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下乡插队，被安排住在一个寡妇家中，做了两年的临时夫妻

如云

1973年我下乡插队，被安排住在一个寡妇家中，做了两年的临时夫妻                                                               2025-11-04 18:33                                        

发布于：河南省
   
                                    

1973年，我踏上北去的列车，成为一名下乡知青。命运将我带到了那个偏远的村庄，安排我住进了一个寡妇的家中。

谁曾想，这段看似平凡的借住，却让两个孤独的灵魂在特殊年代里相互依偎，最终成了彼此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记。

那段被称为“临时夫妻”的关系，如同一株在石缝中生长的野草，顽强而隐秘地存活了两年时光。

声明资料：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第一章 陌生的家园

卡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扬起漫天灰尘，我望着窗外单调的农田景象，心里空落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这样被抛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李卫东，到了！”司机粗哑的嗓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拎起简单的行李跳下车，眼前是一片黄土地和几排低矮的土坯房。村支书是个矮壮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手指粗短，一看就是常年劳作的人。

“欢迎来我们红旗大队！”他握手的力道很大，“给你安排好了，住周桂兰家。她家就一个人，有空房间。”

我跟在他身后，踩着坑洼不平的土路。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好奇地跟在我们后面，窃窃私语。

“周桂兰男人去年修水库没了，是个烈属。你住那儿，也能帮着干点重活。”支书边走边说，不时有村民向他打招呼。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忐忑。住在一个寡妇家里，总觉得不太合适，但这是安排，不能拒绝。

周桂兰家住在村子最西头，比其他房子更加破旧一些。土墙上有几道明显的裂缝，木门虚掩着，门口扫得很干净。

“桂兰！”支书喊了一声，“知青来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她约莫二十七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褂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脸上有些疲惫，但眼睛很亮。

“这是李卫东，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以后就住你这儿了。”支书介绍道。

周桂兰点点头，目光在我身上快速扫过，又低下了头。“屋子简单，别嫌弃。”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当地口音。

“不会不会，给您添麻烦了。”我连忙说。

支书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留下我和周桂兰站在院子里。气氛有些尴尬，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东屋空着，我带你去。”她终于开口，转身引路。

房子很小，一共就三间屋。我的房间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旧桌子，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但收拾得很整洁。

“队里给你被褥了吗？”她问。

“发了。”我拍拍行李。

她点点头，双手绞在一起，显得有些不自在。“灶房在外面，吃饭...你自己做也行，跟我一起吃也行。”

我看得出她的犹豫。那个年代，一个寡妇和陌生男人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会有人说闲话。

“我自己做就行，不麻烦您了。”我说。

她似乎松了口气，但马上又说：“粮食都是一起领的，分开做浪费柴火。还是一起吃吧。”

我没再推辞，只是点点头。初来乍到，我不想显得太难相处。

傍晚时分，周桂兰在灶房做饭，我整理好自己的东西，站在院子里打量这个新环境。村子被夕阳染成金黄色，远处传来牛叫声和母亲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

“吃饭了。”周桂兰端着一盆粥和一小碟咸菜走出来。

晚饭很简单，玉米粥和咸菜，还有两个窝头。我们相对无言地吃着，气氛再次陷入尴尬。

“你从哪里来？”她终于打破沉默。

“北京。”

她眼睛亮了一下，“大城市啊。怎么到我们这穷地方来了？”

我苦笑一下，“响应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她点点头，没再问下去。吃完饭，我主动帮忙洗碗，她推辞了一下，但还是让我帮了。

夜幕降临，村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昏黄的光。我早早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望着报纸糊的天花板，思念着远方的家和亲人。

这就是我插队生活的开始，平淡而陌生。那时的我绝不会想到，这个简陋的土坯房和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会成为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章 日常与隔阂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院子里动静吵醒了。透过窗户纸的破洞，我看见周桂兰已经在灶台前忙碌。

我赶紧穿衣起床，“需要我帮忙吗？”

