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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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    　前一辈中国古书画鉴定家相继辞世，熟谙中西艺术史且擅长书画的傅申，愈发坐实了当今书画鉴定第一人的位置。其著作《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国内尚未翻译引进，书名可简称为《书画鉴定研究》）被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邵彦评价为：“迄今为止，在英文世界出版的关于中国书画鉴定最有体系、最有学术地位的里程碑式著作，与张珩和徐邦达的几部著作共同构筑了书画鉴定学科的理论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莫家良教授的评价是：“在目前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固然有不少学者专注于书画史，亦有个别专家长于真伪鉴定，但严格来说，两者兼擅者为数甚少。傅申教授正是此类兼通的学者。”
　　搞鉴定的人都知道，年代越久远，视线越模糊，真相越难以辨识。然而，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真伪，到台北故宫卷《自叙帖》和黄庭坚《砥柱铭》的真伪，在一系列著名的书画真伪之辨事件中，傅申都像侦探一样，给出了真凭实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傅申自己也说，“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但他“鉴目之准、学问之深、见解之独到”，仍然获得了学术界的推崇。借傅申在内地一个多月的讲学之机，Art289 记者随其从杭州到北京，从《功甫帖》到《砥柱铭》，从《溪岸图》到《富春山居图》，对一系列书画鉴定中的疑难问题逐一讨教—当然，收获远不止于书画鉴定，透过傅申，我们触摸到了历史。
　　（原标题 傅申：“张大千是孙悟空，我就是如来佛”）

　　傅申，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现在讲起自己的事情来，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回忆往昔岁月，79岁的傅申如是感叹。
　　抗战即将爆发的1936年冬，傅申降生在逃亡途中，“我的名字就是傅上海（申）。”两个星期后，傅申被送到祖父母家，后来又被送到农村的远亲家里，喝奶妈的奶长大。
　　“叔叔是中医，用毛笔开药方，祖父要求他练字，我也跟着叔叔一起练字，培养了对书法的兴趣。”12岁的傅申到台湾才见到父母，爸爸妈妈都叫不出口。中学毕业，傅申考入台湾当时唯一有美术系的学校—台湾师范大学，学习艺术，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家、教育家黄君璧。毕业后，傅申进入台北故宫书画部工作，奠定了毕生事业的方向。
　　在台北故宫工作期间，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教授方闻来访，傅申陪方闻在库房里看书画。借此机缘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跟随方闻教授，获硕士及博士学位，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张光直、余英时都是他的同事，与书法家张充和也时有交流。
　　1977年，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傅申筹办了“中国书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中国书法大展。他将真伪之作同时展出，向西方观众梳理出简明扼要的中国书法发展史轨迹。
　　任教4年后，傅申于1979年转至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中国艺术部工作，负责东方艺术品的展览、研究、收购和鉴定，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
　　从东到西，最后又从西到东，傅申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在台湾建立了结合东西方美术史研究及鉴定的学科基础，门下弟子众多，构成台湾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有人根据齐白石的“三百石印富翁”，送给傅申一方刻着“三百门生富（傅）翁”的印章。
