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悼念亡妻写下《蝶恋花》，胡适却说：没有一句通的

华忠

1957年，毛泽东悼念亡妻写下《蝶恋花》，胡适却说：没有一句通的                                                                2024-12-12 13:30                                        

发布于：天津市
   
       1957年，一首饱含深情的悼亡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从毛泽东笔下流出。这首词以＂我失骄杨君失柳＂开篇，以＂泪飞顿作倾盆雨＂收尾，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对亡妻杨开慧的思念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词作，却遭到了胡适的严厉批评：＂没有一句通的！＂这样的评价究竟从何而来？在革命年代里，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经历了怎样的磨难？而李淑一与柳直荀的故事，又与这首词有着怎样的联系？让我们走进这段跨越近30年的历史，揭开这首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革命伴侣的青春岁月

1918年冬，湖南省长沙城外的岳麓山下，杨昌济教授家中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这位身材瘦高、面容坚毅的青年正是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而杨昌济则是他最敬重的老师之一。

杨昌济家中藏书丰富，不仅有中国传统典籍，还收藏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每逢周末，毛泽东都会来此借阅书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杨开慧正好从女子师范学校回家。她看到这位勤奋的青年正专注地阅读《伦理学原理》，不禁对他产生了好奇。

杨开慧自小在父亲的熏陶下，既精通传统文化，又接触了不少进步思想。她经常整理父亲的藏书，对这些书籍的内容也颇有研究。看到毛泽东在读的正是自己熟悉的书籍，便主动与他讨论起来。这次谈话，让两个年轻人都感到惊喜。

1920年，湖南形势动荡，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这一年的7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杨开慧经常来到书社，帮助整理进步书籍，并协助开展读书会活动。

同年冬天，杨开慧加入了毛泽东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她不仅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还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中，两人的感情也在不断升温。

1920年冬末，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步行街的一间小楼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他们租住在长沙营盘街的一间小屋内。白天，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从事革命工作；晚上，他们常常围坐在油灯下，一边研读进步书籍，一边讨论革命形势。

1922年，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二大。这期间，杨开慧独自留在长沙，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她在长沙女师设立了进步读书会，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加入革命队伍。

1923年至1927年间，毛泽东多次往返于上海、广州等地，而杨开慧则坚守在湖南，负责联络工作。她将家中的地下室改造成秘密联络点，为地下党员传递情报，接应革命同志。这段时期，虽然两人聚少离多，但革命理想让他们的心始终紧密相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形势愈发严峻。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江西，而杨开慧则带着孩子们在湘赣边界活动，组织发动农民运动。他们约定，待革命形势好转后再团聚。

二、生死诀别

1930年的湖南秋色宜人，但政治形势却愈发严峻。这一年10月，杨开慧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决定从平江秘密返回浏阳板仓看望。当时，杨开慧正在平江、湘阴一带领导地下工作，组织农民武装。

返回家乡前，杨开慧谨慎地安排了行程。她选择了夜间行动，沿着偏僻的山路前行。为了避开敌人的盘查，她将重要文件缝在衣服夹层中。当时，何键部队正在浏阳一带展开＂清剿＂行动，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抵达板仓后，杨开慧白天躲在阁楼上，夜晚才下来照顾母亲。她还抽空整理了地下党的联络网络，与当地的地下党员进行了秘密会面。然而，这些行动还是被敌特分子发现了蛛丝马迹。

10月14日凌晨，何键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杨家。当时杨开慧正在整理文件，听到外面的动静后，她立即销毁了所有文件。敌人闯入时，发现房间里弥漫着焦糊味，但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

被捕后，杨开慧被押送到浏阳县衙门。敌人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要她交代毛泽东的行踪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在审讯室里，何键亲自出面，承诺只要她配合，就可以立即获释。面对诱降，杨开慧始终保持沉默。

敌人转而对她实施酷刑。在审讯过程中，他们用竹签刺入她的手指，用烧红的铁条烙她的身体。即便如此，杨开慧仍然没有透露任何情况。最后，敌人提出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作为释放的条件。

在狱中，杨开慧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她叮嘱母亲要好好照顾三个孩子，并表示：＂革命事业未成，我虽死不惜。＂这封信后来被狱警截获，但内容还是传了出来。

11月14日，经过一个月的审讯仍无结果后，何键下令处决杨开慧。当天傍晚，敌人将她押往浏阳城外的识字岭。行刑前，杨开慧高声喊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经过地下党员的传递，最终传到了井冈山。当时毛泽东正在组织对敌军的反击战。接到消息后，他立即派人前往浏阳了解详情。通过地下党员的调查，杨开慧英勇就义的细节逐渐被核实。

1931年春，毛泽东派人给杨开慧的母亲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他还安排人将杨开慧的母亲和幸存的孩子们转移到了根据地。在此后的岁月里，杨开慧的事迹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成为了坚守革命理想的典范。

三、诗词交锋中的深层意义

1957年春，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老友李淑一的信。信中提到了她与亡夫柳直荀的往事，触动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追忆。在这种情境下，他提笔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举目凭栏无限琐，蜻蜓飞上秋天远。＂

这首词作一经发表，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词中破格用韵的手法尤其引人注目。传统的＂蝶恋花＂词牌要求上片两句押平声韵，而毛泽东却在第二句用了仄声韵＂九＂字，打破了格律要求。

同年夏天，胡适在台北大学的一次文学讲座上，对这首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首词没有一句是通的。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用字生硬；次句＇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不通韵法；三句＇举目凭栏无限琐＇，意境不清；末句＇蜻蜓飞上秋天远＇，更是不知所云。＂

