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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一九七六年是个不寻常的年月。在这一年，人们经历了地震、洪水、森林大火、哈雷慧星……又分别送走了三大开国元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革命老英雄朱德总司令、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同年先后逝世，离开了他们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的国家，离开苦苦期盼他们挽救国家命运并热爱着他们的人民。人们感到瞬间天空乌云密布，不知何去何从。 就在这年的四月弟弟回城了，被分配到沈阳第一制药厂，年底父母也按政策回到市里，三姐夫给找的临时借住的房子。后来三姐夫调到合肥，带着两个孩子先回了安徽，父母和弟弟就住进三姐家。弟弟结婚后父母搬到二姐家，三姐住到单位景兴二校，几个月后三姐也去了合肥。不久父亲被厂里聘为顾问，并分到一套住房，并且一直干到八十二岁才在儿女的劝说下回家养老。哥哥在一九八0年几经上访又重新复职回到原单位工作。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二，我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辛困苦终于回到沈阳市电磁铁厂复职，至此总算一家人又都回到了市里，还多带回来几个农村户口的家人。二哥一九七四年结婚，嫂子是中学教师，回城后到市五十二中学任教。他们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单位分给一室插间房子，暂时挤着住下，不久又调到铁西广场单位宿舍，住上了六楼两室一厅的房子。退休后买了一百三十八平米的半越式住房。二哥曾是铁西房地产局的技术科长，退休后又到过几家开发公司当顾问，直到二00七年得了脑哽塞才正式退下来休息。 二哥志文的一生真可谓多灾多难，从七八岁开始就带着妹妹弟弟分担家里的困难，十六七岁时还得了一次心肌炎，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本来二十几岁时事业有成，也搞上了对象，是一个单位的，条件还不错，正要谈婚论嫁时，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一切全都变了。二哥因株连被迫下乡，开始时不会干农活，生产队让他上城里拉大粪，就是到城里的公共厕所把起出来冻成块的大粪装车拉回农村作肥料。白天不能进城，都是晚上走，摸黑把粪装上车，天还没亮就得出城。两个人，一个赶车，他负责装车的。一次，三姐特意去看他，二哥有意回避，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忙着走了。二哥走后三姐难过了好几天。原来那么漂亮的哥哥，如今穿着开花的棉袄，蓬头垢面，躲闪着过路行人，连亲妹妹家都不好意思去，可见自尊心受到怎样的伤害。 下乡时二哥也是住在老乡家，在父母盖上房子的第二年，他筹钱盖了两小间草房，小得只能容下两三个人。有一次，云和到他那儿去住了一晚，回来对我说：“你二哥那过的叫啥日子？炕不进火，老冒烟，冰凉，我坐了一宿不敢睡，睡着非感冒不可；贴的大饼子用手掰都掰不动，别说用牙咬了。”我听着也很难过：“光棍子的日子还会好吗！”后来云和积极给二哥张罗对象，有大姑娘，也有小媳妇，也有带小孩的，看过几个都没成，听说是嫌他太老实，没能耐……其实二哥去房产局上班之前在兴齐街道临时帮忙，经常组织开会、学习，听别人说：“你哥讲话有个特点，总爱用右手的食指比比划划，面带微笑，爱说‘什么、什么’啊！”他爱打篮球，爱唱歌，在家里爱和我们闹。三姐说他：“姐上济南了，现在家里你是老大，可你的威信就不如姐了；一天活蹦乱跳的没个正形，让人怎么尊敬你！”三姐是刀子嘴豆腐心，情感最充沛的人，她的喜与悲和哭与笑都是最真实的。话虽这样说，其实我们最喜欢二哥了，他心底最善良，待人热情，平易近人，是和蔼可亲的好兄长，在姊妹间他付出了无尽的爱，对他的妻子、孩子也是关心备至，心里就是没有他自己。他原本是个活泼开朗的人，只是“文革”对他的冲击太大了，使他变得固执、怪僻、多疑、紧张、胆小怕事。 二哥和嫂子结婚时，他正在张家屯四家子高中当民办教师，嫂子后来也转去教初中。二哥是怎么教的书呢？说来也是遇见了好人。那年实行祖国大地一片红，戴窝堡家大队要办黑板报，有个同情二哥的大队干部叫牛陆臣，对二哥说：“我看你像个文化人，办黑板报会不？”二哥小心地说：“我可以吗？”他说：“干啥不行？谁敢限制你革命？每星期出一板，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啦，农业学大寨啦，咱堡子里的好人好事儿……也有彩笔，把报弄得花哨些，让人爱看就行呗！” 