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在连队务农，劳动量大吃不饱，找知青女同学要饭票，她的做法让我惊讶

如云

1970年我在连队务农，劳动量大吃不饱，找知青女同学要饭票，她的做法让我惊讶                  

2024-10-09 17:34                                        

发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70年6月，我高中毕业，没有其他就业选择。我和几十个知青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了离城里几十里外的一个团场,被分成几批送到各个连队。

我们这一批十几个知青是被一个30开外、体形略胖、和蔼的男人用他带来的拖拉机接走的，他就是我们要去的连队的指导员。

连队距团部6里地,是所有连队中离团部较近的一个。

这天的晚餐是大米饭、红烧肉,瓜果管够,这是连里特地为我们十几个知青准备的。

连长被团里抽出去支援地方建设了,连里的大小事务统一由指导员负责。

饭后,女知青被安排住在连部,十个男知青被指导员带到离连部约一里地的一个叫做小家坑的地方。

那里原有一户人家,连里新近又为我们知青盖了两间平房。

小家坑地处那条国际河流的北岸,距河约半里地。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北岸均是十几米高的峭壁,南岸则是因经常涨水而形成的大片湿地。

安顿停当后,第二天我们就投入到紧张的夏收中。

干农活要得法,就得有得心应手的工具。

我经常会眼馋那些老职工手中的工具,铁锨之中尤以“大锹”牌为最好,它们在老职工手中因长年劳作而被磨损的有些残缺,但又不失锃亮与轻巧,手腕粗的树枝一锨下去便能切断;坎土曼以用报废农机圆盘耙焊接的为最好;镰刀和锄头也要经常用青石蘸水打磨才更好使。

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能干活,但饭量也大,一顿饭随便就能吃掉一斤粮食。

那时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30斤,且粗粮居多。

由于劳动量大粮食定量低吃不饱,好几个男知青私下里都悄悄地去找能搭上话的女知青讨要馒头票。

我获知这个信息后,经过一周的思想斗争,在脑中把连里所有我能记起的女知青细细篦了一遍,终于,想起了我的同学杨月娜。

杨月娜是一个有着部分俄罗斯血统的姑娘,不知她的生母是谁,因为她出生后不久便被送给了一户杨姓的汉族人家。

由于家庭收入的拮据,初中毕业她就加入了知青的行列,早我两年来到了我现在的连队。

在学校由于她学习成绩较差和家庭地位的卑微:同学期间我基本没和她说过话,我甚至鄙视她想找我搭讪说话时那种谦卑的、讨好的笑脸。

我在心里想:难道只能找她讨要馒头票吗?但是,馒头的诱惑力让我最后下定了决心。

一天中午,趁着收工前知青们赶着完成间苗定额的当口,我匆匆干完自己的定额,然后直奔我早就观察好的杨月娜干活的垄头，去悄悄帮她完成定额,并迎头等她。

“听说你们男生都吃不饱?”这是我等来的第一句话,一语就洞穿了我的内心。

“是的,我……”

“你怎么不早说,前几天才被惠力要去了一些馒头票。

真是被她看透了我的心思!后悔啊!既然是这个结果,真不该开口。

惠力是我的同学,一起来到这个连队,还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家伙真不够意思!

这两天我还纳闷,他在食堂买馒头时怎么突然变得奢侈起来,而且每次吃馒头时都有意将馒头的劲道、香甜通过咀嚼所发出的近乎夸张的声音向我们渲染得淋漓尽致。

我也正是在这种声响的诱惑下才最后决定向杨月娜开口的。

我现在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几天就痛下决心了,看来一切都于事无补。

就在我后悔和胡思乱想的时候,杨月娜开口了:“我听说你们口粮不够吃,所以给你也留了一些。这样吧,今天先给你200个馒头票,以后每月再给你匀一些,你看怎样?”

200个馒头!那可是我们近3个月的细粮定量,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真正的慷慨和纯真,没有目的,非常自然,同时还夹杂着十分的同学情谊。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还有一点懊悔，懊悔的是，当年自己对人家女同学的那种不恭的态度。

我无语了，连一句感恩戴德的话都没有说一下。只是在心里一个劲地揣测她得怎样从自己的口粮里一点点地省下来啊。

为改善食堂的生活,连里组织了捕鱼队,由上海支边青年陈大个子负责。

一天傍晚,我们几个知青顺着河流向下游走去,看到一间简易的茅棚,陈大个子躺在里面休息,见是我们知青来了,忙不迭地将半锅没吃完的清炖鱼热好盛给我们吃。

我们都曾吃过各种做法的鱼,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清炖鱼。

陈大个子告诉我们,将河里打上来的鱼用养育它的河水来煮,所以味道鲜美。

遇上在河边干活的日子,我们有时会利用工休的间隙找个河岸峭壁间的缓坡下到河里,游到对面南岸的湿地和芦苇丛里寻找野鸭蛋和水鸟蛋,然后用背心裹着举在头顶游回北岸。由于河床宽阔,一个来回下来,往往会使人精疲力竭。站在北岸上是不能打河里游动的野鸭和水鸟的,因为北岸陡峭,只能眼看着被打中的猎物在宽阔的近乎浩渺的河流中顺水飘走。

在田间干农活时会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次,一团

黑云又快又低向田间飘来,知青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蚕豆大的冰雹愿劈头打来。我站在条田中间无处可躲,只能将坎土曼顶在头上冰雹过后,头是护住了,浑身却成了落汤鸡。