她似乎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不用，马上就好了。你去洗把脸，一会该上工了。”

水缸里的水只剩一半，我提起水桶，“我去打水。”

“不用...”她还没说完，我已经提着桶走向村口的水井。

井边已经有几个村民在打水，看见我都很惊讶。“知青同志，怎么你来打水？桂兰呢？”一个中年妇女问道。

“她做饭呢，我没事就来了。”我回答。

几个人交换了眼神，没再说什么，但那种审视的目光让我很不自在。打完水回去，周桂兰站在门口，表情复杂。

“以后我自己打水就行。”她接过水桶时说。

“重活我应该帮忙的。”我说。

她没接话，只是转身盛饭。早饭依然是玉米粥，但今天多了一个鸡蛋。“给你，干活累。”她把鸡蛋推到我面前。

“我们一起分吧。”我说。

她摇摇头，“你吃，我不爱吃鸡蛋。”

我知道她在撒谎，那个年代鸡蛋是稀罕物，谁不爱吃？但我没再推辞，怕伤了她的自尊。

上工钟声响起，我跟着其他社员走向田地。今天的任务是除草，看似简单，实则腰酸背痛。老农教我们如何分辨庄稼和杂草，我学得很快，但身体远不如当地农民耐劳。

中午回来，周桂兰已经做好了饭。依然是简单的食物，但量比昨天多了些。我发现她自己的碗里只有很少一点。

“你吃得太少了。”我说。

“我不饿，早上吃多了。”她回答，但我知道这不是真话。

下午继续上工，日落才收工。回到住处，我累得几乎直不起腰。周桂兰递来一盆热水，“泡泡脚，解乏。”

我心里一暖，“谢谢。”

“你们城里人没干过这么重的活，慢慢就习惯了。”她说完就去做饭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学会了各种农活，皮肤晒黑了，手上起了茧子。和周桂兰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尴尬，我们会简单交谈，但始终保持距离。

一天晚上，我被雷声惊醒，暴雨倾盆而下。突然想起院子里还晒着一些粮食，赶紧起床去收。

刚到院子，看见周桂兰已经在雨中忙碌。我赶忙帮她一起把粮食收进屋子，两人都被淋透了。

“谢谢。”她喘着气说，雨水从她发梢滴落。在闪电的亮光中，我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脸。她其实很好看，尤其是那双眼睛，大而明亮。

“你去换衣服吧，别着凉了。”我说，突然意识到我们都穿着单薄的睡衣。

她脸一红，急忙回了自己房间。我也赶紧换下湿衣服，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第二天，周桂兰发烧了。我向队里请了假，留下来照顾她。

“不用，小病，躺躺就好。”她坚持说，但额头烫得厉害。

我去卫生所拿了药，回来熬了粥，一勺勺喂她吃。她起初很抗拒，但实在没力气，只好由着我照顾。

“你人真好。”她吃完药后轻声说。

“你收留我住这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开始我不愿意，怕人说闲话。”

“理解，寡妇门前是非多。”

她惊讶地看我一眼，“你知道这句话？”

“听村里人说过。”我老实承认。确实，我已经隐约听到一些关于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闲言碎语。

她叹了口气，“人言可畏啊。”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我知道了她丈夫叫张建军，修水库时遇上塌方牺牲的，留下她一个人。他们没有孩子，公婆早已过世，她只能独自生活。

“队里照顾，让我干轻活，工分也不少记。”她说，“但一个人，总是难。”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突然感到一阵心疼。在这个偏远的村庄，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生活该有多艰难？

这次生病成了我们关系的转折点。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的隔阂少了，多了份相互关照的理解。我会主动承担重活，她会帮我补衣服、留热饭。晚上有时还会在油灯下聊聊天，她教我当地方言，我给她讲城市里的新鲜事。

但这种和谐很快被打破了。一天收工回来，我发现周桂兰眼睛红肿，明显哭过。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不肯说。直到晚饭后，她才低声告诉我：“支书今天找我谈话了。”

