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稿》 的矛盾美

凌云

《祭侄稿》 的矛盾美

书法入门
2022年11月16日 23:47:53 来自湖南省

按：世间万物莫不充满矛盾，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书法中的笔法、墨法以及章法等无不充满矛盾的玄思。《祭侄文稿》作为鲁公“三稿”之首，备受后人推崇。其中的藏露、疏密、疾涩、巧拙、润燥和意法之间关系都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具体到书作而言，这些形形色色、大小各异的矛盾相互排斥、交织、融合、冲突，构成了《祭侄文稿》别样的矛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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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问世，时人心摹手追，以期得其三昧。有唐以降，得许多大家盛誉，元书家鲜于枢在题跋时曾评此书为天下行书第二，此评为后世书家公认。文稿何以享誉千年且影响后世？正如东汉蔡邕所言“夫书肇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式出矣”。另外，清人笪重光《书筏》亦言：“书为逆数。”《易》学中也有阴阳相克即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现。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书法艺术即是将许多矛盾着的方面恰当地统一在一起，《祭侄文稿》便把矛盾规律渗透到书法表现形式的诸多方面。
巧与拙：不计巧拙，一任自然
巧拙之别，老子“大巧若拙”论和傅山“宁拙毋巧”论最为典型。《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傅山也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一味讲巧，可能因机巧而气局狭小，格局不高；但一味讲拙，则可能因无技巧而粗俗低下，拙劣不堪。究其实际，无论巧拙，都应保持本真，顺应自然规律，以期抒情达意。

真正的巧与拙，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转化。初晤此书，实有满纸狼藉，潦草杂生之错觉。《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有涂抹字达30余个。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叔银青光禄大夫”处漏去“大”字；第十行“尔父竭诚”处连续涂改两次；在原第十九行和第二十行之间加“比者再陷常山携父”六个小字，单独成行。正是由于在书写的过程中，随着鲁公情绪的起伏变化，他不断地涂改、脱字、加字，使文稿出现大量的墨块、涂改、留白，处处都能表达书家当时愤怒、复杂而又纠结的心情。长歌当哭，血泪泣下，激情义愤之中，竟无心遣词造句，更无着意于书写。
但此书动静相宜，刚柔相济。行笔时疾时徐，时行时草，不衫不履，一任自然。涂改或添加处并无突兀之感，反有天成之妙。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1]。蔡邕《笔论》有云“为书之体，位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方得谓之书矣。”后代有人学写此稿，故意将涂抹处、漏加处原样模仿，谓之忠于原贴。殊不知摹形不易，写意更难！颜公乃积学大儒，此作巧中寓拙，拙中见雅可谓大巧若拙，契合宋人苏轼“无意于佳乃佳耳”之言论。

宋人陈深在《停云阁帖题记》有论：“此贴纵笔豪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如篆籀，或如镌刻，其妙结处，饴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

晋人笔

｜山松｜

仿宋代诸葛笔制式小狼毫

俯与仰：俯仰之间，气象万千
蔡邕论书时曾曰：“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祭侄文稿》中的“文、杨、凶、史”等字采取疾涩用笔，深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之道理；第十七行“荼毒”二字取外拓笔势，笔法圆转，力透纸背；还有“颜、文”等字，体现篆籀笔法的醇厚古朴。
颜真卿一改秀逸妩媚的时下书风，创以逆锋落笔、中锋取势加之草书使转的“屋漏痕”的书写风格，这种笔法，既使笔画连绵不绝、一泄千里，能在电光石火之间真切传达出鲁公彼时的家仇国恨。字里行间纵横开阖，俯仰变化极大，又能表达颜真卿瞬间的情绪波动。由于作品处处表现出篆籀古法的风骨遗韵，方能体现颜书沉雄痛快、顿挫纵横的浑劲之气。其顿，沉着有力；其起，干净利落，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果断和自信。

