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项英应该负责任吗？本文将还原一个真实的项英

华忠

皖南事变，项英应该负责任吗？本文将还原一个真实的项英                                                                           2024-11-04 16:30                                        

发布于：天津市
   
      他曾经是中华总工会委员长，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是我党早期卓越的工运领导之一；他曾经入选中共中央六届政治局常委，受到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赠予他厚重的礼物；他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兼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他还是新四军组建时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叶挺身为军长却迟迟没有到位，陈毅、粟裕等人当时也只是支队司令或者副司令，级别与他相差甚远。
他就是项英，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后，对项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一个真实的项英。

(一)筹建新四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失利，项英、陈毅等人奉命率领少量部队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之后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不但保存下了有生力量，甚至还将活动范围发展到南方八省十三区，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曾经对项英给予了高度的认可，这支部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
新四军在组建时关于军部首长任命方面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他不想在自己统治中心腹地有一只共产党成建制的部队存在，一心想让他的心腹将领担任新四军的军事主官，因此接连拒绝我党提出的陈毅、张云逸等人出任新四军军事主官的提议。为了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党最终提议由无党派人士、北伐名将叶挺将军担任新四军军长。
看到新四军军事主官确定不是共产党担任之后，蒋介石才勉强同意副军长可以由共产党担任的提议。由于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属项英的地位最高，于是中共中央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以及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委会主任。

但是让蒋介石失算的是，叶挺很长时间都没有到任，新四军党、政、军的实际领导权还是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虽然陈毅表面上只是担任第一支队支队长，并没有进入军部，但是他担任了军分会的副会长，与项英两个人配合，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把军部下辖的作战部队紧紧地握在手里。
不久之后，项英就在南昌召开了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随后他和陈毅分头奔走，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十三个地区的部队全都集中到皖南翁县岩寺，整编为四个支队一万六千余人，从此新四军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民的革命军队。

(二)迅速参战
新四军成立后，关于部队部署的问题，项英与陈毅曾经联名向党中央建议新四军编组后不应该全部都集中在岩寺，否则不利于新四军今后的发展，应尽可能向苏浙皖地区发展。为此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这条建议，在回复电文中称：“力争在苏、浙、皖开展游击战争……在苏南茅山山脉建立根据地是很有前途的……”。
当年4月项英就派人到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在这个时间段内项英曾多次致电中央请示，4月2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回电中称：“派支队去漂水一带侦察甚妥......”。项英在接电之后立即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中抽出团以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栗裕率领于28日上午出发。
4月29日项英向中央报告称：“由栗裕率领先遣支队已于28日出发，各支队不日将陆续跟进......”。派先遣支队进行战略侦察，从接到批准电令到具体编组以及开动只用了三天时间，速度之快足见项英工作效率之高，执行命令之坚决。可见那种批评项英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再督促之后才被迫派出的说法是错误的。

1939年5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南京、镇江等五个地区之间建立根据地，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行动许可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得到了项英、陈毅等人的赞同和认真贯彻执行。6月15日项英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栗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在漂水之剧新桥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其他支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也作了相适的部署。”
6月23日项英传令陈毅，要求第一支队以茅山、瓦屋山为根据地并在镇江、句容之间山地及丹阳西北山地建立基点，依靠这些基点向四周游击。项英的这些安排符合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同时战斗在苏南的新四军指战员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所以那种说项英在这一时期借口江南情况特殊，迟迟不东进，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更有甚者，有的文章中还把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的精神，说成是周恩来到皖南指责项英错误的，这更是不准确的。

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1月9日给项英的电报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在六中全会中已经确定，后周恩来同志到新四军以后......又商得一致意见……”。由此可见，项英是制定这个方针的参与者，而且这个方针还是项英给中共中央发电征求建议以及与周恩来当面沟通后才被批准实施的。
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项英对中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我这里有可靠的史料足以否定它：为了实施既定的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在项英的领导和组织下，在派出第一、第二支队东进之后,军部又组织了由叶飞率领挺进支队，进入江阴、无锡、常州等地区，接着组织苏皖支队向江北发展，渡江解放扬中地区,在泰州等地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11月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栗裕任正副指挥，半年后，江南主力渡江与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合，江南指挥部改为江北指挥部，陈毅担任江北指挥部司令员。
“我新四军东进之陈毅部与山东南下之八路军一部，互相配合形成了大面积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华中敌后长期抗日战争的基础，此外“江抗”也在极力发展，不断给日、伪、顽以沉重打击。”之后不久项英又在1940年1月20日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上海附近的江抗东路大有发展前途……力求发展为江南人，枪款三项之来源。应该便东路同志认识到当前抗战局势的严重性,力求发展壮大……这才能应付将来的事变”。
为了加强对“江抗”的领导，于当年3月派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为“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这些史实表明项英对东路发展的重视和对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和军事进攻是有思想准备的。那些指责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选择一味退让、妥协的不实之词也就不言自明了。

