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女子嫁三次，为三家各生一个名人，两个儿子与苏轼有恩怨情仇

紫蝶

北宋女子嫁三次，为三家各生一个名人，两个儿子与苏轼有恩怨情仇                                                                                2025-07-18 14:54                                        发布于：山东省
   
                                    

前言

北宋中期，京师有一位叫仇氏的女人，一生结婚三次，三个丈夫，留下三个孩子。一个出家当了禅师，和苏轼是知己；一个做了朝廷官员，在乌台诗案里告了苏轼；还有一个是红尘女子，汴梁花魁。母亲身份鲜有人知，但这三个孩子，历史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母亲仇氏，三段婚姻，一个都不简单

宋朝女人改嫁，不新鲜。但像仇氏这样，改嫁三次、三家三子、每一个孩子都出名的，找不到第二人。

仇氏的第一段婚姻，是嫁给了林家。对方是书香人家，生活不差，林家男子也读书有道，后被认为是佛印禅师的生父。婚后仇氏生了个男孩，取名林了元。

有说法称林家后来出了状况。不是经济，是风评。有传言说仇氏不守妇道，林家面子挂不住，把她和儿子一起赶了出去。这一段没写在正式文献里，但《宋人轶事汇编》《佛印传》中都提到过“佛印幼年随母流徙”，结合来看，应是事实。

母子被逐后，仇氏没有回娘家，而是带着孩子另投人门。第二次嫁的是李问，职务是国子监博士，文化人，家底好，住扬州广陵。

仇氏又生下一子，取名李定。仇氏此时已是第二任妾，不掌家。李问死后，李家主母排斥仇氏，还是老戏码，仇氏被再次逐出。佛印去了庙里，李定被李家留养，仇氏又一次独自离开。

这一次她改嫁郜姓人家，生下一女。取名郜六，长大后改名“蔡奴”。这个蔡奴不是普通女孩，是后来京城教坊司第一花魁，“一顾千金”，连宫里都听过她的名。

一个女人，三段婚姻，三子各归三姓。一个去了庙门，一个入仕途，一个进教坊。母亲的名字几乎没留下记录，但她的三个孩子，都在北宋留下了足印。

长子佛印出家，成了苏轼一生的“佛友”

仇氏的第一个儿子林了元，后来改名佛印，是北宋最有名的禅僧之一。不是闭门修行那种，而是交朋友、写文章、画画、辩禅理，样样来。

出家的地点有说法，有人说是镇江金山寺，有人说是扬州大明寺，但早年经历都没太写。连《宋史》都只是说他“幼负异才，母仇氏独抚”。能确认的是，他从小没有父亲陪伴，是跟着母亲到处漂泊的孩子。

成年后，他成为金山寺主持，禅宗南宗名僧，讲经说法，开坛传律。名字传遍江南后，一次机缘巧合，他认识了苏轼。

苏轼贬黄州，佛印刚好也在江淮一带讲法。两人都是读书人出身，对诗文都懂。一个讲禅，一个写诗，互相欣赏。苏轼常称佛印为“挚交”“良侣”，在诗里写过不少段子。

佛印喜欢喝茶，苏轼就给他写茶诗；佛印讲禅机，苏轼就把话转成诗。比如《戏答佛印偈》里写：“问佛何名偈？答言偈是诗。”佛印回答：“以心传心。”

有趣的是，两人关系虽然亲密，也会互损互打趣。一次佛印说苏轼“像佛”，苏轼回说：“你才像一坨屎。”佛印听了笑，反击道：“佛眼中，看谁都是佛；屎眼中，看谁都是屎。”

苏轼笑着不说话，两人笑声满庙。后来这一段成为“禅机公案”，被许多书收录。

苏轼不只是朋友，还在多个场合公开称赞佛印的学问、人格、胆识。他说佛印“世间罕有，禅外有文，文外有胆”。在苏轼的人际关系网中，佛印是极少数从未有嫌隙、一直并肩同行的知交。

这段关系也反映了仇氏这位母亲的“教子功力”。即使身份复杂、命运坎坷，她仍能将长子引向一条不沾俗尘、又不脱凡俗的活法。

李定掌权，乌台告状，把苏轼送进了牢里

仇氏的第二个儿子叫李定，和佛印不一样，他没出家，也不文艺，而是选择了做官。

李定成年后入仕，进入王安石主导的新法派，是变法坚定支持者。他脑子清楚，文才不错，上升很快，被调入中枢，做过开封府推官、御史中丞这些岗位。

他的仕途，恰好碰上苏轼的“乌台诗案”。

那是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搞变法，推行新政，搞青苗法、免役法、保甲制。苏轼属于旧党，公开反对这些改革。写诗讽刺，写奏章驳斥，说新政“扰民”、“伤本”。

朝堂上不便动他，那就从诗文下手。

李定，就是那批盯着苏轼文章找“把柄”的御史之一。他对苏轼早有成见，两人私交差、政见对立，是公开的旧怨。

公元1079年，苏轼被指控在诗中含有“讥讽朝政、诽谤皇上”之意。举报人名单里就有李定。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捕下狱。狱中关了四个月，差点死在狱里。

李定没手软。他多次上书建议“不宜赦免”，认定苏轼“非死不足平文臣之诬上”，态度坚决。

当时政坛一分为二，一边是新党，一边是旧党。李定站在前者最前排，铁杆王党。苏轼贬黄州之后，很多文人骂“御史毒辣”，其中李定名字反复出现。

有人说，李定是小人。也有人说，他只是信念坚定，办事不留情。

史书没明写他是否知道母亲生的另一个儿子，就是苏轼的朋友佛印。如果知道，那这段亲情，就更显复杂。

苏轼出狱后，没有公开指名道姓骂李定。他写诗提过“黄台瓜”，说“瓜熟蒂落，终须一败”，意思是指控者不会一直得意。有人猜，他说的就是李定。

而在政治场上，李定没有败。至少在那一轮斗争里，他赢了。

蔡奴成了花魁，仇氏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里

仇氏三嫁之后生的女儿，史书里称“郜六”，艺名蔡奴。

她不是寻常教坊女子，而是北宋教坊司的头牌，名字写进了多种记载。

据《梦粱录》记载，蔡奴美貌出众，琴棋书画皆通，擅唱《菩萨蛮》《玉楼春》。她出现在汴京街巷时，车马挤满街头，达官贵人争相包场，连画师张择端都画过她的画像。

有说她是“艺压红楼”的一代佳人，也有说她曾陪宴王安石，也有人猜她与某位皇子有私情。

这些传闻真假难辨，但她身份尊贵已不成问题。能从仇氏这样的出身里爬到教坊之巅，本身就是传奇。

关键是——仇氏又出现了。

《东京梦华录》中记有一笔：“蔡奴宴会时，有老妇随行，尊若母仪。”学者普遍认为这就是仇氏。到了晚年，她不再隐姓埋名，而是以“蔡奴之母”身份重返人群。

坐在教坊最高座，看着达官贵人向自己女儿敬酒，那一刻，她也许是得意的。

她的三个孩子，一个是和尚，一个是朝廷中枢官员，一个是教坊花魁。一个和苏轼是朋友，一个是政敌，一个在皇城做最红的女子。

这三个孩子各归不同轨道，却都是“正史边缘人”。没有一人完全属于主流，又没有一个人被遗忘。

仇氏的命运，是宋代女性能走到的极限。

她没留下文字，也没人替她立传，但三个孩子替她留下了三个活的记号。

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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