连队的作息时间里是没有工休日的,即使是雨天也要下田里施肥。遇到农闲又赶上下雨,运气好时也会放一天假。

季节性农活告一段落后,知青们被连里组织起来打土坯,然后再将打出的土坯烧制成砖,以备来年盖养殖场和职工新村时用。

烧砖需要有砖窑,简易的砖窑是依着土坡像挖窑洞那样先破出-个门,然后从土坡上面往下与门挖通,再将土坡上面的圆口用土坏盖一个穹型的拱顶,把晾干的土坯码进窑里就可以烧制了。

如果要烧制青砖就要在拱顶周围注一注水,烧窑的同时让水往窑里慢慢地自然渗漏,这样烧出的砖颜色就会是青色。

冬天到了，下了雪就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但又不能放假,连里便会组织职工用爬犁往地里运肥料。

所谓的肥料无非是把各家的炉灰和垃圾运到田里,至于有没有肥效我们从不问津。

冬季里,蔬菜少了;河床一封冻,鱼也打不成了。

听老职工说乌鸦是可以吃的,趁着一次回城的机会我把猎枪带回了小家坑。

用猎枪打乌鸦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面对满树呱呱乱叫的乌鸦,你一旦举枪,它们便会瞬间飞得无影无踪。我也曾尝试着在树下用木棒模仿举枪做射击状,乌鸦却视而不见,根本不去理会你。

这可能是因为乌鸦活得久长,经历较广,能够识破你的伎俩的缘故吧。

结论是,打乌鸦时必须先把枪藏在身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靠近它们,一旦进人有效射程便要迅速举枪射击,整个过程不能有丝毫犹豫。

摸出经验后,每一枪总能打到 3一5 只乌鸦。

打到的乌鸦不用拔毛,只须剥去皮、剁去头爪、掏去内脏,洗净后即可放入水桶中上炉去煮,一根大葱、半把粒盐,其熟后的味道无异于炖鸡。

乌鸦煮上后,大伙便会围坐在火炉旁,烤火的同时等待着煮熟出桶。

有一次我估摸着还需个把小时才能熟,实在坚持不住了,出屋到旷野解手回来,整整一桶炖乌鸦,连汤也没给我留一碗!好在这样的现象只此一次,我还是和大家一样,经常让这样的美味和馒头一道溶进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为一种新人的因素。

结合着劳作,吃下去的每一个食物分子,会即刻被贪婪的消化器官所吞噬,并迫不及待地把它转变成人体细胞,促使我的身体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比以前有所长进。原来松弛的皮肤下,已经明显地隆起一缕缕肌肉。

知青们被派上北山打石头了(打眼、放炮、炸岩石),准备来年用做在小家坑盖职工新村和现代化养殖场的房屋基础。

打出来的石头要从山里挑到便道旁码好,以备连里拖拉机来时装车方便。

几个月下来,肩膀红肿了、起疱了、破皮出血了,换另一个肩膀再挑,周而复始,双肩终于生出茧子了!

下连队接受再教育之前,由于身体的单薄,挑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经过几个月打石头挑石头的磨炼,再回头挑水时,我惊喜地发现:虽然一担水挑在肩上,但感觉简直就如同挑空桶一般。

我的双肩终于练就成人们称道的“铁肩膀”了,这时心底便会生出阵阵力拔山兮的快感，我潜在的力量无阻挡地释放了出来,而且感到潜力之下还有潜力，这种发现叫我感到无比欣慰。

我第一次体会到劳动和健康给人的幸福感,我觉得自己力大无穷。

不久,广播里传来了国家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只能经常趁着放炮炸石头躲避的间隙,和一个叫鲁明的知青在山洞里抓紧看一下抄写在不到三指宽的小通讯录本子上的公式、定律等。

鲁明的右手食指在后来的一次搬运石头时不小心被砸掉小半截,没能参加当年的高考。

1977年12月9日晚上,团里统一用车将参加高考的人送到县城。

第二天,高考的第一门是数学,这也是我的强项,凭着十年学习委员的资历应该没有大碍。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离入学报到的时间没几天了。

傍晚，我穿着军用的雨衣和长腰的雨鞋,冒着大雨去连部找到指导员,他安排连里的文教连夜给我办理了相关手续、作了工作鉴定。

回到宿舍已经是后半夜了,屋里只有我一人,其他知青都还住在北山上打石头。收拾完行李后,能做的事就是靠坐在行李旁等着雨停和天亮。

一声鞭梢的响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天已大亮了,一夜大雨过后是个大晴天。

指导员安排自己的爱人李白英亲自用牛车送我离开小家坑:

对于我,他可以说是有始有终了。到团部后,搭拖拉机去县城做了体检,再坐长途汽车回城里。

然后按录取通知书要求的日期赶去学校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杨月娜的生母后来联系上了她,去了哈尔滨。

惠力因没有参加高考而留在了小家坑,几年后他和团卫生队的一个护士成了家,婚后调到团汽车队开车。

鲁明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并考入西北大学。按当时留住人才的政策,凡从新疆考去内地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必须一律回新疆就业。鲁明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的一个地质队工作,两年后再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获博士学位。

上海支青陈大个子80年代初为了办回城手续,同他爱人办理了假离婚,回上海后被安置到崇明岛的国营渔场工作。

指导员后来被调到团里做了总统计,算是专业对口了。再后来听说他因脑溢血去世了。没有关于李白英的任何消息。

30多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回到过小家坑。每当我遇到困难、遭受挫折,小家坑的名字便会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曾经的梦想与经历,曾经的磨炼和感受,不只是在当时开拓了我的眼界,而且至今仍叩击着我的心扉。

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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