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先念宴请新四军叛徒郭仁泰，对方说：司令，我要举报

清梦

1949年，李先念宴请新四军叛徒郭仁泰，对方说：司令，我要举报                                                         2022-08-26 02:07                                       

   1949年，李先念宴请新四军叛徒郭仁泰，对方说：司令，我要举报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郑绍文接到了李先念的电话：“郑部长，走，和我去看一个老朋友。”
“老首长，哪个老朋友？”郑绍文问。
“先不告诉你，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放下电话，郑绍文驱车来到湖北省委，和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将军驱车直奔应城县而去。

到了县招待所，李先念早就预约摆下宴席，对郑绍文说：“客人一会儿就到，来了你就知道了。”
不一会，一个壮实的湖北汉子来了，郑绍文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汉奸郭仁泰吗？
李先念一见客人来了，急忙端起酒杯敬酒。郭仁泰端起酒杯没有喝下去，而是诚惶诚恐地说：“司令，我要举报！”
李先念为什么要请“汉奸“吃饭，对方要举报什么？
郭仁泰，湖北沔阳人，出生贫苦，脾气火爆。
清廷灭亡之后，中国进入乱世，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京剧《沙家浜》中土匪头子胡传魁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郭仁泰在乱世中揭竿而起当了土匪，说好听点就是帮会。

不管怎么说，干的是不法勾当，比如杀人越货，走私鸦片等等。
1937年，卢沟桥响起枪声，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湖北地区的国民政府开始对当地的不法武装进行取缔，没有背景的郭仁泰被抓进监狱。
他的情况刚好被中共湖北宣传部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队政委陶铸知道了。
陶铸听说此人虽然是土匪，但是本质不坏，很有号召力，所以就动用资源把郭仁泰保释了出来。
郭仁泰出狱后，听说救他的是新四军的陶铸，随即赶来谢恩，“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哥救命之恩，小弟终生不忘，愿意为大哥赴汤蹈火！”
陶铸赶忙将他扶起来对他说：“你要报恩的话，就好好抗日，我们一起把鬼子赶出去！”
郭仁泰听了，连连点头。他说到做到，带着自己几百名手下投奔了陶铸，愿意加入新四军。于是陶铸就让其加入新四军“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郭仁泰的队伍编入第一大队（郭任大队长）。

既然加入新四军，就要接受党的领导，陶铸就让共产党员陈秀山担任三大队的政治指导员。
“应抗”成立后，立即对日军进行打击，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日军开始时对这支队伍不屑一顾，但是一次次被痛打之后也发火了，不得不正视起来，一次次倾巢出动进行大扫荡。
敌众我寡，我军还缺少武器弹药，突如其来的大扫荡让“应抗”遭受重创，三个支队一个被击溃，两个哗变，哗变后投敌的就包括郭仁泰和他的一些手下。
陶铸一点都没有灰心，他到处奔走，重整旗鼓，将队伍组建起来，继续打击日寇。
1939年春天，李先念率领鄂豫挺进纵队两个连来到鄂中，“应抗”不再是孤军作战。
根据中央指示，“应抗”接受改编，成立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陶铸任政委，郑绍文担任政治部主任。

游击支队成立后，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不但要给日军和国民党作战，还要跟郭仁泰为首的伪军作战。郭仁泰在大扫荡看到日军装备精良，就吓尿了：打不过你我就跟你干。就这样，郭仁泰摇身一变成为伪军，地位也青云直上，成为伪鄂西保安副司令。
日军对这支伪军非常看重，不惜血本扶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郭仁泰不失时机招兵买马，很快就扩军到一千余人，比原来“应抗”三个支队的兵力都多。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刚刚成立，羽翼未丰，不想树敌太多，李先念就决定争取郭仁泰。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无原则的，主要是郭仁泰出身贫苦，根红苗正，其次是他手下部分人接受过新四军的教育，还有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
还有就是郭仁泰很讲江湖义气，始终不忘陶铸的救命之恩。
陶铸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学生、中共党员蔡松云前去拜会了郭仁泰。郭仁泰一看陶铸的信，感到无地自容，就告诉弟兄们：“咱们不当秦桧”，在1940年1月，带着他的一千余人的部队重新回到了新四军。

回归后，郭仁泰的部队编为第六团队，由他任团长，郑绍文任政委。郭仁泰部队接受整编以后，李先念和陶铸学精了，要对这支队伍进行彻头彻尾地改造，不能再出现之前那种问题了。
他们觉得，郭仁泰虽然归队，但是对他不能不防，不能重蹈覆辙。改造的重任，当然是由政委郑绍文承担。
出发的时候，李先念十分担心郑绍文的安全，毕竟这支队伍曾经是伪军，就怕出一些不可预知的乱子。李先念提出给郑绍文一个警卫班，以防不测。
郑绍文则连连摆手说“不用”，他说道：“对方一千多人，这点人根本不够用，反而会让郭仁泰对我们产生戒心。”
就这样，郑绍文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一名勤务员，和一名养马员，就出发了。
郑绍文不愧是搞思想政治工作出身，他不显山、不露水，很快在出身贫苦的战士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营、连级单位建立起了党组织，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了一批党员。
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支部队就被“染红”，成为我党的一支军队。