我心里一沉，“说什么了？”

“说有人反映，我们同住一个院子，影响不好。”她声音哽咽，“建议你搬到集体宿舍去。”

我愣住了。知青点集体宿舍条件很差，十几个人挤一个炕，但我不是担心这个。

“那你一个人怎么办？”我问，“水谁挑？柴谁劈？”

她摇摇头，眼泪又掉下来，“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方面理解村里的顾虑，另一方面又不忍心丢下周桂兰一个人。她明显也睡不着，我听见她在房间里轻轻走动的声音。

第二天，我去找了支书。“支书，周桂兰家的情况您知道，她一个人生活很困难。我是知青，帮她是应该的。我们清清白白，不怕人说闲话。”

支书皱着眉头抽烟，“小李啊，不是我不通情达理，但人言可畏。你们非亲非故，长期住一起确实不合适。”

“那如果...”我犹豫了一下，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们是亲戚呢？比如表姐弟？”

支书瞪大眼睛，“什么？”

我赶紧解释：“我意思是，就说我们远房亲戚关系，这样我住那里帮忙就名正言顺了。”

支书沉吟良久，最后说：“这倒是个办法。但你们长得不像啊。”

“远房亲戚，本来就不一定像。”我说。

支书最终同意了，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成了“远房表姐弟”。这个身份虽然勉强，但至少堵住了一些人的嘴。

那天晚上，我告诉周桂兰这个安排，她先是惊讶，然后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很好看。

“那就委屈你当我表弟了。”她说。

“不委屈，桂兰姐。”我也笑了。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在外人面前，我们以表姐弟相称；在家里，我们像真正的家人一样相互扶持。我帮她干重活，她教我生活技能，晚上一起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多。

有时我会给她讲城市里的电影和书籍，她会听得入迷；她会给我讲当地的传说和习俗，让我更好地融入这里的生活。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油灯下的两个影子靠得越来越近。

但我能感觉到，某种超出亲情的东西正在悄悄滋生。我会不经意间注意到她低头时的脖颈曲线，她会在我靠近时突然脸红。我们都在克制这种情感，知道它危险而不合时宜。

一次我的手被镰刀割伤，她小心翼翼地帮我包扎，手指轻触我的掌心，两人都像触电般缩回。那一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张力。

“谢谢。”我哑声说。

“小心点。”她低声回应，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们知道边界在哪里，却又不自觉地向它靠近。那种克制与吸引的矛盾，成了我们之间无声的博弈。

第三章 洪夜

夏收季节到了，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收工，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周桂兰虽然干的是较轻的活，但一天下来也累得够呛。我看在眼里，尽量多分担家务，让她多休息。

一天傍晚，天空乌云密布，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要下大雨了。”周桂兰望着天空忧心忡忡地说，“麦场上的粮食还没收完。”

果然，没多久狂风大作，雷声隆隆。大队紧急召集所有人去抢收粮食，我们冒着大风奔向麦场。

豆大的雨点开始砸下来，很快变成倾盆大雨。大家拼命地把粮食装袋搬运，但雨太大，还是有一部分被淋湿了。

回到家里，两人都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周桂兰冷得直哆嗦，我赶紧生火让她取暖。

“你先换衣服，我煮点姜汤。”我说。

她点点头，回房间换衣服。我很快煮好姜汤，却不见她出来。敲敲门，没有回应。推开门，发现她躺在床上，脸色潮红，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桂兰？桂兰？”我轻轻推她。

她微微睁开眼睛，声音虚弱：“冷...好冷...”

我赶紧给她加被子，但她仍然冷得发抖。姜汤煮好了，我扶起她，一勺勺喂她喝下。她靠在我怀里，身体滚烫却不停发抖，显然是高烧了。

“我去请医生。”我说。

“别...”她抓住我的衣袖，“雨太大，危险...”

