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生：殡葬礼俗关乎人伦底线 不应盲目“革命”

刘云

赵法生：殡葬礼俗关乎人伦底线 不应盲目“革命”

        2018年08月06日 10:54:11
                   作者：赵法生

最近十年来，所谓殡葬改革的速度明显加快，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相继发生：2012年，周口市政府强力推动大规模平坟运动，约有300多万座坟墓被推平，但后来大多数被民众自动修复；2014年4月1日起，安徽安庆市宣布从6月1日起全面实施火化，各区县以低价收回群众预备的棺材毁坏，多位高龄群众无法接受这种强制性所谓改革而在6月1日前自杀身亡；2016年7月，山东推广莱芜地区移风易俗的经验，对于传统丧礼实行“八取消、八提倡”，包括取消普穿白色孝服，取消三天丧提倡一天丧，取消唢呐鼓手，取消棺材，取消摆祭、路祭，取消纸马、指路、泼汤等，丧事不设筵席、不上酒，后来曲阜市进一步将八不准扩展为十不准，这是对于中华传统丧礼文化实行彻底的取消主义；2018年4月，江西上饶地区强行推行火化，一个月内收缴、焚烧5000余副棺木，其中该市鄱阳县县委副书记朱振华下令两台挖掘机将现场近400副棺木集中砸毁，该市弋阳县还发生对于下葬七天的老人强行起棺焚尸的事件。

资料图

这些政府强制甚至暴力破坏本民族传统丧葬礼俗的行径，如果发生在战争时期的敌国之间，如同毁其祖坟，破其风水，那是敌人的诅咒，虽属罕见，毕竟可以理喻。可它们偏偏发生在和平年代，发生在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之间，是地方政府平民百姓的家常事大动干戈，实在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乃是必然。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慎终追远和善恶果报，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民族文化情怀和历史意识的人，看了这些事件，难免会在心头引发一种不祥的预感，浮现出一种衰世图景。但是，一切社会重大事件都不是空穴来风，那些反复出现的同类现象尤其有其内在的机理，对于近期频发的这些所谓的殡葬改革乱象，除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外，其中潜伏着的思想理念无疑值得进一步探究。

目前殡葬改革的理念起源于国共战争时期，形式上采用的是俄罗斯的追悼会制度，基本看不出本土中华传统丧礼的成分，已经潜在包含着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思想因素。以时势而言，这在以破坏为主的战时还是可以理解的，崇文尚礼和敦伦教化毕竟不是战争时期的急务。但是，这样的一种殡葬改革理念，在1949年之后，通过极左的文化观念，依然得以延续，国家虽然已经进入和平年代，在斗争哲学的指引下，国民依然沉浸在一种砸烂旧世界的狂热里不能自拔，以破四旧相号召，要继续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彻底革命，进而演变为文革期间全国范围内的扒祖坟、烧家谱和毁祠堂运动，以至于连二千多年前孔圣人的坟墓也不能幸免，不仅荡涤了数千年礼乐文明所积累礼义廉耻，并将几代国民对于传统人生礼仪的认知，牢固地定位在破四旧的历史叙事模式之中。精神的力量一旦定型，就会产生巨大的现实效应，并演变为一种深刻和内在的历史惯性，除非有新的思想观念将它们清扫干净，它们必将继续顽强地呈现出来。

现行殡葬改革的观念发端于战时，其思想理念却具有更深的渊源，就是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五四一代学人的反传统，是从思想上认定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所以必须打倒孔家店，以便将民主与科学引入中华文化，完成救亡图存和复兴中华的使命。这一思想动机无可非议，对于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许多批评也不无道理，但它从学理上存在一个明显偏颇，就是没有将儒家政治思想与人文道德加以必要区分，这从五四运动极端反传统代表之一的鲁迅的先生的“吃人”二字可以见出。但即使从如此极端的言辞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鲁迅的拳拳爱国之心，儒学在宋代以后所产生的禁锢压抑人性的种种弊端，说是吃人，“虽不中亦不远矣”。