　　与傅申交游唱和者，无不鼎鼎大名—读书时的老师黄君璧、溥心畲，后来的方闻教授，台北故宫首任院长蒋复璁、副院长庄严、继任院长秦孝仪，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家徐邦达、谢稚柳、启功、杨仁恺、李霖灿，收藏家王季迁，当然还有张大千……马英九办公室挂着傅申3幅字。1998年傅申和陆蓉之结婚时，马英九“不请自来”。
　　在妻子陆蓉之眼中，“老爷越发像个心理单纯的老小孩儿，为人和善但话语直接，心中没有半点城府，极其容易得罪人。”陆蓉之说，傅申有时也会发脾气，但转过头就忘了，提及生气的事，他往往会无辜地问，“我生气了吗？我是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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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台北故宫所藏书画名迹外，傅申长期接触美国及世界各地收藏，其治学既以书画实物为本，又结合中西理论，以书画鉴定与书画史研究为长。　　1974年，学者徐复观于《明报月刊》发表文章，讨论台北故宫所藏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真伪问题，指前者为伪，后者为真，为乾隆翻案。此文引起学界争议，学者纷纷撰文讨论。傅申先后发表4篇文章，作出驳议，考订“无用师卷”为真迹，此种观点沿用至今。
　　2003年，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李郁周认为“台北故宫卷《自叙帖》是明朝人文彭的摹本”，让这件1930年代就有过争议的作品再掀真伪大战。傅申铺陈科学证据，认为“《自叙帖》并非他人摹本，而是存世的‘写本’之一”，并出版《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一书，为《自叙帖》正名。
　　2010年，海外回流书法作品《砥柱铭》在北京保利以4.225亿元成交，一举成为中国古代书法最高成交价作品。然而，拍卖当日就有人质疑此作非真，各种声讨之声四起。对此观点，傅申所撰《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一文，有理有据，洋洋洒洒，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2015年春，79岁的傅申在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连续举办16场“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公开讲座。从隋唐宋元到近现代，评书论画，既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有深入的个案研究。
　　傅申的讲座每课至少两小时，一气贯通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时穿插故事和笑话，课堂常常笑声阵阵。央美的讲座“乾隆皇帝《御笔盘山图》与唐岱”结束时，傅申在PPT图片上幽默地以乾隆的口吻写道：“傅申，你说对了！《盘山图》就是朕起稿，唐岱奉朕命画成的！”

　　1983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正式成立，左起为谢辰生、刘九庵、刘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一个有才华的男人，背后必定有无数仰慕他的女子。”陆蓉之当年正是被学富五车的傅申吸引，猛追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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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　　我讲一个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观点——中国的书法临帖就是素描。把一个字临得很像，表示你轮廓抓得很准确，而且每一个笔画模仿得很像，这就是素描。
　　Art289：从您治学以来，在书画鉴定方面，引发争议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有哪些？
　　傅申：争议当然是有名的、价钱高的作品，小作品的争议性就只限于圈内人，不会受到广泛宣传。比如最近几年黄庭坚的《砥柱铭》、台湾2003年开始的关于怀素《自叙帖》的争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甚至从清朝以来就有真伪辩论。
　　有的学鉴定的，学了两三年，从不懂到懂，进步得很快，他以为都懂了，而且胆子很大，“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很武断，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懂。就像爬山，爬了一段觉得爬得很高，到了最高点，但他不知道山外有山，所以总会按照自己的见解去跟人家辩论，不懂的人总是会发声，所以争辩永远会存在。