的确，外面的暴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还伴随着电闪雷鸣。这种情况下出门很不安全。

我只好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她额头上物理降温。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嘴里喃喃说着胡话。

“建军...别走...”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误以为是她的亡夫。

我的心揪了一下，轻声说：“我不走，我在这儿。”

她似乎安心了些，但仍然紧抓着我的手不放。我就这样坐在床边，一遍遍更换她额上的毛巾，祈祷高烧赶快退去。

夜深了，雨小了些，但她的烧还没完全退。我疲惫不堪，不知不觉趴在床边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轻轻抚摸我的头发。惊醒过来，看见周桂兰正看着我，眼神已经清明许多。

“你好些了吗？”我急忙问。

她点点头，“多谢你照顾我。”然后才发现还抓着我的手，急忙松开，脸红了。

我也有点尴尬，起身活动一下发麻的四肢。“饿了吗？我给你弄点吃的。”

我热了粥，端来给她。她勉强坐起来，小口吃着。外面的雨已经完全停了，月光从云缝中洒下来。

“今晚多亏你了。”她轻声说。

“应该的。”我说，“你没事就好。”

吃完粥，她精神好了很多。我正要回自己房间，她突然说：“能再陪我一会吗？有点怕。”

我明白她是因为生病而脆弱，便点点头，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投下银白的光斑。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有些微妙。

“卫东，”她突然问，“你在城里有对象吗？”

我摇摇头，“没有。那时候整天搞运动，没心思想这些。”

“哦。”她轻轻应了一声。

又一阵沉默后，我问：“你呢？和建军哥是怎么认识的？”

她微微一笑，眼神变得遥远，“从小认识的，一个村长大的。他比我大两岁，总是护着我。后来自然就在一起了。”

“他很幸运。”我轻声说。

她看向我，“为什么这么说？”

“能有你这样的妻子。”我说出口才觉得这话不太合适。

她低下头，没说话。空气中再次弥漫着那种熟悉的张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我起身准备离开，她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别走。”

我转身，看见她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有渴望，有恐惧，也有孤注一掷的勇气。

“桂兰，我们...”我话未说完，她就打断了。

“我知道不对，知道会被人说闲话。”她声音颤抖，“但我太孤独了，卫东。每天晚上回到这个空荡荡的房子，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心痛起来。我何尝不是呢？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每个夜晚也都是漫长而孤独的。

我坐下，轻轻握住她的手。“我明白。”

我们的目光在月光中交汇，那一刻所有的克制和理智都土崩瓦解。我俯身吻她，她回应着我的吻，生涩而热烈。

那个暴雨过后的夜晚，我们跨越了最后一道界限。我知道这很危险，知道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但在那个时刻，两个孤独的灵魂迫切需要彼此的温暖，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表面上仍然是表姐弟，私下里却成了最亲密的伴侣。这种秘密的关系既甜蜜又煎熬，我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注意言行，生怕被人看出端倪。

周桂兰变得容光焕发，脸上常有笑意。我也会在收工时迫不及待地回家，只为早点见到她。我们创造了一套只有彼此懂的暗号和小动作，在众人眼皮底下悄悄传递爱意。

但这种幸福是建立在悬崖边缘的，我们知道随时可能跌落。每次有村民来串门，我们都会紧张不已；每次在公共场合，都必须刻意保持距离。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她突然说：“卫东，要是有一天你必须回城，怎么办？”

我握住她的手，“那我就申请带你一起走。”

“不可能的。”她苦笑，“城市户口那么难弄，何况我还是个农村寡妇。”

我无言以对，知道她说的是事实。知青总有一天会回城，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别想那么远，”我最终说，“珍惜现在就好。”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嗯，不想那么远。”

但我们都知道，远方的阴影正在一步步逼近。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共识。在那些有限的时光里，我们把一天当作一年来相爱，仿佛这样可以弥补未来必将到来的分别。

