挣钱吗？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回答：人生有四重境界

兰梅

人生只是为了挣钱吗？民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回答：人生有四重境界                                                         2020-09-16 21:41                    
                          

所谓“有求必有应”。当代成功学大师的泛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人们对功利社会的追捧。当名利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后，许多热爱思考、不愿意苟且的朋友难免发出疑问：这真的对吗？
这也许是我们当代人对世俗社会最卑微的反抗。可我们仅仅只能在心中有那么一声微啼，而后又只能被融化在钢铁洪流中，归于一个渺小的凡人。

这真的对吗？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我们的历史先哲可能有一些答案，毕竟这个看似小小的疑问，他们思考了三千多年。
而这三千多年的思考成果，被近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归纳总结，写成了一本《中国哲学简史》。在这其中，他给出了关于人生的一个“参考答案”。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传世的著作中，提出了人生从低到高一共有四重境界：
第一等境界被称为“自然境界”。这种人生是按照人的本能和社会习俗生活，做各种事情缺乏自觉，没有体会到它的意义。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被礼俗和功利驱赶。
第二等境界被称为“功利境界”。这种人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当然他也有可能做一些对他人有益的事情，但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比如有钱人做慈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规避“为富不仁”的名声。所有他做的事情，对他而言这是“有用”的。

前两种人生境界都是人的自然状态。第一种大抵就是人们所嘲弄的“放羊娃”，放羊就是为了生孩子，生孩子让他去放羊。第二种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稍有成就、稍有思考的人，他们泥泞在功利的评价标准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名利。
但达到这两种人生境界还没完。

第三等境界被称为“道德境界”。这类人晓得，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自己，还有社会的存在。他们做事情，不光想着自己，还晓得为社会做贡献，即“义以为上”，他们“所做的都合乎道德，都具有道德的意义”。这类人在社会上也有很多，抗疫的医生、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我们都可以将他们大都归于这类人，先哲们往往会将其称为“贤”。
第四等境界被称为“天地境界”。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一个世界的公民。同时他还是“宇宙公民”，他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的这样做，认为这是对宇宙的好处，精神上已经超越人间了，人就“成圣”了。

而如何达到第三第四等人生境界呢？冯友兰认为需要通过哲学的训练，许多人对哲学望而生畏，但中国老祖宗的哲学并非西哲的严谨逻辑思辨，而重在用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去体悟，经过相当的逻辑训练的学生真不一定比没有不读书的文盲懂的快。
哲学也并非“神圣化”的东西，他其实并不具备门槛。人生处处有哲学，比如你说一句“人活着真没意思！”这就是你的哲学观念。所以，我这里也建议普通人多读读哲学，最主要的是多读读咱们自己祖先的著作。
按照冯友兰的话说就是“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换句话说，哲学的目标就是让人“成圣”。

虽然这话有些大，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圣人并非在等级上高人一等，或者有更高的人生成就。冯友兰说：“圣人不需要为当圣人而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圣人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的理解，这些事对他来说有一种不同的意义。”
即：“寻常人在蒙昧状态中做事，圣人则在完全自觉的状态中做事。”
人生观并无对错，只有赞成与否。冯友兰的态度尽管提炼了中国哲人对于人生观的精髓部分，但只是万千思考中的一种，至于对朋友们有什么启发，全在你们自己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必须要了解，冯友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提出这人生的四重境界。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席卷华夏，尤其到了新文化运动后，西方人的哲学思考就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中。给我们带来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觉醒，让中国人走进了资本主义的丛林世界，另一方面则引起了一些保守派学人的反弹，如刘师培就曾言：“（今人）醉心于功利之说，不以自利为讳言，只认生存竞争为天理，以致放肆恣睢，纵欲败度。”

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政治上改天换地，但民间社会却依旧如故。人们看到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乡村社会的凋敝、政治的混乱，与此同时兵燹、灾荒、疾疫摧枯拉朽的收割着人命，而真正代替旧道德的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混乱和崩坏。
这就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新一波反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民国不如晚清”。于是就有了，二三十年代县域地区30%左右的男性还留有辫子的奇观。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巨量的墓碑让欧洲人自己的意义世界发生幻灭。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东方世界，甚至一些大学的社团中开始出现研究东方儒家文明的学生社团。
那段时间，他们真诚的以为东方的精神文明能拯救他们腐朽的、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罗素说：

  “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贫穷悲惨，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更为幸福；他之所以幸福，是因为该民族建立在比我们更人道、更文明的观念基础上。 ”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学人对中国的传统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在儒家思想被解构，归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后，近代学人对先哲的提炼和完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以冯友兰为代表。
就历史进程而言，我们仍然没有走过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三峡”，五四运动的一批先哲提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充分讨论，他们所期望的世界、所提倡的新文化新道德，如今仍然有审视的必要。
许多人觉得，我们在过度引进“西化”后，迎来了严复所讲的“寡廉鲜耻、利己杀人”的时代。但许多人包括我的失望，可能只是我们偏见一隅、难得全貌，犯了井底之蛙的错误。

无论周遭如何变化，重要的在于自己，因为快乐是你自己的。
活了廿余载的笔者实在难以教导大家什么才叫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或许还要先生朋友们教我，但希望大家能从先哲们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但愿朋友们能自恰于凡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