与此同时，为了更快地实施向北发展的计划，项英与叶挺多次向中央建议：要开展江北的工作，同时商定由叶挺率领张云逸、罗炳辉等部越过长江封锁线于1939年5月到庐江、东汤地区成立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同时命令第四支队东进合肥、定远、涤县、全椒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经过二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日局面，于此说来，新四军的重大军事行动是符合中央的意图的，那么就可以说项英是中央给新四军的战略方针的坚决实践、执行者。
此外在实施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中，在1940年春季与秋季，有效地进行了两次皖南根据地的保卫战。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新四军在项英、叶挺、陈毅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克服了粮弹不足，医药缺乏等困难，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两次反“扫荡”新四军取得重大胜利，震动了大江南北，蒋介石不得不电令“嘉奖”这个时期是皖南新四军最辉煌的时期。

(三)注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项英曾说过“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就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部队的思想战斗力，1939年7月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项英认真总结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在党建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今后的斗争要根据江南的具体情况，在战斗中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使党成为坚强的核心力量。针对部队普遍存在的居功自傲情绪，对统一战线观念还比较模糊的现状，项英指示：“必须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意识，反对忘记了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反对一切腐化……反对搞个人自由主义”。
为了在艰苦条件下战胜敌人，项英又发表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的文章，教育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提高革命的政治觉悟。
同时项英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之前，多次请示党中央的意见，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维护上级领导，对一些重大问题能够坦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允许的，如果用项英充满错误和失败的结局，来反证项英早些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提出和保留的仅仅作为个人意见和计划是完全错误的是不足取的。

(四)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最后,我就项英在皖南期间的工作中功过,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的功过得失做一些不成熟的分析。
毋庸置疑，项英在皖南三年中，作为东南局书记是有错误的。他虽然坚决执行了中央给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但却保留了向南发展的“三山计划”也叫做“南进计划”，即回到苏区恢复建立根据地，这与他迟迟不肯北移军部有关，以致后来中央责备他“驻守皖南”的危险性和冒险行为。
就所犯错误而言，就不是“右”而是“左”了。十天里党中央接连给项英发过两次命令，要求新四军向苏南地区转移，但是在新四军完成展开后，主要方向党中央的指示并没明确，所以项英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南进计划里。
可见“南进计划“作为新四军初期战略发展方面的一种设想和中央当时对新四军的战略意图并不矛盾，因为在1938年以后日寇在东南方面的大规模的进攻大为减少，所以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才会做出新四军要大力向北发展的决策。
可是到1939年后日寇进攻浙赣，夺取东南地区的企图始终存在，因此在坚持主要向北发展的同时，将向南发展的战略作为发展的次要方向来考虑，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这说明“南进计划”并非全无道理，但我并不否定皖南新四军军部于1941年北移的正确性，只是为了说明不可把项英的“南进计划”看得太局限、太片面。
项英在北移问题上和北移过程中也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对北移的时间一拖再拖，丧失了良机。但是不是说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时北移，就能避免”皖南事变”的发生呢？我们不能肯定。
从蒋介石精心策划和准备来看，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事变，但皖南新四军遭受如此严重的程度，项英是必须要负一定责任的。首先，项英极不情愿离开皖南，他认为皖南地处中原腹地,威胁南京,必是日后兵家必争之地,又能实现自己“南进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
关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中原局给中共中央发的一份电报中也强调了皖南及桐、芜、庐地区创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项英不撤离也是有一半为我军未来的战局着想的。

此外项英不愿北移也有个人原因：在历史上，1928年项英在中共第六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9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又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比教员高；第二斯大林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在单独会见他时还送给他手枪和钢笔；
第三在他任中央代理书记时曾处理过“富田事件”，不认为提出“打倒毛，保护朱彭黄”的口号的富田暴动者是反革命行为，而是组织上的错误，为此陈毅也经常骂他是死脑筋；
第四，项英曾提出的“南进计划”没得到党中央支持，甚至自己的部下陈毅、栗裕都没有支持他；
第五，1940年8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而项英却要被调回延安，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样我们对项英在北移问题上乃至“皖南事变”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就找到了他主观上的理论依据。事情演化到严重结局的客观因素也不少，敌强我弱就不多说了，仅强调一点在新四军历史上，项英和叶挺素来不合，是人所共知有政治背景方面原因，也有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因素，这严重影响着新四军的发展和生存。党中央也曾做过不少工作，但是似乎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皖南新四军的悲剧！更是项英和叶挺本人的悲剧。

网上还有人说项英和陈毅老吵架，再联想到他与叶挺也不合，就妄加推论说是项英眼里容不得别人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而我却认为虽然在工作方法与风格方面他们两个人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发生会争吵，但是他们的个人关系却是十分要好的。
他们在苏区一起打了三年游击，是最好的搭档，直到被敌人围剿后，两个人才不得不分开行动。当项英得知陈毅受伤了，甚至冒险跑去看望他，差点被国民党部队抓住。当项英牺牲以后，陈毅更是难过得嚎啕大哭，并亲自将项英的尸骨安置到南京雨花台。由此可见，项英和陈毅不合这一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关于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的惨重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的错误，作为新四军的领导人是应受一定指责的，这种指责一方面是对他本人的安慰,更是对后人的启迪。
总之，我觉得将“皖南事变”的发生及损失完全归罪于项英一人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否定项英在皖南期间的历史功绩更是本人所反对的。他战斗的一生就是明证，“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的项英的英灵减少几分心灵的痛苦，增加些许慰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