第四章 暗流涌动

好景不长。秋收时节，村里来了个新知青，叫王建国，被安排住进了离我们不远的知青点。这人眼睛尖，心思细，很快就注意到了我和周桂兰之间的不寻常。

一天收工后，他凑过来小声问：“卫东，听说你住那个寡妇家？怎么样，晚上有额外‘福利’吧？”

我顿时变了脸色，“胡说八道什么？她是我远房表姐。”

王建国嘿嘿一笑，“表姐？得了吧，我听说你俩根本没关系。你小子可以啊，找个寡妇解决需求，省得憋着。”

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再乱说，小心我揍你！”

他举起手做投降状，“开个玩笑嘛，这么紧张干嘛？莫非被我说中了？”

我松开他，强压怒火，“这种话不能乱说，会害死人的。”

他耸耸肩走了，但那种意味深长的笑容让我不安。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果然，没过几天，村里就开始有风言风语。有人说看见我和周桂兰晚上一起散步，靠得很近；有人说我们根本不是表亲，是编的借口；甚至有人暗示周桂兰丈夫死后耐不住寂寞，勾引知青。

这些谣言自然也传到了周桂兰耳中。她变得焦虑不安，每次出门都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一天晚上，她终于崩溃大哭。

“怎么办，卫东？要是被坐实了，我们都会完蛋的。”她抽泣着说。

我抱住她，努力让自己镇定，“别怕，他们没有证据。我们以后更加小心就是了。”

从那天起，我们在外人面前更加刻意地保持距离。不再一同出门，不再同时收工回家，甚至在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交谈。但这种刻意的疏远反而更加引人怀疑。

支书也再次找我谈话。“小李啊，最近有些传闻，你知道吧？”他皱着眉头说。

我点点头，“都是胡说八道，支书。我和桂兰姐就是亲戚关系，我帮她干点活而已。”

“我知道你是个好青年，”支书叹口气，“但人言可畏啊。要不你还是搬出来吧，省得麻烦。”

我急了，“支书，桂兰姐一个人真的很难。挑水劈柴这些重活，她根本干不了。就因为一些没根据的谣言，就让她自生自灭吗？”

支书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由着谣言传吧？”

“清者自清，”我说，“时间长了，大家看到我们堂堂正正，自然就不传了。”

支书最终被我说服了，但要求我们“注意影响”。我满口答应，心里却七上八下。

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周桂兰的月经迟迟不来，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压力太大导致紊乱，但当她又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可能性：她可能怀孕了。

“不可能，”她脸色苍白地说，“建军走后我一直很小心，从没出过事。”

我心中一震，“你的意思是...”

“我不是说你有问题，”她急忙解释，“只是...这太突然了。”

我们偷偷去找了村里的老接生婆，她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有两个月了吧？”她直接问。

周桂兰差点晕过去。我扶住她，问接生婆：“能确定吗？”

“八九不离十，”接生婆压低声音，“你们俩胆子也太大了！这要是传出去，可是要游街批斗的！”

我感到一阵眩晕。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回去的路上，我们一言不发，绝望笼罩着彼此。那个时候，未婚先孕是极大的丑闻，更何况是寡妇和知青的私情。一旦被发现，不仅我会被严厉处分，周桂兰更可能面临可怕的后果。

那天晚上，我们相对无言，只有煤油灯噼啪作响。 finally，周桂兰开口：“你得走。”

我抬头，“什么？”

“你得回城去，或者调到别的村子。”她语气坚定起来，“我不能连累你。”

“不可能！”我断然拒绝，“我走了你怎么办？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这是我的命，”她泪流满面，“但你不一样，你是知青，有前途，不能毁在这里。”

我抱住她，“别傻了。这事我有责任，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我们一起想办法。”

经过漫长讨论，我们决定先保密，同时寻找解决办法。接生婆那里我们塞了点钱封口，她答应暂时不说出去。

但纸包不住火。周桂兰的肚子会一天天大起来，迟早瞒不住。我们必须在被发现前想出对策。

我想到一个冒险的计划：假称周桂兰的丈夫牺牲时就已经怀孕，只是当时没发现。这个说法很牵强，但或许是唯一的出路。

“时间对不上，”周桂兰摇头，“建军走都快两年了，说孩子是他的没人会信。”