胡适的批评很快传回大陆。当时正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文艺界对这场争论展开了热烈讨论。支持胡适观点的人认为，词作必须遵循传统格律；而另一派则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有新的表现形式。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为这首词辩护。他指出，毛泽东的破韵并非对传统的无知，而是有意为之的艺术追求。＂重霄九＂这个用韵，恰恰表现了词人追思亡妻时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
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也参与了讨论。他分析了词中的意象运用：＂蜻蜓＂与＂秋天＂的组合，营造出一种凄清孤寂的氛围，这与词人追悼亡妻的主题完全吻合。至于＂无限琐＂这样的表达，正是革命者面对个人情感时的真实写照。
在北京文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著名词学家唐圭璋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这首词虽然破格，但并非全无章法。词中＂骄杨＂与＂杨柳＂的互文，＂重霄＂与＂秋天＂的对应，都体现出深厚的词学功底。
1958年初，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长文，将这场争论推向深入。他指出，革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继承或打破，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这首词正是这种转化的典范之作。
这场关于《蝶恋花》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新旧文学观念的碰撞。在传统文人看来，词作格律不可破；但在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眼中，突破传统形式正是表达新时代精神的需要。这场争论持续了近一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论争。
四、李淑一与柳直荀的革命情缘
1920年的上海，正值五四运动的余温未散。在一场进步青年的读书会上，李淑一初次见到了柳直荀。当时的柳直荀已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而李淑一则刚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两人相识之初，正值上海工人运动高潮。柳直荀积极参与工人罢工的组织工作，而李淑一则负责联络知识分子群体，为工人运动提供支持。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柳直荀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负责组织上海的工人运动。李淑一也随即加入了党组织，承担起妇女工作的重任。这一年冬天，两人在一间简陋的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2年初，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工人大罢工。柳直荀作为罢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多次组织工人与资本家进行谈判。李淑一则在后方建立了工人家属互助会，帮助罢工工人的家庭渡过难关。
然而，1923年的一次工人示威活动中，柳直荀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始终没有透露组织的秘密。李淑一四处奔走，寻求营救的办法。她找到了进步律师张若名，请他为柳直荀辩护。
1924年春，柳直荀在狱中被秘密处决。消息传来时，李淑一正在组织一次地下党的会议。她强忍悲痛，继续完成会议任务，直到深夜才独自回到寓所。从此，她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继承丈夫未完成的事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淑一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妇女部部长。她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发动妇女工人参与反帝爱国运动。在一次游行中，她险些被巡捕房的警察逮捕，幸得工人们掩护才得以脱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淑一转入地下。她改名换姓，在上海的工厂中继续从事秘密工作。这期间，她还负责管理党的秘密印刷所，印制大量革命传单和文件。
1935年，李淑一调任延安，在中央党校任教。她将自己和柳直荀的革命经历编成教材，用于培训新党员。每当讲到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时，她总会提到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同志。
1957年，已是古稀之年的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回忆起与柳直荀共同战斗的岁月。这封信促成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词作。信中，她详细叙述了柳直荀在狱中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信上说：＂革命尚未成功，望你继续努力。＂
在此后的岁月里，李淑一一直保存着柳直荀留下的物品：一本布满批注的《共产党宣言》，一枚工人纠察队的袖章，还有几张模糊的合影。这些物品后来都被捐赠给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见证。
五、革命伉俪的精神传承
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后，特地前往北京西郊的革命历史陈列馆参观。在陈列的文物中，有一件引起了他特别的关注：那是一件1930年杨开慧在狱中写下的遗书。这份遗书用粗糙的毛边纸写成，字迹虽已泛黄，但仍清晰可辨。
同年秋天，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湖南省档案馆开始系统整理杨开慧相关的历史资料。工作人员在浏阳县衙门的旧档案中，发现了当年何键部队的审讯记录。这些记录详细记载了杨开慧在狱中的表现。
1960年，一批老革命回到浏阳，重访当年的革命遗址。他们在识字岭找到了杨开慧就义的确切地点，并收集到了多位当年目击者的证言。根据这些证言，杨开慧在生命最后时刻展现出的英勇气概，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1年春，中央党史研究室派人前往上海，走访了解李淑一和柳直荀的革命事迹。在上海工人运动史料中，发现了柳直荀参与组织的多次工人罢工的详细记录。这些资料显示，柳直荀在1922年曾组织过规模达三万人的工人罢工。
1962年，湖南省文化部门组织编写《革命先烈传》，将杨开慧的事迹作为重点章节。编写组深入浏阳农村，采访了当年与杨开慧有过接触的农民。这些访谈揭示了杨开慧在地下工作期间，如何组织农民开展革命活动的细节。
1963年，上海总工会整理早期工人运动档案时，发现了李淑一在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的工作笔记。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她组织妇女工人参加示威游行的经过，以及当时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
1964年，中央党校举办革命历史展览，展出了杨开慧和李淑一的部分遗物。其中包括杨开慧用过的针线包，里面还留有她为地下党文件缝制夹层的针脚痕迹。李淑一捐出了柳直荀在狱中写的最后一封家书。
1965年，湖南省博物馆建立了革命烈士专区，重点展示了杨开慧的革命事迹。展览中除了历史文件，还原了杨开慧在浏阳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场景，包括她用来传递情报的暗号本和联络点示意图。
1966年初，中央党史研究室完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伉俪情》专题研究。文章分别记述了杨开慧与毛泽东、李淑一与柳直荀这两对革命伉俪的事迹，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和牺牲。
这些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料。通过这些材料，革命先烈们的事迹得以系统保存，他们的革命精神也得到了传承。在全国各地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不断被讲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