从那时起二哥就不再进城装大粪了，开始在黑板报前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又能画又能写，搞得人们一有空闲就去看黑板报。尤其是二哥正画着时，看的人更多，认字不认字的都去，二哥从此名声大振，人们觉得村里来了个大才子。后来又听说二哥还会点木匠，二哥在房产局和老木匠学过几天钉子活，这事儿被人知道后，经牛陆臣介绍又到四家子高中去修桌椅板凳。有一次在老师办公室修板凳时，无意听到老师们呛呛一句古文的注解，二哥对一个关心过他的一个老师说：“其实这个句子有几种说法，应该这样理解……”他讲完，又有几个老师问了一些词汇，他一一作答。在座的老师都说：“你还修什么凳子，不教书太屈才了！照实说，二哥当年如果不是有病，考大学是没问题的。就这样，经老师们反映，校长同意聘用二哥当民办教师，从此摆脱了体力劳动，并且娶了嫂子这个正式的中学教师。他们的婚礼在当时的农村还算隆重，客人来了不少。二哥结婚是在父母盖的房子里，在房子的东山墙又接出个小偏屋，住下父母、弟弟三口人。两年后，父母弟弟先后回了沈阳，不久哥嫂住进了四家子高中分配的教师住房，原来的房子被父母卖掉了。 弟弟是一九八九年结的婚，弟妹是第一制药厂的印刷厂厂长，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都非常强，婚礼在铁西红光饭店举行。那时三姐还没走，全指望她和父母张罗，从布置房间到联系饭店，把她累得不轻。弟妹对三姐很好，常让她到家里吃饭，不久三姐就回合肥了。一年后，弟弟又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真是幸福满屋。弟弟也在党校大专毕业，夫妻俩都入了党，如今弟弟的两个女儿和二哥家的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仍保留着葛氏家族书香门第文人世家的传统。 我复职回单位后，领导照顾我的身体情况，让我做收发员工作，每天管理报刊杂志、信件发送、接电话、按电铃等。和原收发室的金师傅倒班，工作轻松愉快，有时趁着倒班还能照顾家。两个孩子经过考试上了和平区第三小学校读书，离家不远，中午回家吃午饭，有时是我给准备好的，有时是云和在二O二医院中午下班赶回来做的。云和的工作是我的同学辛耀茹哥哥给找的，在二O二医院做后勤，冬天烧锅炉，夏天搞维修，干了五六年。女儿一九八八年底高中毕业，由舅妈介绍到第一制药厂。一九八九年三月儿子参军，到北京部队驻保定服役。孩子们终于成人了，不枉费我辛苦这些年。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因病提前退休，先在二姐她们医大心理教研室刚成立的心理门诊负责挂号、记帐、保管……干了不到两年。那期间我有幸接触到心理学方面的权威人士、专家、教授，有李明杲、丁宝坤、李小白、王琛、王哲等；还有王玉老师、毕老师，还有神经科的朱教授、杨教授……使我学到了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学会了心理测试，懂得了生物反馈，心理咨询……使我这原本健康的心理更会调整自己的心态。真是受益匪浅呀！ 然而，人生有时的梦不都是美梦。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因牙疼高烧住进医大医院，高烧四十多度，急诊化验是金葡菌败血症。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同时医院采取了紧急救治。先用冰袋把我围起来，二姐和小晶用成桶的酒精蘸着毛巾为我搽身，半个月体温居高不下。二姐为我到北京找“万古霉素”药；二姐夫到太原出差特意去了趟保定，一是看看正在新兵训练的德维，二是我如果病情再继续加重，希望部队领导让德维回家；这些都是背着德维和负责人谈的，怕他知道接受不了。那次我在鬼门关前晃了晃，每天不是高烧就是寒颤，二姐和小晶二十四小时换班护理，云和还坚持上班，有时给我送点饭菜、水果什么的，到医院换换二姐。二哥、嫂子、弟弟、弟妹也经常看望、陪护，父母也到床前给我与病魔拼搏的力量。二哥的大女儿葛平含着泪对我说：“老姑啊，我领着我小弟、小妹在家每天都为你跪着向天祈祷，让老天保佑你快快好起来。我们每次都是哭着说的。老姑呀，你一定会好的！”小玲和小利也说：“老姑你快好吧！我妈说‘五.一’节咱上公园去玩。”多么可爱的孩子们啊！看着我的亲人们那期盼的目光，我也不敢不好起来呀！ 然而，从住院开始病情始终不见好转。二姐含着眼泪苦苦哀求大夫，请来各科专家会诊，做出治疗方案。四月三十一日许克诚教授做出大胆决定：把所有用过的药全部拿掉，先换一部分血，开创医大历史上最大青霉素用药剂量，给我冲上血管，二十四小时垫底不间断。并让护士两个小时往静脉推一次药。推药时还必须慢。前半夜还行，后半夜小护士困得挺不住，我真是难为她们了。二姐又上院里申请来医大刚研制出的核糖核酸，共六支，大夫亲手往我腹腔注射，一天两支，连打三天。经过专家们努力救治，“五.一”后我的病情明显见好，体温在38、9度左右，把冰袋也撤了。