“那就说是早产，”我说，“总比承认真相好。”

她沉默良久，最终点点头，“只能这样了。”

然而，就在我们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王建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几次故意接近周桂兰，眼神在她肚子上打转。

一天，他直接拦住我，“卫东，你那个‘表姐’是不是胖了？尤其是肚子那里？”

我心里一惊，表面却不动声色，“她最近胃口好，怎么了？”

他意味深长地笑笑，“没什么，就是觉得...有点像我家嫂子怀孕时的样子。”

我一把将他推到墙上，“我警告你，王建国，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他挣脱开，整理着衣服，“急什么？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过你要是需要帮忙...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悄悄处理掉。”

我愣住了。他看出我的震惊，得意地笑了：“看来我猜对了。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个小条件。”

“什么条件？”我警惕地问。

“知青点太挤了，我也想找个清净地方住。听说桂兰姐家还有间空房？”他挑眉。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企图。他想搬进来，近距离掌握我们的秘密，以后好随时要挟。

“不可能，”我断然拒绝，“你死了这条心吧。”

他脸色沉下来，“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明天我就去报告支书，说你们乱搞男女关系，还怀了野种。”

我怒火中烧，几乎要动手打他，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一旦动手，就等于承认了他的指控。

“随你便，”我强作镇定，“反正都是没证据的胡说八道。”

说完我转身就走，背后传来他的声音：“等着瞧吧，李卫东！看支书信不信我的话！”

我知道麻烦大了。王建国这种人，得不到好处就一定会捣乱。他很可能真的会去告发我们。

那天晚上，我和周桂兰彻夜未眠，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先发制人，主动找支书说明“情况”——就用我们编造的那个故事：周桂兰怀的是遗腹子，之前没发现，现在显怀了才注意到。

这是个漏洞百出的故事，但或许能争取一点时间。我们祈祷支书会出于对烈属的同情而相信这个说法。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准备去找支书，却听见院子里一阵喧哗。透过窗户，我们看到支书和王建国正朝这边走来，后面还跟着几个村民。

王建国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显然已经说了什么。支书的表情严肃得可怕。

周桂兰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完了，”她 whisper，“他们知道了。”

我看着越来越近的人群，大脑飞速运转，却想不出任何应对之策。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

“开门！桂兰！李卫东！”支书敲着门，声音沉重。

我深吸一口气，拍了拍周桂兰的手。“无论如何，”我轻声说，“我不会否认我们的感情。”

然后，我走向门口，准备面对注定到来的风暴。

第五章 风暴来临

门开了，支书铁青的脸映入眼帘。他身后，王建国得意洋洋，几个村民好奇地探头张望。

“支书，有事吗？”我努力保持镇定。

支书直接走进屋，目光锐利地扫视一周，最后落在周桂兰苍白的脸上。“桂兰，有人说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周桂兰浑身一颤，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我上前一步，“支书，这事...”

“我没问你！”支书严厉地打断我，继续盯着周桂兰，“你自己说，是不是真的？”

周桂兰低下头，声音几乎听不见：“是...”

人群中响起一阵嗡嗡声。支书脸色更加难看了，“孩子是谁的？”

王建国迫不及待地插嘴：“当然是李卫东的！他们整天厮混在一起，当我不知道吗？”

“你闭嘴！”支书呵斥他，继续问周桂兰：“你说，孩子是谁的？”

周桂兰抬起头，眼中含泪，“是...是建军的遗腹子。他走的时候我就怀上了，只是最近才...”

王建国哈哈大笑：“编！继续编！张建军死都快两年了，你说孩子是他的？当大家都是傻子吗？”

支书的表情说明他同样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转向我：“李卫东，你来说实话。孩子是不是你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知道，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否认，也许能暂时保全自己，但周桂兰将独自承担所有后果；承认，我们两人都会受到严厉惩罚。

我深吸一口气，“支书，我...”

