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公谈话中80分钟抽完6支香烟，反复说：不能再拖了

清梦

1986年，邓公谈话中80分钟抽完6支香烟，反复说：不能再拖了                                                       

2023-07-21 17:54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举国哀伤。
10月29日，人民大会堂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首都各界的5000余名人士自发前来致哀，向这位伟大的革命家送别。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担任主持，胡耀邦致悼词。
叶剑英

然而，仅仅在追悼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照事先约定，来到了陈云的家中。
三位老人展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秘密谈话。
陈云同志当即要求所有人离开办公室。
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外感到一丝紧张，因为他们很少看到几位老人表情这样凝重。
当时担任陈云警卫员的赵天元，还没来得及回到值班室，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他迅速接起电话，原来邓公要抽烟。他赶紧向邓小平的秘书，要了几支特制过滤嘴的香烟。

赵天元再次踏入办公室时，发现烟灰缸里已经多了六支烟头，要知道谈话才刚80分钟。
他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同一般，因为邓公很少一次抽这么多烟，除非事情重大。
是什么原因让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如此焦急地聚在一起？他们的谈话，又涉及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秘密谈话 1986年的秋天，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然而岁月不饶人，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这三位耄耋老人，年纪越来越大。

与他们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相继离世，年轻一代的干部还未能及时接班。
这个事实让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深感忧心。
1986年的一天，陈云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他坦然地表示：“我和小平、先念早就有准备了，等十三大后就退下来，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
在此之后，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明白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新老交替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们希望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培养新一代的领导人，实现领导集体的更新换代。
这个决定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及时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而此时，陈云和其他老同志的身体状况都不容乐观，他们知道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商定找个时机，在陈云家里秘密会面，讨论交班接班的重要议题。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三位老人坐在一起，他们心怀重要的使命，希望在合适的时机，引领新一代的领导人接手国家大权。
邓小平说道：“我们不能再拖延了，这个问题必须尽早提上议程。”
李先念和陈云纷纷表示赞同。
他们深知，只有通过平稳过渡，确保领导权的顺利传承，才能保证中国的事业持续发展，让老人挡住年轻人的路会出大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的拐点，是关乎党的未来的关键时刻。

新老交替 1976年，中国面临着重建思想、政治和组织等各个领域的任务。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特殊时期，他们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然而，这段特殊时期中，一群反动分子混入各级党政机关，扰乱了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阻塞了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成长之路。
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各级领导机关缺乏年富力强、具备专业知识的青年干部，领导班子老化问题变得尤为突出。

1982年底，随着冤假错案的平反，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导致各级领导班子庞大而臃肿，闲职多。这使得本来年龄偏大的领导班子问题，更加突出。
早在特殊时期结束后，邓小平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82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
邓小平深知干部老化，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
尽管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但年老体衰、思维迟缓、行动不便，甚至疾病缠身，会影响他们胜任繁重的领导工作。
也可能导致思维僵化、墨守陈规，无法适应新事物和新理论。

而邓公的担忧也是事实。
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约65岁；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和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分别为63岁和62岁多；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年轻一些的，也就是50岁以下的，也只有15%。
所以，相当一批干部连一天8小时的工作都难以坚持，更别说承担繁重的领导工作了。
在会见外国友人时，邓小平说：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的都要大。
客观原因是很多老干部都经历了那场运动，直到解放了才逐渐恢复了领导工作，这才导致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尤其是中央核心层和省部级干部，年龄偏大的现象更为突出。

邓小平反复指出，虽然重用老同志是完全必要且正确的，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年富力强、具备专业知识的干部。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就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他说：“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出大问题。”
步步推进的智慧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党和国家的生机和活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可谓煞费苦心。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加快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还要兼顾历史遗留问题，考虑老同志的心情以及他们退休后的去处。
这每一步都体现了他们的苦心和智慧。

1979年，邓小平就强调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打破传统的论资排辈，让年轻人发挥作用。他认为只要提拔他们、让他们发挥才能，经过一两年的磨练就能胜任重要职务。
同年11月，他在会议上特意敦促老干部，要认真选好接班人，将这个战略问题视为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希望通过一次次的沟通，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
他说：“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但是光做思想工作是不够的，邓小平深知实现退休制度的艰难程度。

一是因为我国没有退休制度；二是这些面临退休的老干部，是入党那一刻就立誓要为党奉献一切，奋斗终生的职业革命家。有些人甚至从监狱放出来，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他们渴望继续为党和国家奉献，就这样让他们立刻退休，肯定是不对的。
不仅如此，邓公考虑的更加深入。
这些老干部如果就这样退休了，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营生，这把年纪肯定也很难自谋职业。
所以即使让他们退休，也要安排妥当。
所以他要求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计专门机构，专门为退休干部进行管理，当好顾问，把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等事情都处理好。

正是在邓公的精心安排下，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废止干部终身制的规定。
4月，决定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再担任党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
自此迈开了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第一步。
邓公还提议，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要多选50岁以下的代表。
他说：如果代表大会没有相当数量的50岁以下的人，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
这相当于给各级党组织下了指标，让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配合中央推动干部年轻化。

而就在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同时，邓公就说他们已经准备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就是为了让即将退休的老同志，从一线退到顾问委员会，继续发挥他们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
这样既可以实现班子年轻化，还可以给老同志继续发挥余热的地方。
邓公真是操碎了心。
1982年，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过渡组织形式正式成立，邓小平任主任。
与此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
但是邓公他们觉得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邓公和其他老同志建议在十二大和十三大期间，开了一次党代表会议，再选一批年轻干部进中央。

他说：“中央委员会要更年轻，要建立第三、第四、第五梯队，以确保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可见邓公看的不是一届两届的传承，而是更加深远的未来。
在邓公和陈云、李先念这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了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
看到这些年轻人，邓公很是高兴。尤其有些部长和省委书记也就40出头、50多岁，和开国时部长和省委书记的年龄相仿，让他很欣慰。
邓公也不忘提醒和嘱咐这些年轻人：“干部不只是要年轻，有能力解决问题，也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邓公不止一次要带头退休。
想想他重新出来工作时已经70岁出头了，而且他一直拒绝担任最高领导人，甚至多次要辞去自己的职务，就是为了身体力行推动退休制度建立。
1980年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邓公就说我们的领导层需要年轻化，我们需要带个头。
同年9月，他就和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这些老同志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就是为了给年轻人让道。
后来，邓公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也是为了给自己退休做铺垫，但是无奈全党都不赞成他退休。

正如他在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的：“就我个人来说是想早退休，但是党内和人民很难说服。到今天，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在十三大召开前，邓公又和陈云他们约定一起退，而且是要“全退”，不留任何职务。
结果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征求多方意见并反复讨论后，还是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半退”。
也就是可以不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但仍要分别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主席。
同时批准了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的“全退”要求。

在“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又有一大批老干部，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
在1985年9月16日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全会就收到100多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顾委委员或中纪委委员的信，全会同意他们的请求。
到了1986年，一批年轻干部已经及时补充上来，党的领导集体逐渐实现了年轻化的目标。
他们以年轻、富有激情和能力，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邓小平对党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的卓越贡献》孙道同 郭秋琴
《邓小平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李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