从历史角度看，礼乐制度实际上有一个衰变蜕化的过程，比如后代儒家就明显缺少了先秦孔孟儒家那种鲜活的生命和博大的胸襟。但是，传统礼仪不仅仅吃人，用古人的话说，它还养人，所谓“养人之欲，給人之求”，又说：“礼者，养也”，古人制礼的动机在于“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也就是顺着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需要，将其纳入到文明秩序，构建起基本的人伦与道德规范。传统中国基层的自治主要是礼治秩序，是一种管理成本极低而效果教化的自治形式。如果礼仅仅是吃人，号称礼乐文明的中国，也就注定不会有她在古代世界中的辉煌。持平而论，传统君主制度之下那些与政治等级有关的典章制度礼仪多在废弃之列，而以明人伦、敦教化为主要目的许多人生礼仪，与现代化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加以适当转化，完全可以转入现代社会，为新生活奠定人伦道德基础，缺乏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社会自治，任何政治措施都将归于无效。改革开放重新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人们发现华夏传统礼仪在海外华人那里一直受到尊崇，并没有成为他们现代转型的障碍，倒是成了他们身上依然保持的君子风范的根源。相反的是，大陆虽然对于传统文化进行了文革式的大破坏，却并没有因此而加快现代化步伐，倒是在现代转型和道德提升方面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这足以促使学术界反思那种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大革命的做法的客观后果。

在人类的诸多文明成果中，风俗是最不适宜进行革命化处理的部分。古人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因为风俗是在各地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的基础上长期演化的结果，无法强求整齐划一，就如同不能强行要求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具有同样的肤色，说同样的话语，吃同样的食物，遵守同样的作息时间一样，礼俗正是风俗的规范化结晶。风俗的演化体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其中包含着超越于人类主观设计的智慧，它是多少代人辛勤探索和不断试错的结晶，这些通过历史试错中形成的要求，比如禁止近亲结婚，家庭制度的形成，对于神明的敬畏，生活礼仪的安排，往往凝结着人类先祖在探索中的巨大代价，以及为子孙后代寻求福祉的深谋远虑，不容后人轻视。

当然，风俗也非一成不变，但它的变革应当采取渐进的改良路线，而不能采取运动式的革命，这方面以孔子的论述最为典范，它主张礼俗改良要走因革损益之路，并以三代礼俗作为改良演化的典范，所谓“夏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他好古敏求的文化探索和实地考察夏商周三代历史所得结论。因即继承，革是变革；损是精简，益是增加，孔子强调礼俗发展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变革损益。他本人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对于当时礼崩乐坏的现状痛心疾首，为复兴礼乐付出了毕生精力。因此，他对于当时处于崩解中的礼乐精心爱惜维护，当学生子贡建议去掉国家每年告朔礼祭羊时，他曾经意味深长的告诫道：“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礼乐文明的意义不能完全用经济指标去衡量，如果单纯出于节约金钱的考虑而对待礼制，那么人类最好回到野蛮状态，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困局。由于文化断裂导致了几代人国人对于文化传统的无知，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依然简单地将传统礼俗简单化地等同于四旧，必欲破除而后快，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荒诞景象：人们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然近乎疯狂地摧毁着民间残存的礼乐遗迹。

在儒家看来，即使对于已经占领的国家和地区，也要尊重当地礼俗，尊重当地民族选择和发展礼俗文化的自主性，这就是《礼记·王制》篇说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经世智慧，不但政务措施要因地制宜，教化的推行同样要因俗而行。所以儒家尽管赞成政治领域的汤武革命，却坚持礼俗领域的“反革命立场”，认为礼俗的发展必须走改良之路，其中的确包含着儒家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理性智慧，古今历史变迁不断为这一智慧提供着新的佐证。当年秦始皇奉行法家思想，以政治力量强迫推行其“新军国主义”国策，破坏自然形成的民风良俗，导致风俗衰败，道德瓦解，社会大乱，二世而亡，近代的法国大革命和我国文化大革命，可谓殷鉴不远，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中华文明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中祭丧之礼具有特殊重要性，古人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里的祭礼当包括葬礼而言之。在《朱子家礼》中，丧礼的篇幅要远远大于冠、婚、祭礼。何以乎如此？这与古人制礼的深意有关。