改造部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组建一支队伍难度还大。因为这支队伍战士成分复杂，除了贫苦农民和矿工，还有土匪，也有地痞，纪律涣散，自由散漫惯了，有的看到百姓东西就想抢，看到大姑娘小媳妇就像调戏，受不了新四军的清贫和纪律约束。
所以当初李先念给郑绍文定的改造时间为半年，而且说这一千多人，改造好八成就是成功，真要跑了两三百人，也绝不算失败。
结果，郑绍文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改造成功。
有没有人受不了这份苦，选择了跑路放弃呢？当然有，比如咱们的主角——郭仁泰。
出身贫苦的战士们，大多对新四军的艰苦生活很快就能适应习惯，而郭仁泰和他的铁杆弟兄就不习惯了。
新四军提倡官兵平等，不能称长官，只能称同志；不能打骂下属，不能摆官架子，这让郭仁泰和自己的兄弟们觉得当新四军没劲。
新四军规定不能带家属，不能随便恋爱结婚，更不能去外面嫖娼赌博，让郭仁泰的那些弟兄们就更受不了，觉得这跟当和尚差不多。大浪淘沙，那些受不了苦行僧生活的郭仁泰的兄弟们一个个开小差，或者是以探家的名义，先后离开了革命队伍。
郭仁泰眼看着自己的铁杆弟兄们一个个离开，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们，也觉得新四军有意在架空自己，让自己成为光杆司令。

既然如此，还混个什么劲，还是重新当伪军，那日子多滋润。
很快，自我放弃的郭仁泰带着几个亲信，悄悄地离开了新四军驻地，再次当了汉奸。
由于队伍被改造得很成功，郭仁泰根本就没有敢让团里的大多数官兵知道，因为他没有把握让大家跟他走，走漏风声的话，说不定自己都走不了。
郭仁泰再度出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纵队领导那里，大家反应不一。这时候陶铸同志已经离开了新四军，他在1940年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延安，就留了下来。
郑绍文也已经调走，担任鄂豫边区保安司令，负责根据地周边的治安、统战工作，碰巧他此时刚好在纵队，对郭仁泰的走感到很惊讶，对李先念说：“这小子走得有点突然”。
而李先念则显得非常平静，似乎早有预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笑着说：“郭仁泰受不了约束，迟早会走，早走比晚走要好，好事啊好事。”
下面的人可就不那么淡定了，有人说，“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还有人说：“我们不能放虎归山，干脆追上杀了他，以绝后患。”结果李先念连连摆手：“他也没有造成什么危害，随他去吧。”

郭仁泰走的时候，还给纵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为自己投敌而辩解，还为自己留了后路，说了不少“后会有期”之类的话。但是这些信，李先念看都没有看一眼，而是说：“我敢断定，要不了多久，郭仁泰还会再回来的。”
李先念为什么这样有把握呢？因为郭仁泰的队伍都留在了新四军这里，他成为光杆司令，到伪军那里也是拼实力拼资源的，他根本不吃香。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他，怎么甘心屈居人下，坐冷板凳？
果然，逃走不到一年，郭仁泰就又派人捎信来了，希望给个机会，弃暗投明。对于三番两次折腾的倒戈者，李先念是不会给他机会的，那样只会带来负面作用，危害党的事业。
李先念征求郑绍文的意见时，他回答说：“郭仁泰就是吕奉先（吕布），今天反正，说不定明天就会再投敌，那样一来新四军岂不成了旅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李先念听了连连称是，就没有答应郭仁泰的回归。不过李先念倒是有个想法，利用伪军之间的矛盾，让郭仁泰当卧底，为我军提供情报，这样对我军也不会有什么危害。
对此建议，郑绍文也表示同意。
不久，郭仁泰就成为新四军的不在编情报员，定期不定期为我党提供情报。

当然对这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情报员这份工作也不是义务的，新四军会给他优厚的报酬。但是对没有实权的郭仁泰来说，他掌握的情报也没有太大价值。
在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开始，郭仁泰没有了约束，重操旧业，当了土匪。
1949年武汉解放后，李先念将军担任了湖北军区司令员，而郑绍文也到了中南工作。李先念工作之余，约了郑绍文在应城县书记樊作楷的陪同下，宴请了郭仁泰。郭仁泰受宠若惊，感动得老泪纵横。
如果说新四军当年跟他共事是不得已的话，现在共产党坐天下了，根本没有必要搭理自己，古代的皇帝对打天下的功臣还是“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呢，何况自己还是卖国求荣的汉奸？
这时候的他良心发现，主动向李先念交代家里还有枪支。
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怕万一蒋介石反攻大陆，局势混乱的话，自己家里有枪，还能看家护院。
李先念来看郭仁泰不光是叙旧，当然也有劝说他踏实做人，不要跟人民政府作对，以免引火烧身的意思。

郭仁泰也不傻，他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被李先念感动，主动提出要交出自己家里私藏的枪支。同时还对李先念说：“我要举报”。
他举报的人，是一个叫的李春山的弟兄，新中国成立后带着一伙人潜伏到大洪山，打算等待时机，发起暴动。
郭仁泰很重义气，要换了以前，他死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弟兄。但是李先念的拜访让他感动，就不顾一切地“出卖”了自己的“弟兄”。
由此可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确实有道理。
李先念去看望郭仁泰主要目的是叙旧，革命成功了，对当年曾经的合作者表达慰问，这非常难得。
如果这事让基层政府处理，如果不是李先念照顾，郭仁泰镇反这一关绝对过不了。哪怕没有私藏枪支，即使是过去那段黑历史，也够枪毙两回了。

李先念是一位充满人情味的领导人，他不但没有让地方上为难郭仁泰，还指示民政部门，按月给郭仁泰发养老金，让他晚年不那么凄凉。
李先念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他本身就重情重义，是性情中人，对于曾经的动摇者、失足者，同样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显示出博大的胸怀。
也正因如此，革命事业才会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