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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5位著名搭档,其中一位关系不好惹不起,三次提辞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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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6-14 05:05:1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林总5位著名搭档,其中一位关系不好惹不起,三次提辞职                                                                                2025-05-24 12:42                                        发布于:天津市
   
                                    在林总的军事生涯中,曾与五位非常著名的搭档共同并肩作战。举个例子,林总21岁时担任红四军28团团长,他的搭档是何挺颖——一位在“三湾改编”中向主席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英勇人物,遗憾的是何挺颖最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林总23岁时成为红四军军长,而他的搭档是温文尔雅、宽容大度的罗荣桓;而接替罗荣桓的位置的则是后来英勇牺牲的彭清泉。

到了25岁,林总已经成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这时主席派来的政委是刚毅坚决的聂荣臻。无论是何挺颖、彭清泉,还是那个早在黄埔军校时便与林总结下“师生之谊”的聂荣臻,在与林总的合作中,都曾有过较为激烈的“红脸”时刻。林总虽然为人内敛,但性格坚强,不喜欢被人压制,因此在与搭档的互动中,往往显得十分强势。

在林总的所有搭档中,有一位即便是林总也不敢得罪,那就是红十八团一营营长、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期间的党代表——熊寿祺。这个即使林总都得敬畏的红军将领,究竟为何后来会渐渐沉寂呢?

熊寿祺究竟是谁?他与林总之间又有什么恩怨情仇呢?熊寿祺是四川邻水人,比林总年长一岁。尽管熊寿祺的军事生涯起步比林总晚了几年,但就像林总来自黄埔军校四期,参加过南昌起义一样,熊寿祺虽从红军时期的起点稍晚,却同样有着不逊色的战绩和资历,甚至有些地方更具优势。

四川和两湖一带,作为近现代名将的发源地,不乏英雄豪杰。比如开国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陈毅和聂荣臻出自巴蜀,而两湖地区则诞生了彭德怀、林总、贺龙和罗荣桓等一代风云人物。川军、湘军与鄂军,历来以其勇猛果敢而著称。作为四川人的熊寿祺,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与林总相比,并不逊色。
熊寿祺与林总都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属于红军中的文化人。然而,林总拥有一个天生的优势——他的家族中有两位革命家堂兄,分别是林育南和林育英。得到了家族的引导,林总的革命道路走得较为顺利。与之对比,熊寿祺虽然也从小在四川接受教育,然而他直到16岁才加入革命,在18岁参加五卅运动之后,才说服家人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
1926年秋天,20岁的熊寿祺离开四川,考入上海大学附中。这里,经过老乡苏雁秋的介绍,他也加入了共青团,比林总足足晚了三年。这种时间与机遇的差距,彰显了一个人的成功有时和所处的时代、地点以及遇到的导师紧密相关。幸运的是,熊寿祺与林总一样,遇到了人生中的最大“伯乐”——主席。
然而,熊寿祺与林总的成长轨迹有所不同。他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加入了国民政府警卫团,并随后参加了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1927年9月19日,熊寿祺在文家市首次见到了毛主席。经过“三湾改编”,熊寿祺被何挺颖推荐为士兵代表,加入了红一师的前委。在茶陵战斗结束后,他因勇敢表现而获得主席破格提拔,成为一名党代表。
这时,熊寿祺和林总正处于同一起跑线,两人都是连级干部。1928年4月,主席任命熊寿祺为朱毛会师的前锋,后来秋收起义部队与南昌起义部队历史性会师,红四军随即组建。两位年轻的连级干部——林总与熊寿祺,皆在这次会师后被提拔为营级干部,林总任红28团1营营长,而熊寿祺则成为党代表。
在这个时期,红四军的主要领导班子包括了朱德、毛主席、王尔琢和陈毅等,而此时的林总和熊寿祺,年龄相仿,性格互补,一个文,一个武,彼此间的合作本应是一场强强联合的盛事。然而,尽管两人分别来自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原本看似良好的搭档关系,却很快显现出种种不和谐。
1928年7月,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叛逃,王尔琢带领林总与熊寿祺的1营追击。不幸的是,王尔琢在追击过程中遭遇袁崇全的狙击,不幸牺牲。王尔琢的牺牲使得主席决定提升林总为团长,熊寿祺也接任了营长职务。
此后,红四军进行整编,分为三纵队,林总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党代表由陈毅兼任,而熊寿祺则成为一支队的支队长。6月的龙岩大捷后,熊寿祺升任为第一纵队党代表,与林总再次合作。然而,这次的搭档关系依然不顺,两人之间不断爆发矛盾,熊寿祺屡次要求辞职,最终主席与朱德权衡后决定将熊寿祺调离。
熊寿祺与林总的分开,标志着两人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林总逐渐在战斗中积累起更强的实力,迅速拉开了与熊寿祺的差距。1929年12月,红四军举行了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委委员,其中包括主席、朱德、陈毅、林总、罗荣桓等,而熊寿祺则只是候补。

1930年,熊寿祺被派往上海参加苏维埃会议,支持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反对李立三的“大城市攻坚战”理论。然而,在返回途中,他不幸被捕,经过长时间的周折才被家人保释,随之与苏区的红军失去了联系。
此后,熊寿祺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才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回到成都参加抗战。1942年,熊寿祺再次被特务逮捕,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最终返回家乡邻水休养。

解放后,熊寿祺曾担任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和中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相比于林总的光辉岁月,熊寿祺离开红军后逐渐沉寂,鲜为人知。尽管如此,熊寿祺无疑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熊寿祺和林总两位曾经的搭档,都于1971年辞世——一个享年65岁,另一个则是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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