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凯丰是唯一一个不反对博古的人，为什么

华忠

遵义会议上，凯丰是唯一一个不反对博古的人，为什么                                                         

2024-02-09 11:21                                            

发布于：天津市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
他们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1人：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7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代表1人：李德；
翻译1人：伍修权；
遵义会议总共有两个主题：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对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前的其他几场会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的这片篇文章
遵义会议无人不晓，但在遵义会议前，还有三场令人纠结的预演会
。
二、检阅在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其实会议主要是围绕军事指挥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并作出决定的。
第一个发言的是博古，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

博古对于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展开了讨论，在场的20个人中，除凯丰外，大家全都不赞成博古的第一条总结（李德未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敌人的力量强大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为了彻底驳倒博古，大家还进行了举例说明：
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红军4万，对战比例是1:2.5，红军以少胜多；
第二次反“围剿”，敌兵20万，红军3.2万，对战比例是1:6，红军仍是以少胜多；
第三次反“围剿”，敌兵30万，红军3万，对战比例是1:10，红军继续以少胜多；
第四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4.1万，对战比例是1:12，红军还是以少胜多；
第五次反“围剿”，敌兵50万，红军10万，对战比例是1:5，红军的力量增强了，但在反围剿斗争中却输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除了兵力上的优势外，还有其他两个有利条件，其一、十九路军正在福建和蒋介石打内战，吸引了蒋军大部分的注意力；其二、广东军阀根本不想和红军作战，所谓的围剿只不过是在应付蒋介石，这都是第四次反“围剿”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综上所述，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是没有道理的。
博古被驳得哑口无言，在此条上，不再发表意见。
接着，他又做了第二条总结；他强调，当时白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人的工作薄弱，游击战争薄弱，各根据地互相配合的不够密切，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会场对于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又一次展开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仍然不赞成博古的这一说法，大家（凯丰除外）坚持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并非主要原因。
为了彻底驳倒博古，大家又进行了举例说明：
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本来就一直处于被敌军分割的状态，根据地比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小得多，白区开展的瓦解工作也很有限，但红军都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时，根据大得多，且白区开展的瓦解工作更充分，但最后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还是输了，所以这一条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博古再一次被驳得哑口无言，在此条上，也不再发表意见。
接着，博古又总结了第三条结论；他说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中央根据地的后方工作、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
还没等博古说完，就遭到了大家（凯丰除外）的一致反对。
为了彻底驳倒博古，大家再一次进行了举例说明：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的支前工作，做得是非常出色的。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召唤下，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尽管战斗激烈，条件艰苦，但红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均都得到了充分供应和保障。
说支前不力，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博古又一次被驳得哑口无言，不再发表意见。

遵义会议毛主席发言李德坐在门口，全程没有说话。
其实，大家之所以反驳的这么彻底，归根结底还是想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从根本上讲，他们那一套西方教条主义军事指挥方法，是完全不适应中国革命斗争需要的。
在20人会议上，博古和李德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从人性上讲，这是情有可原的，一下子转变成自己反对自己，对于一般人很难做到，周恩来能在遵义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这充分说明了周总理的伟大。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已成铁定事实的情况下，凯丰仍然支持博古。为了支持博古，他还在会上针对毛主席发表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言论：你，毛主席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三国演义》、《孙子兵法》。
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而毛主席也微笑着反驳道：“凯丰同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全文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说的是什么？”
凯丰被辩驳的哑口无言。
其实凯丰并不是坏人，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之所以在会上支持博古，小客认为有3点重要原因。

凯丰第一，他与博古的私交甚好，所以在会议上替博古说话；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同志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先是转移到上海，然后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930年秋回国。
而博古是1926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1930年5月回国。
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二人就认识了，而且关系非常好。1930年，凯丰回国后，就由博古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说，博古是他的学长、校友兼革命领路人。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明知道大家都在反对，他还是站出来替博古说话。
第二、他对博古和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下的错误不太了解，所以造成了他在遵义会议上认识的偏颇。
凯丰是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的，那个时候恰逢第四次反“围剿”，凯丰的主要工作是共青团团工作，并不涉及军事指挥。
在长征路上，虽然博古和李德出现了非常致命的军事指挥失误，但在凯丰看来，这仅仅是他们在长征中所出现的错误，而大家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和李德在中央苏区时所犯错误的指责，凯丰并不认同。
这从1941年凯丰的回忆里可以看得出来，凯丰在回忆时是这样说的：“因为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所以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凯丰在遵义会议召开的两个月后，即向毛主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他是没有必要在回忆往事时造假的。

毛主席第三、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不太相信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
虽然，他也知道博古和李德指挥地很差，但是他觉得如果换成毛主席，也不见得一定能好；一是毛主席没有去苏联留过学，二是毛主席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军事课程，所以他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我相信，按照凯丰当时心里的判断，毛主席是肯定比不过刘伯承元帅的，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可能会优先选择刘伯承元帅，而不是毛主席。
这一点，是由凯丰当时的认知水平决定的，我们从凯丰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施展通天神技，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此时的国民党军已经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一直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国民党军都没追到中央红军的影子。
不要说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了，仅仅四渡赤水，就让凯丰心悦诚服。1935年3月，凯丰主动敲开毛主席的门，向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诚恳道歉。
从此以后，凯丰完完全全地支持毛主席。

红军四渡赤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试图搞分裂，凯丰第一个站出来与他做斗争，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这边。
1937年2月，他还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他还在3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凯丰时时刻刻地在反省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联系实际，反省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得到了党中央的谅解。
由于凯丰对自己批判的非常严厉，所以毛主席写信安慰他：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毛主席担心他一直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之后，凯丰一直从事共青团和宣传工作，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