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至1926年，毛泽东在上海留下浓重的历史印记

惜晖

从1919年至1926年，毛泽东在上海留下浓重的历史印记                                                       

2023-12-24 06:47                                          

发布于：上海市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特别是从1919年至1926年，在上海留下了浓重的历史印记。这对于他的个人生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1920年的夏天，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此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送别两批新民学会会员和湘籍学子赴法勤工俭学。此前为促成这项活动，毛泽东前往北京筹划相关事宜。其间，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接触到李大钊、胡适、邵飘萍等人。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这次来沪，停留了近两个月。此时的上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陈独秀等人着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在上海，毛泽东和陈独秀专门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与毛泽东谈信仰，也是陈独秀本人学习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结果。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就推动“湖南改造”等话题多次征询陈独秀等人的意见。5月9日，毛泽东在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后，和彭璜等人一起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维经斯基；6月底，毛泽东、彭璜、李思安在准备返湘前，又与陈独秀有一次讲话。据李思安回忆，陈独秀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译本；毛泽东对陈望道译本也印象很深。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可以印证，毛泽东在那个关键时期，在1920年的上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
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代表登记表上填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与毛泽东讨论党的创建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据俞秀松回忆，党的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这四个大城市应该包括长沙。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对萧三讲：“1920年7月，我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发动湖南自治运动，成立共产党湖南分部（总部设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陈独秀负责）。”《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说：“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1921年6月29日，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这则日记清楚地记载了毛泽东、何叔衡此次到上海的时间——他们7月初到上海，与陆续到达的各地代表，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位于白尔路（今太仓路）的博文女校。
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毛泽东作为13位代表之一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员，还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了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形势。刘仁静回忆：“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8月初，会议因巡捕的干扰而转移至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完成了全部议程。
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
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简要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但他同时又引用《庄子》上的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这个大，就是巨大、伟大；这是有生命力的政党。后来，他进一步强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毛泽东在这里成为开天辟地的创始者之一。
1923年，毛泽东因工作出色调到上海，在党的三大后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担负起中共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
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积极开展工作。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这也是我们党的第一个省级党支部。11月，陈独秀起草并发出党中央的第一份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5个区在年内各发展党员30人。毛泽东接到中央通告后，积极贯彻落实任务。
一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长沙、衡阳、安源等地发展党员40多人，成立中共安源路矿等多个支部。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
二是积极发展团组织，团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1922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大会，被推选为书记。
三是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1922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17000余人的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成功范例。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总干事。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有两次到上海：一次是1922年3月到上海出席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这两人是湖南劳工会领袖，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一次是1922年6月，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
毛泽东出色的工作，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1923年4月，毛泽东被调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出席了党的三大。陈独秀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地方的工作，却唯独表扬了湖南，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9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并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一起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担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可见，毛泽东不仅正式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层，还肩负起了重要的责任。
党的三大以后，毛泽东回到上海，直接协助处理中共中央局的日常事务。比如，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并进行指导。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三点建议：“（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这一时期，毛泽东着重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和制度建设。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中央局机关设在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中央局机关。9月10日，中央局通告毛泽东“因事赴湘”，由罗章龙代替秘书工作。
1924年，毛泽东接受发展和改组国民党的重要任务，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在上海积极推进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合作——
毛泽东这次“因事赴湘”，是应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提出的要求，前往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9月16日，毛泽东到达长沙。在他的努力下，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起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使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12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共产党员被选为候补委员。
1924年2月，毛泽东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挂牌办公，毛泽东担任委员、文书科代主任、组织部秘书等职。这一时期，毛泽东积极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对国民党旧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推动国民党进行反帝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毛泽东还全面主持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的招生复试工作，主管上海及长江流域以北地区的考生。他亲自挑选了蒋先云、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当时，山西没设考点，徐向前无法参加初试。毛泽东决定让他参加复试，使之顺利进入黄埔军校。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其中，包括在上海被录取却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方志敏。
1924年4月19日至11月1日，陈独秀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14号、15号、17号、21号等文件。这些文件，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6月，杨开慧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路583弄）。1937年初，毛泽东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说，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总之，毛泽东在上海进一步确立了信仰、参与了党的创建，并首次作为党中央领导人领导了党的建设和国民革命运动，承担了国民党改组等重要工作，推动了农民运动等。可以说，上海是毛泽东的初心确立之地，是人民领袖的重要成长之地。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与弘扬坚定信仰、勇挑重担、敢于斗争、善于探索的革命精神。这也是融入上海城市根脉的红色基因，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力量。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丁晓强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