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特别重视报本反始，认为这是制礼作乐的依据，《大戴礼记》说：“天地者，生之本也；父母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人是天地所生，父母所养，而圣人所教化，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对于天地、父母和圣贤的感恩与报答之情，而此情义是通过一系列礼的程序来实现，礼的设计正是出于表达感恩与敬意，所以古人缘情以制礼，并通过这些仪式的反复实践，使得情感得以宣泄，情操得以升华，人格得以陶冶，如此以礼化俗，以俗正心，使得公序良俗得以形成，这其实是任何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条件，所谓人必自治而后有治。

经过近百年的摧残破坏，传统葬礼在都市已经绝迹，但在广大的乡村却依然大致保留完好，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现代都市人心目中，身穿孝服和披麻戴孝等总有索隐行怪之感，甚至自发地将他们与愚昧落后联系起来，这其实表达了文化断层之后，都市人对于古典文化的真正隔膜，如果肯静下心来阅读一下古人的礼书，就会意识到古典文化的深意和许多现代都市文化的肤浅偏狭。

比如丧服制度是出于表达对亲人去世的哀伤悲痛，根据与逝者的不同亲缘关系而设定，体现了古人因情而制礼的考量，既是传统社会伦理情意的展示，也通过服制加强此种伦理情意，而强迫人们采用无法表达他们悲伤的服装，乃是亵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奠酒、摆祭、烧纸是孔子说的“事死如事生”之意，希望亲人在另一个世界免受匮乏之苦；神位之设置意在安顿亡灵，不使论沦为孤魂野鬼，丧礼之后神位归入祠堂则是亲人之灵魂与先祖团聚，一起保佑子孙后代；合理丧期的设定主要是为了使得丧亲者通过一系列祭奠仪式，使得悲痛得以宣泄，此种悲哀如果不借助一定形式表达出来，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即使在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华人世界的丧礼也没有低于三天者，马来西亚华人丧礼多为三到七天，而台湾地区的丧期可达数月，具体时间完全尊重家属选择；唢呐锣鼓是与传统丧礼相匹配的，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举，乐依礼而行，唢呐声声奏出了人内心深处的悲痛，使得整个村庄沉浸在悲伤与回忆中，并借着这种表达的共鸣而从精神上融为一体；亲友吊孝是表达悼念慰问，亲属答谢是表达感恩之情。跪灵是在棺椁抬出家门之前，儿孙们跪在灵棚向即将永别的亲人表达生离死别之痛；随后的路祭则是最后一次在逝者走过的路上祭奠他，送他远行。

另外，在乡村丧礼上，有宾主互拜礼，谢牢、谢客和谢庄礼，其中谢庄礼是出殡当日，孝子贤孙清早起床后，在唢呐声中绕行村庄一周，跪谢左邻右舍，感谢他们对于老人一生的帮助。对于乡下人而言，每次丧礼都是村庄一次重大的公共事务，借以提升村庄的公共性和凝聚力，这对于目前正在原子化的乡村尤为需要。

我们所以不避繁琐之嫌，叙述传统丧礼的意义，是为了使得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得以显明出来。其中的每一步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和培育人伦亲情，塑造建构村庄的公共理性。通过这套看上去有些繁复的仪式，使逝者的尊严得以彰显，生者的心灵得以安顿，亲友乡邻的情意得以加强。可以说，其中的每一步都指向慎终追远的深层考虑，它同时兼顾了人对于超验世界的追求和对于人文道德的眷注，如同牟宗三所说，这样的儒学乃是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目前，海内外奉行的传统丧礼虽各有特点，但基本仪式都是都源于周礼而有所损益，其中超验关怀和人文精神并重的特征，进而彰显人道的可贵与人性的尊严，这或许是其当年深深打动了孔子的东西，也是其能够流行数千年不至于中断的原因。一旦理解了礼文背后的礼义，我们就会明白，与目前大都市中流行过于简单化的所谓告别式相比，乡土丧礼反倒更能彰显人道尊严和人性需求，因而是文明和进步的，它来自宗周礼乐文明的设计，那正是中华文化最有创造活力的时期，它将人道和人性置于考量的首位，所以才具有了穿越时空的意义。