由于情绪使然，颜公秃笔麻纸，草稿率性，每次数行，墨尽方蘸，一任笔墨由湿到干，由润到燥。渴笔随意涂抹和作者肝肠寸断的悲愤之情合二为一。纵观全书墨色，疾中带湿，枯中带润，真是“润含春雨，干裂秋风”。尤是最后“呜呼哀哉，尚飨”处，墨淡而笔干，神完气足，一片浑莽，悲壮之气喷涌而出。王羲之也曾论书曰“书贵在有偃有仰，有倚有侧有斜，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此稿结密无间，参差错落；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浓淡相宜，深浅自如，让人叹为观止，不愧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书争座位帖》梁启超饮冰室旧藏宋拓本

法与意：法随意远，意由心生
书法既要效法古人，规矩方圆，又要逸笔草草，达情适意。然法无定法为上，意不刻意而高。清人冯班《钝吟书要》云：“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以及元明尚态为世人所共识。
冯班还认为：“晋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这些都说明，法与意在书法中辩证统一的关系。有时意在笔先、情动形言。有时笔先意后、法决定情。各个历史时期书风往往是一种为主，多种并存。

清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论述：“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清人刘熙载《书概》中亦有类似论述：“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安禄山叛乱后，大唐颓势已积重难返。叛军节节逼近，颜杲卿父子誓死抵抗，拳拳报国之心，奈何“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义成仁。颜真卿闻此噩耗，悲不自胜，奋笔疾书。兄弟叔侄之谊，国破家亡之恨化为悲愤，一气呵成，跃然于纸上。由于书写过程中情感一以贯之，并层层叠加，书写也由行入草，最后到达情感的最强音，给人以开阖动荡、激越跳淖、撼人心魄之感。这也是此稿区别其他书作关键之处。
清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论述：“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清人刘熙载《书概》中亦有类似论述：“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安禄山叛乱后，大唐颓势已积重难返。叛军节节逼近，颜杲卿父子誓死抵抗，拳拳报国之心，奈何“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义成仁。颜真卿闻此噩耗，悲不自胜，奋笔疾书。兄弟叔侄之谊，国破家亡之恨化为悲愤，一气呵成，跃然于纸上。由于书写过程中情感一以贯之，并层层叠加，书写也由行入草，最后到达情感的最强音，给人以开阖动荡、激越跳淖、撼人心魄之感。这也是此稿区别其他书作关键之处。
“书者，心画也”，书法作为心理活动的物化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书家的气质、秉性、襟怀和性情。人格的涵养和境界的提升历来为儒家所重视，颜真卿的书法，蕴含了饱满的情感力量和人格力量，在浑穆遒厚的点画，雍容开阔的结体中，浸透了深厚的儒家精神[2]。
鲁公作为士大夫文人，深受儒家修齐治平之影响，在知其不可而为之时，必须发挥其“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即是以悲歌慷慨之意气书写可歌可泣之书家情怀。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大悲之情的书写中，依然有森严的法度和磊落、豁达之气，并未因过度悲愤而笔意未逮。这既是鲁公作为大书家深厚的根基使然，也是历代杰出书家善于融情感与法度于一冶，心手相合的体现。同时，唐人尚法，并不违书意的恰当传达。在法与意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上，鲁公的《祭侄文稿》无疑是不容忽视经典和范本之作。

文徵明在一篇《跋》文中写到：“元章独称《座位帖》，盖尝屡见，而《祭侄》则闻而未睹，今《宝章录》可考，宜其并称《座位》而不及此也。”清人王顼龄也在他的一篇《跋》文中有此论述：“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传世之宝。”
当代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陈传席先生则从格调高古、散淡至极、苍秀并存、用笔干湿浓淡和疾徐缓急变化大、大气磅礴以及气势开张等方面认为《祭侄文稿》艺术成就较高，可媲美甚至超越于《兰亭序》。

虽为一家之言，但立论深刻、见解独到、论述深入，“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在书法圈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共鸣和影响。方圆殊趣，工力悉敌。就整个书法影响力而言，能与王羲之并驾齐驱者唯有颜真卿一人确为不争的事实。
结语
《祭侄文稿》为鲁公血泪之作，千百年来，人们被其忠义刚烈之气和雄浑悲壮之韵所震撼与深深打动。而其中潜含的矛盾关系则是构成这篇千古名作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其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远不止小文分析所能尽述。但我们可以通过矛盾为线索，无疑是打开通往颜氏行书乃至传统书法的要津，同时对于书法的认知、理解和鉴赏也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