　　Art289： 古书画鉴定方面，宋元时期的争议是最大的？
　　傅申：距离越远越模糊。启功先生曾提出，鉴定有一个“模糊度”。有些古书画，每个人有不同的说法，明明是真品也有人怀疑。鉴定很难，真的是很难。
　　赵孟頫是元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他的书法作品，很多人看了都觉得不对，但是看到后面才晓得，赵孟頫在自己的题跋上讲了，这是20年前写的。如果没有赵孟頫的这段题跋，我们现在还在怀疑，还会有争论。
　　你拿5年前的照片要人家认，有时候别人也认不出来。只有你最熟悉的人，比如你父母还在，从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直能分辨到你中年、壮年；但是你到老年时，只有你的儿子能认清楚，可儿子又不知道你年轻时候的样子，所以每个人都只能认出一部分。
　　有人说我跟他很熟，熟到烧成灰我都认得出来。现代可以用科学方法验DNA，但是古时候烧成灰怎么认？我们跟一个人通电话，如果不认识的人，他讲半天你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熟悉的人不需要报名，一听声音就知道对方是谁了。
　　所以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摸到百分之百很难。
　　Art289：您刚才也提到现代科技有DNA这些鉴别方式，在书画鉴定上，现在有碳14、高清摄像和其他一些科技手段，科技手段能不能解决鉴定方面的一些问题？
　　傅申：看什么东西，书画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碳14的化验有年数的差距，最少也有一两百年的差距。碳14主要测定考古材料，32000年、31000年，差1000年都无所谓，但书画不可以；而且测试取样要有足够的份量，但是书画都很薄，很难取样。
　　我在美国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卷一张很旧的画，自然剥落下来一些纸屑，我就取下来去化验。他们说不行，量太少，这是其一；第二，书画都经过多次装裱，浆糊附在里面，需要还原，没有任何其他杂质才能检验，还原的工作就很难，一还原，份量更小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法。
　　Art289：所以现在延续的还是传统的“目鉴”方式？
　　傅申：当然，现在利用各种光谱、光线，对鉴定也有帮助。比如一张古画，本来画面没有名款，或者有人把小名家的名字挖掉，再加一个名人的名字，这种作伪可以用特殊的光线看出来。后加的名字与原作不是同一个时代，在光线照射下，特别是紫外光一打，颜色明显不一样。但这一类作用也有限，有些旧的画作，作伪用的墨和原作很类似，检测不出来，所以科技还是有限制。
　　我在台北故宫工作的时候，曾经和比我大11岁的江兆申，用一种专门鉴定用的放大镜，放在绢本古书画上，数绢的经纬线，我们以为可以数出宋绢、明绢、清绢不一样的地方，数来数去，数到后来都搞混了。同样的宋绢，有各种各样的经纬数目，都是手工的；同样的经纬数目，有不同时代，清朝的绢跟宋朝的绢也有差不多的，还是分不清楚，没有办法拿出数据。但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们特别仔细看了一些绢本，眼力是提高了。
　　Art289：老一辈的鉴定家有凭借个人经验作为鉴定依据的“望气法”，可靠吗？
　　傅申：望气太玄了！望气当然有气可望，但讲的是玄话。我们看古装戏，看蒙古人的戏，一看就是蒙古人的脸；满清戏、明朝戏有时候宫殿是一样的，但服装不一样，一看就不同。我们看宋画跟元画、明画，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风格，这张是宋画，那张是元画，那是因为在你脑袋里累积了很多宋画、元画的资料，搭眼一看，绢色、颜色、笔墨、风格大概是哪一个时代，一看就看出来。但是经验少的人望气，就是乱猜。望气主观性太强，只能得到一个大概，准确与否还成问题。所以经验越多越好，真迹看得越多越好，望气才能望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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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289：一般来说，现在的书画鉴定主要还是依据作品风格或者文献？　　傅申：现在鉴定比古时候要好做，现在不但有照相，而且有印刷品，看不到原作也可以看印刷品。但是很多印刷品是会骗人的，我们看印刷品上的图片就像看婚纱照，没有丑的新娘，每一个新娘都漂漂亮亮；每一张印在书本上的画都是同一个尺寸，不好的画看起来不错，真正好的画也看不出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看原作。书画鉴定课一定要在展览现场—研究故宫的书画可以评论，说真伪；去看拍卖，你讲真假断人财路，有一些忌讳。
　　Art289：除了从画面风格、笔墨等方面判别真伪之外，还可以从哪些地方入手寻找证据？