相形之下，目前的都市殡葬，基于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和工具理性的限制，又对古典丧礼充满傲慢与偏见，只能把人当做垃圾一样地处理掉了，马来西亚华人殡葬专家王琛发博士曾经撰文，对于大陆都市殡葬流行的“告别式”一词提出质疑，认为中华丧礼的理念恰好相反，丧礼不是简单的告别，而是亲人的另一次团聚，通过丧礼的一系列仪式安排，我们送走了亲人的躯体，却通过祭丧礼仪与他的精神在更深层次上联系起来，逝者的神主入祠使得他与先祖团聚，并成为保佑者中新的成员，宗族的精神凝聚力由此而加强。这代表了海外华人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对于圣人制礼本意的体认和追寻，构成了他们深切的文化情怀的思想渊源。与传统丧礼相比，都市现行丧礼的粗陋无文是显而易见的，真正需要变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除非我们的基本价值判断因颠覆性的挫折而陷于错乱。

曾子在《论语》中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只有慎重对待父母的丧礼和祖先的祭礼，民众的道德才能归于醇厚。显然，他认为祭丧之礼比其他人生礼仪更为重要，孟子甚至认为“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因为丧礼是告别人间世的终极仪式，祭礼则表达了生者与逝者的精神联系，二者对于人生都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非寻常礼仪可比。所以丧礼即使简化，也不能过于草草。目前各地都在提倡厚养薄葬，其实，一个人连父母去世都敷衍塞责，他真有可能会在父母生前尽孝吗？正因为丧礼对于家庭伦理具有如的重要意义，孔子才反对单纯提倡薄葬。在孝道观念已经严重式微的当今乡下，在那些众多缺乏社保的乡下留守老人处于被抛弃状态的今天，过度突出厚养薄葬正好为那些不孝子孙提供了口实。

由此可见，礼乐传统对于中华民族，远比寻常所说的道德建设更为重要，这就是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就是宗教学所谓的终极关怀。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安顿，在欧美是通过对于上帝的信仰来解决，对于华夏汉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则主要是通过礼乐制度来完成，礼乐仪式不仅建构了人生秩序，而且建构了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精神通道，使逝者得以永垂不朽，生者的心灵有所皈依，不是皈依于某个至上人格神，而是通过礼仪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祖先之灵和天地精神融为一体，进而将圣与俗、现实与来世打通。

因此，传统人生礼仪对于中华文化中的意义，如同基督教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一样；所谓礼崩乐坏，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意味着信仰的崩溃和底线的坍塌，意味着人性的异化和人道的沉沦，意味着人人皆为禽兽的互害时代的到来，就像战国诸子所形容的一样，众暴寡，强欺弱，少凌长是这个时代的特征，骨肉相残是它的常态。这些社会现象其实是对于传统礼乐进行革命化扫除的报应，破坏越严重，报应就越深重。人伦底线的维系不但是任何建设性的社会变革的前提，更是现代民主法治有效运行的基础，没有了这一基础，一切制度变革将如同沙上建塔，注定是梦幻泡影，空中楼阁。如果吴三桂出卖的是地理意义的中国，那些肆意践踏破坏中华礼乐的人，毁坏的便是文化意义的中国，前者使得中国亡国，后者则让中国亡文化，亡国还有复国的希望，亡文化则使得中华民族万劫不复。

华夏先贤向来主张和而不同和因革损益的文化观，反对礼俗领域的文化革命，所谓的文化革命，从根源上属于外来的思维模式，与数千年的华夏智慧背道而驰，并对于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深重灾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终于告别违反人性的斗争哲学而重返理性轨道，在艰难困顿的历史变局中创造出复兴的气象，理性、建设性和现代性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从文化方向上讲，则是通过古今的转化和中西的融通，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此背景下，由于对于传统礼俗意义的无知所产生的傲慢与偏见，以及由此而来的破坏举动，如同文革时期的狂妄悖谬一样，注定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人性、人心和人道才是永恒的太阳，一切反文明的阴霾终将被它的光芒所驱散。

*本文作者赵法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原标题：殡葬改革：改良还是革命？——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丧葬改革。凤凰网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