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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李隆基才死几十年,白居易就敢写《长恨歌》并公开发表? 2019-12-27 19:00
长安事 其实历朝历代的这种诗层出不穷,而且大多是哀叹民生艰难,反映社会黑暗的作品,以至于形成了“讽谏诗”这个流派。
你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出来都是在李隆基死了几十年了,你又知道杜甫的《丽人行》就写在安史之乱来临之前吗?那诗写的,把杨国忠和杨家那些夫人的脸抽得啪啪响,也没看见唐玄宗治他的罪啊。他在后期混得艰难是他自己在官场上情商太低,与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作品没有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与咱们现在认为诗歌是种文学体裁不同,古代的士大夫是把诗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工具来看的。
诗,产生于民间,所以代表着民众的情感取向、生活状态,以及官风评议、政治诉求。也就是说,诗的最初就是民意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君王下令在民间收集整理的,其实这是类似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的早期准备工作。周王室采集了各地的诗歌,加以整理,然后在各个诸侯王之间教化沟通,教民以礼,实际上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交流工具来使用的。我们现在去翻古史,会发现战国时期很多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都是直接引用《诗经》。因为在周王室的整理教导之下,用这些诗句来进行交流不会产生歧义。
孔子说:“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通过对诗的解读,是对国家治理情况,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直观而感性的了解。在最初的时代,这几乎的唯一的渠道。
后来文化向士大夫,向普通老百姓下行普及,诗歌的功用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还是高大上的,向民间娱乐就分化出“词,曲,传奇,打油诗,小说,戏文”来承担。诗在高层文人的手中还是用来劝谏的,在君王的心中是用来接收臣子建议的一个相对于直谏,死谏更温和的沟通渠道。
所以,诗的“讽谏”,就成为倡导和鼓励的功能。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内,反映民间疾苦、抨击官僚腐败的诗,不仅不是被禁止的,还是被鼓励的。
一直到明朝,很少有人因诗获罪。当然也不是没有,苏轼的“乌台案”,蔡确的“车盖亭诗案”算是把宋朝官场搅得一塌糊涂,但是还是没有形成坏风气。即便在乌台诗案之后,仍然有大批诗人坚守诗的讽谏传统,只要不涉及党争就相安无事。
元代也没有文字狱。蒙古人马上得天下,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元代的戏剧、曲子,都有鲜明的抨击色彩,大行其道。《窦娥冤》这样的戏剧,拿到现在谁敢写?
明清接过元朝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开始了因文获罪,因诗获罪的思想镇压。
然后就是到了现代,这个就不多说。所以当你用现代人对文学的眼光来看古时候的文人士子的讽谏作品,自然就会出现题主的疑问。
人都会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时代在进步,帝王之术也在进步罢了。
千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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