　　傅申：很多方面。台湾做的宣纸跟大陆做的宣纸看起来差不多，但其实纹理都不一样，大陆人很少看到台湾宣纸，美国人也不知道台湾宣纸，但我在台湾都是用台湾宣纸，比较便宜，大陆宣纸很贵而且买不到。
　　1970年代，我才三十几岁，王季迁买了一张齐白石，很高兴，打开来看，我看了一次，就告诉他是假的，他很奇怪，我说是因为这张纸，齐白石怎么会用台湾宣纸？这是王季迁的盲点，他没有用过台湾宣纸，所以他不知道，而且我还知道是谁做假的。后来我在美国看画，王季迁就说：“傅申，你的眼光太毒了！”
　　Art289：所以鉴定书画，关键在于专业领域的熟悉程度？
　　傅申：对！我看电视剧《三国演义》，那个演曹操的男主角演得特别好。我不喜欢后来的《甄嬛传》，因为那是凭空虚造。《三国演义》有历史根据，曹操看到赵子龙把他的军队杀得一败涂地，顺口说了一句“我爱死了赵子龙”，“爱死了”是现代词汇，三国时候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讲话方式，所以后人拍古装就会露出马脚。
　　Art289：所以鉴定就是根据蛛丝马迹，寻找露出的马脚？
　　傅申：美术史家一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随意揣摩，把个人的想法掺杂进去，捕风捉影不是办法，鉴定就像侦探一样，要找真凭实据。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和郭熙的《早春图》3件宋代画作被视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三宝”。图为郭熙《早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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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永远是混乱的”——《功甫帖》事件背后　　鉴定就像侦探一样，要找真凭实据。
　　Art289：最近两年，内地书画鉴定争论比较大的是《功甫帖》事件，您怎么看？
　　傅申：新闻很大，所以大家都知道《功甫帖》，但我没有看过原作，而且也没有用高倍显微镜去照。上海博物馆说是双钩廓填，双钩廓填其实很容易看出来，我在《海外书迹研究》中有很多例子。用显微镜照放大的照片，不但是一个个字的放大，而且是一笔两笔去放大，很容易看出来是手写还是双钩廓填，手写的是一笔笔自然写出来的，飞白的地方是无论如何勾不出来的。上海博物馆认为《功甫帖》是双钩廓填，后来刘益谦他们做了高倍摄影放大，看不出双钩廓填的迹象，所以这一点可能被推翻。上海博物馆也有人坚持认为是双钩廓填。但是苏轼写的还是别人写的，要用另外的方法鉴定。没有办法正明是苏轼本人写的，风格是很像，但是不是亲笔写的，要证明很难。　　Art289：《功甫帖》影响特别大，后来还引发了几起官司，对于《功甫帖》的真假，有说法认为是“一眼假”，您认可吗？
　　傅申：那是他看上去是假的，并不能代表大家看上去都是假的。对他来说是“一眼假”，但是不能代表所有的专家，这还是个人的看法。
　　Art289：鉴定是一个严谨的学科，但还是有些东西一眼就能辨出真伪？有人说徐邦达水平很高，人称“徐半尺”，意思说他看半尺画就能断定真伪。
　　傅申：在《功甫帖》面前敢说“一眼假”，就要看过很多苏东坡的真迹，另外对纸张、笔墨、风格的了解也要很成熟。有时候同一件东西，自己的结论都会反反复复好几次，真的下足了工夫研究，最后再做决定。因为真假是道是非题，瞎蒙也可以蒙对一半，尤其是古代的东西，宋元的画作，假的可能到60%至70%。但你是不是真懂？不一定真懂。
　　Art289：《功甫帖》的真伪引发了市场上的“砖家”和博物馆机构的研究者“打架”的局面，鉴定界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一片混乱？
　　傅申：我做鉴定有个原则，只鉴定博物馆等公家收藏机构以前收进去的东西，我以前研究张大千的假画也是先从自己服务的博物馆开始，不跟市场联系起来。
　　Art289：通过《功甫帖》这个事件，大家认为徐邦达等老一辈鉴定家一个个离世之后，鉴定界面临缺乏权威的困境。
　　傅申：鉴定永远是一个混乱的局面。前辈鉴赏家们年轻的时候写字画画都是高手，所以他们鉴定起来比较接近正确，但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现在后一辈的年轻人很多人自己都不写字，外国人做书画鉴定也很头痛，不会写不会画怎么看？所以外国人不做鉴定，做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用那些大家公认的真品来鉴赏。但有一些中国的或者外国的艺术史家，书里讲得头头是道，但一翻书看图片，作品是假的，对着伪作讲得头头是道。
　　Art289：9个字的《功甫帖》难倒了一个时代，我们怎么面对这种困境？
　　傅申：这个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只有少数人肯下死工夫，把历代字画真迹看得越多，研究文章看得越多，自己的思想越有逻辑性，才能锻炼自己。
