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鼓新场风波？一封寻常电报引起激烈争论，毛主席棋高一筹定胜局

华忠

打鼓新场风波？一封寻常电报引起激烈争论，毛主席棋高一筹定胜局                                                         2023-09-04 09:33                                       
                                       

被中央红军重占遵义和吴部大败消息搅得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的蒋介石实在无心在南昌的行营里继续逍遥下去，决定亲自出马，走上前台，与毛主席作战场上的直接较量，以“雪遵义失败之耻”。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等，从南昌出发，急匆匆飞往重庆。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即发布了一道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又令：今后各军作战，无论追、堵、攻、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接命令而自行撤退或未战而先逃者，一律以失土纵敌罪论处。

随后，蒋介石马不停蹄来到重庆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开始在此不停地调兵遣将、摆兵布阵。他叫嚷道：“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蒋介石的所谓一揽子计划就是以近40万的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共70万兵力，对红军围追堵截，并重施第五次“围剿”红军时的故伎，以堡垒推进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将红军聚歼于乌江以西、川黔大道以东地区。

这边红军通过破译敌人的一些电报密码，获悉了蒋介石军事部署的准确情报，毛主席得知蒋介石新的作战计划后，饶有兴趣地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

中央红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遵义、鸭溪一带地区徜徉、徘徊，以引诱国民党中央军出动，寻机在黔北一带再歼一部分敌人，以便打开缺口，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可是到底从哪里打开缺口呢？按照毛主席的分析，他认为：在我东、北、南三个方向上，都有敌人的重兵围堵，而唯有西面敌人兵力部署较为薄弱。于是他建议由红九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吸引川敌向东；由主力红三军团等从遵义向西而行，至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乘吴奇伟纵队新败之际，寻找战机，歼灭敌第2纵队周浑元部，这样就能在蒋介石的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大口子。毛主席的主张，得到了军委同志的一致赞成。

于是，3月4日，中革军委在下达红军行动命令的同时，颁布“关于设立前敌司令部”的命令，称：“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滋于此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主席为政治委员。”3月5日，毛主席与朱德联合署名在前线鸭溪向各军团发布了作战命令。这是毛主席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取消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之后，第一次以明确的红军领导职务所签署的作战命令。这表明毛主席已经拥有对红军公开的直接领导权和指挥权。

3月5日，各部红军遵令而动。除红九军团负责牵制敌人外，红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向鸭溪附近进发，准备与周浑元纵队作战。

但蒋介石也决非草包一个。红军寻机与周纵队作战、以打开西部缺口的意图，被他猜中了。因此，就在朱、毛下达命令的当日深夜，蒋介石电令周浑元：停止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的计划，“明日（即6日）决在长岗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这样，就使红军歼灭周浑元部的计划，未能实现。

见蒋介石突然做了“缩头乌龟”，于是，毛主席决定将计就计。命令全军继续在遵义等地轮番佯动，一边休整，一边徘徊，以寻找战机。

蒋介石果然中计了。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使他产生了错觉。他判断：红军刚刚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说明有一些战斗力，因此对其不可莽撞行事；但贵州西北地瘠民穷，红军给养、供应一定十分困难，而他们却一直在此绝地徘徊，“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他踌躇再三，反复运筹，最后终于做出决定，就在此地将朱、毛红军一网打尽。9 日，蒋介石再次下令，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祺勋等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围歼唯一良机”。据此，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前推进。11日，川军潘文华部3个旅占领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兵力已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依据这个方针，中央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于3月10日1时致电中革军委，称“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金沙）、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

一、就是这一封寻常的万急建议电，却引发了中共中央内部的一场激烈争论

当时，朱德收到这一电报后，认为可行，遂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等传阅。在传阅过这份电报后，多数人表示赞同。认为确实应该避一避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以打开西进之路。

毛主席看过电报，立即被“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吸引住了。因为此前，他曾在报纸和破译的几份敌军电报中，多次见过这个名字。至今他还记得很清楚，敌军电报曾说：滇军和黔军正向打鼓新场集结，因为蒋介石十分看重此地，判断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路”云云。因此，他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军委开全会一议。

然而，在张闻天主持召集的军委会议上，毛主席的这一正确意见却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人表示反对。他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虽然只有一个师，但却是坚守阵地，易守难攻。而且，根据破译的几份敌军电报显示，在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如果红军攻打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那么，红军将面临的国民党军不仅是黔军的一个师，而是国民党军在黔的全部部队和滇军的4个旅。这样，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势必就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他坚决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应该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进而调动国民党军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最终，会议简单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进行举手表决，还是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这也表明，即使是毛主席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名正言顺地有了红军的指挥权、决策权后，他的个人权威还是有限的。他的正确主张，需要得到军委多数成员的同意，方能实施。

毛主席深知，打鼓新场不是可打可不打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红军的存亡问题。因此，情急之下，他气愤地说：“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毛主席的这句话，本来只是—句气话，以去就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之职力争。可是，张闻天一听毛主席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毛主席一听张闻天这话，就气冲冲地一甩手走了。

毛主席原以为他这一走，与会人员会改变主意，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了，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本来就对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不满，于是乘机起哄。因此，与会多数人不仅采纳了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拟制了给林彪、聂荣臻的复电稿，还作出撤销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决定。

尽管很多人心里都明白：毛主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特别是经过他深思熟虑后，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时候，更是坚定不移，并千方百计地说服大家，力求避免或减少党和红军的损失，这是他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生动体现。