许克诚教授给我复查时兴奋地说：“如果‘五.一’前不改变方案，过完‘五.一’你这个人肯定没了。”我感谢他，可他却说：“感谢你二姐吧，有这样的好姐姐你太幸福了！”在我病重时，心理教研室的全体同志都来看过我，并鼓励我战胜病魔的。心理教研室主任李鸣皋教授看我时问道：“你现在想什么？心里很痛苦吗？”我说：“我就想我还年轻，不能就此倒下，身体上的疾病要挺住，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定要刚强，没有时间去痛苦。”我真得不能痛苦，那样对治病没有好处，如果活下来就要骄傲，活不下来也要笑着走，对得起我多彩的人生。再说儿子还在部队，不能像他叔叔那样转业回家没看见母亲，我一定要等，相信上天会给我时间的。 我的病不仅连累了我二姐、二姐夫、丈夫、女儿、亲戚、朋友，也惊动了全体心理教研究的人，李老师、丁老师、王老师、毕老师……尤其丁老师的妹妹淑华，每天都送一碗鸡蛋羹，有时还做点粥或小菜什么的，真是辛苦她了。为了退烧，二姐还给我吃了安宫丸，喝了她托人弄来的黄连，每次都喝一二大碗，一口气喝下去苦不堪言，寒颤时同病房的人都给我看时间，二十分、十五分、十分……如果时间短了点，大家觉得有好转，就高兴起来。五床的老大姐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撤了身上的大肠就好了，我们看着都吓人。”她指的是冰袋，可我又何尝喜欢它呢！ 有个小护士说：“你高烧这么长时间，头脑还这么清醒，真少见。”我笑着说：“我心里不糊涂，就觉得像孙悟空进了炼丹炉，炼得我火眼金睛。”说得小护士直抹眼泪。我确实很顽强，不然糊涂了明白不过来就麻烦了。后来我问二姐：“护士量完体温为什么不告诉我？只说还那样。”二姐说：“体温计到头儿了，你叫她怎么说？告诉你还怕刺激你呢！”我真是英雄，竟然体温计的温度没拦住我的热度。哈！我冲出去了！ 其实我每天很注意女儿小晶的表情，她是个极诚实的孩子，我的病情从她那白净的脸上就能看个大概。如果她心情好，满脸笑容，语言利落，步履轻盈，说明病情有所好转；如果见她愁眉苦脸，目光忧郁，不爱说话，向我硬挤出来无奈的笑，嘴里还说着：“妈呀，今天你多吃点儿，嘴壮点儿，看着又比昨天强了。”可走到走廊没人的地方却捂着脸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我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她当时的痛苦、无助、期盼、忧虑。她在日记中写到：“妈妈，求求您快好起来吧！我们不能没有您啊！如果没有了妈妈的日子，情感脆弱的爸爸怎么办？在部队的弟弟回来见不到妈妈让我怎么回答呀！这些我真不敢想，不敢想……”这次病了两个半月，抽冷子都不会迈步了，但我还是咬着牙扶着床坚持走下去。我不能总躺着，我还要做很多事情，我还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由于头一年的病太重，身体太虚弱，第二年的五月我又因乏氧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吸氧。当时也是二姐和小晶换班护理，因为氧气一刻也不能离开，离开了我就胸闷气短，所以离不开人。尤其在夜里，如果大氧气瓶没气了，又找不来护士，小晶就会搬着比自己高许多的氧气瓶噌着去氧气房里换，回来时推不动就请同病房的陪护帮忙。有的陪护同情她主动上前帮忙，还在我面前赞扬她：“这姑娘多孝心，豁出命来救妈妈，你好福气呀！”后来小晶白天上班二姐护理我，晚上小晶给我看氧气，由于睡眠不足，我出院时她却心脏过缓，经过吃药休息才恢复好了，想想这些心里总觉得愧对女儿。 出院回家后我的身体恢复得很慢，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在家里做点轻微的家务活，有时也到父母家看看。父亲那时已八十二岁，在我们子女的劝说下才从厂里退下来开始养老。他每天出外买菜，回来和母亲做饭、读书看报、听录音、看电视。父亲说：“谁让咱活的岁数大，都赶上了呢！”父母家的房子由一室换成两室，电视由黑白换成彩电，再由十八寸换成二十九寸的，生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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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8 21: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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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8 21:4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