　　Art289：对您来说，鉴定也是一道难题？
　　傅申：是。我从小练字画画，还有一些功底。我讲一个从来没有人讲过的观点——中国的书法临帖就是素描。把一个字临得很像，表示你轮廓抓得很准确，而且每一个笔画模仿得很像，这就是素描。所以中国为什么有文人画家，外国没有。所谓文人，就是拿毛笔写字写得多的人，习惯毛笔了，各种笔法都会了，画梅花、兰花、竹子都很容易，所以临帖就是素描。
　　Art289：涉及到经济利益，鉴定就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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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这个没有办法，造假就是因为有经济利益，造假者不会做一个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去卖。时间越早的，假画的比例越高，只有清代宫廷画家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真的。

　　有人形容，《功甫帖》真伪之争中，卷入事件的当事人之众、波及领域之广、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之深，可能都算得上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上之最。图为《功甫帖》高清背光照片。
　　“常识都没有，还跟我辩？”——《砥柱铭》真伪之辩
　　Art289：关于《砥柱铭》，您从年轻时的质疑到后来肯定其为黄庭坚原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您如何看待这种学术定论的改变？
　　傅申：《砥柱铭》是为了解决30年前的疑问，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总觉得《砥柱铭》有可疑之处，所以没有下定论。后来《砥柱铭》从日本卖到台湾，收藏家请我去看，我还是不能决定，他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复制品，所以我有机会从头到尾把每个印章、题跋都仔细看，逐字研究，最终才下了定论，解决了我自己的疑问。后来他们用我《从存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这篇文章去做拍卖的稿件，有人批评我是替拍卖公司写文章，其实完全不是。
　　有人讲我以前在文章里清楚地写着我怀疑《砥柱铭》的真伪。为什么我以前怀疑？书画鉴赏有用眼睛鉴定的，有用文字资料记录去考证的，考据与目鉴要同时并进。文字都很笼统，同样一段文字，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用文字鉴定很难，现在有了图片，但“婚纱照”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多看原作，要找到书画家的基准作品，然后排好年份，看他在各个年龄的风格。同是那一年还有不同的风格，他有时候学这个人有时候学那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甚至同一天写的，字体有学颜真卿，有学王羲之，还有学赵孟頫的，写出来都不大一样。
　　Art289：《砥柱铭》的研究结果发布后，还是有很多质疑，有专业的，也有外行的，有人认为您是因为《砥柱铭》拍得4.225亿元的高价，才改变原来的观点，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傅申：我总要回答他们。有人说一定是假的，这是日本的国宝，博物馆怎么会卖出来？他不知道那是私人博物馆，首先这就不懂。
　　有人从《砥柱铭》里挑出几个“错字”。黄庭坚怎么会写错字呢？礼貌的礼，应该是“礻”而不是“衤”，这是错字。在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同一个碑里面“祢”出现4次，一次是标准的一点，一次是两点，还有两次也不是“礻”，也不是“衤”，是“禾”，没人会怀疑，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是3个人写的。古人有某种原因写成这样子。黄庭坚曾经学过柳公权，所以同一个字可以写成各种不同的字。
　　还有一个“毕（畢）”字，底下楷书是长横下面再短横，但是《砥柱铭》只有一长横，这是“错字”，黄庭坚不会写这样的错字。提出这样问题的，连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都不知道，“群贤毕集”，那个毕就是一横，你说王羲之也写错字了吗？从王羲之以后，不管是米芾、苏东坡写毕字都是一横，这个家伙常识都没有，还跟我辩论。还有人振振有辞，说你眼睛不行了……所以说鉴定家要做好准备，不管来什么问题，鉴定就是越辩越明。其实我很感谢他们，我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