二、毛主席回到住地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索性深夜提着马灯向周恩来住处走去，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毛主席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忙迎了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1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毛主席坚定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其实周恩来此时也正思考着这一决定的正确与否，因此欣然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被毛主席首先说服后，即按照毛主席的建议，于3 月11日一早，在贵州的鸭溪、苟坝地区继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他积极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说服了与会人员，使军委最终放弃了原定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作为这场风波中的见证当事人，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6月中共中央一次会议讲话时，也曾很详细地谈到过这件事，他说：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啰，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这件事上，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根据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

很快，军委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并将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的红三、红五军团调了回来。

表面上看，打打鼓新场、避开中央军，似乎更符合毛主席“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但如果机械地死搬教条，而不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下判断、作决策，就很有可能使我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事实证明：毛主席极力主张不打打鼓新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就在军委作出撤销原决定的前后，相继又收到军委1局、2局发来的急电，称敌人正向新场方向运动，后续部队将随之跟进。

因此，据此两封电报来判断：假如我军按原计划进攻新场，则需12 日才能赶到。而那时，在新场附近不仅有周纵、吴纵，还有孙渡、郭勋祺两个纵队。一旦红军发起进攻，附近各部援军很快就会合围而来。那样，红军将不仅仅面对黔军一个纵队作战，而是面对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5个纵队。这样，我主力红军将会陷入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甚至可能将招来灭顶之灾。

三、毛主席棋高一筹，及时地制止了这场错误的军事行动，避免了红军因攻坚而可能造成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也使毛主席深有感触。他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因此他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集中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3月11日中午，在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建议下，军委委员及一、三军团的负责人一起，又一次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成立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军事“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全权处理党的一切军事问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它可以处理一切党政军的重大问题。同时，鉴于王稼祥身体欠佳，军委成员请周恩来、毛主席更多地过问一下军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周恩来负总责，实际上毛主席在其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后，于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这时，尽管蒋介石力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一带，已令各部紧缩包围圈，步步向前逼进，但黔军王家烈曾遭红军痛打，为保存实力，一直徘徊观望，停滞不前。而蒋介石也害怕冒进会掉入红军圈套，因此要求周浑元部，务必在切实了解红军意图后“方可大举”；并要吴奇伟部进至鸭溪后，休整待命，“不可随意轻进”。蒋介石此时又准备拾起第五次“围剿”中碉堡政策的“法宝”，一方面令各部谨慎从事，避免与红军打运动战；一方面又不断命令各部渐次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对红军的包围圈，最后企图迫使红军与其打阵地战和堡垒战。

眼看蒋介石开始中计，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了，这将有利于我军调动敌人，歼其一部，冲出重围。可狡猾的敌人又突然停住脚步，构起工事来了。这样，就使敌我双方在遵义周围呈现出一种“僵持”状态，双方虎视眈眈，相对相持着……尽管红军曾几次想调动敌人出动，但均未能实现目的。

中央红军四面临敌，如此相持下去肯定于我不利。因此，为了打破僵局，军委和毛主席果断决定；挥师西南，集中兵力，“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打乱蒋军的军事部署，“转变整个局势”。

3月15日晨，红军主力部队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等，分左右两翼纵队开始向鲁班场挺进。待各部进入指定地点后，红军即开始发起攻击。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中午，红军主力又向鲁班场之敌实施全面猛攻，战斗更为激烈。就在敌我双方鏖战正急之际，天上马达轰鸣，敌机也赶来助战。在地面敌军的指引、示意下，敌机一次次地向红军阵地俯冲、扫射，狂轰滥炸，致使红军战士无法抬头，伤亡急剧增加。无奈之下，机敏的红军战土纷纷脱下白衬衣在空中极力摇摆，结果弄得敌机敌我难分，真假不明，不敢再贸然扫射、轰炸，这才使红军争得了一丝喘息之机。

可是，地面战斗仍在持续，直到黄昏时分也难结束战斗。此时，蒋介石调动的援兵也陆续前来，因此毛主席在与周恩来、朱德等商量后，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各部向仁怀以北的茅台镇地区机动。

鲁班场战斗，尽管红军毙、伤、俘敌军1000余人，但因敌机助战，我红军也遭到了很大损失，最终难分胜负，形成对峙局面。加之敌人援军将陆续赶到，形势于我将更为不利，于是毛主席决定再次实行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放弃对鲁班场的国民党军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

果然，鲁班场之战一打响，敌人的援军便开始源源不断地被蒋介石调来。而当敌人援军向此地推进并未赶到之际，毛主席已命令、指挥着红军撤离了鲁班场地区，并在敌人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锋芒直指向茅台镇了。这样，敌军在鲁班场地区扑了个空。而此时，毛主席却指挥红军于16日拿下了茅台镇，正在那里设宴品酒呢！

茅台镇，位于赤水河东岸，因出产“茅台酒”而闻名中外。在这里，战士们闻到了酒香，喝足了茅台，并没收了当地土豪的财物、粮食等，部分留作军用，部分分发给了当地百姓。“酒足饭饱”后，红军又迅速修好了已被敌人破坏了的一座铁索浮桥，同时在赤水河上又快速架起了另外两座浮桥。当日傍晚，军委便发出了《三渡赤水的行动部署》，令红军各部“于16日晚和17日2时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

至次日中午，红军主力部队即全部按时渡过了赤水河，再次来到了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