“不是他的！”周桂兰突然尖叫起来，“孩子不是卫东的！是我不知廉耻，勾引了别人，但绝对不是卫东！”

我震惊地看着她。她在撒谎，为了保护我，宁愿毁掉自己的名誉。

“哦？那是谁的？”王建国逼问，“你说出个名字来啊！”

周桂兰语塞，显然没准备好编造另一个名字。

我不能再沉默了。“孩子是我的。”我清晰地说。

人群中爆发出更大的议论声。周桂兰绝望地看着我，摇头示意我不要承认。

支书闭上眼睛，长长叹了口气：“李卫东，周桂兰，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知青和寡妇私通，还怀了孩子，这是道德败坏，是给知青形象抹黑，给红旗大队抹黑！”

王建国添油加醋：“应该开批斗会！让他们游街示众！”

“你少说两句！”支书呵斥他，然后对我们说：“你们两个，从现在起不准出门，等待组织处理。我会向公社汇报这件事。”

他让其他人散去，只留下一个民兵在门口看守。门被从外面带上，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周桂瘫坐在椅子上，无声地流泪：“你为什么承认？本来你可以否认的...”

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因为我爱你，桂兰。我不能让你独自承担这一切。”

她哭得更厉害了：“但我们完了，卫东。他们会批斗我们，游街...孩子怎么办？”

我心中一片冰凉。我知道她说得对，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丑闻足以毁掉两个人。但我还是强打精神安慰她：“总会有办法的。或许...或许我们可以离开这里。”

“逃到哪里去？”她绝望地问，“没有介绍信，我们寸步难行。被抓回来后果更严重。”

我无言以对。她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这个体制的严苛。我们似乎真的走投无路了。

一整天，我们被关在屋里，等待发落。傍晚，支书回来了，脸色比早上更加凝重。

“公社领导很重视这件事，”他说，“明天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对你们的处理。我已经尽力为你们说话了，但...情况不乐观。”

周桂兰颤抖着问：“会怎么样？”

支书犹豫了一下：“很可能要开批斗会，然后...李卫东可能被送去劳教，桂兰你...我也说不准。”

劳教！我如遭雷击。听说过去劳教的人，很多都没能活着回来。

“孩子是无辜的，”周桂兰哀求，“支书，求求你，至少让孩子活下来...”

支书面露不忍：“我尽量。但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晚，我们相拥而眠，却都无法入睡。黑暗中，周桂兰轻声说：“卫东，无论如何，我不后悔爱上你。”

“我也不后悔，”我紧紧抱着她，“只是对不起，让你陷入这种境地。”

她捂住我的嘴：“别这么说。这两年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以前建军在时也好，但那种感觉不一样。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是被真正理解和珍惜。”

我吻了吻她的额头，“如果我们能渡过这一关，我一定娶你为妻。”

她苦笑了一下，“别说傻话了。明天之后，我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知道她说的很可能是事实。一旦被送去劳教，生死未卜；而她作为“道德败坏”的寡妇，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凌晨时分，周桂兰突然坐起来：“卫东，我有个主意。”

“什么？”

“我们就说是我勾引你的，你一时糊涂才...这样你的罪责会轻一些。”

我立即反对：“不行！怎么能让你承担全部责任？”

“听我说完，”她急切地说，“我是烈属，或许能看在建军份上从轻发落。而你不同，你是知青，发生这种事一辈子就毁了！”

我仍然摇头：“我不能这样做。”

“为了孩子，”她抓住我的手，放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如果你被送去劳教，孩子就真的没有父亲了。但如果你能留下，或许将来还能照顾他...”

我沉默了。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良心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

天快亮时，我们终于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承认双方都有责任，但强调是我主动的。这样既不会让她承担全部罪名，也不会让我处罚太重。

但这个计划在第二天的社员大会上根本没用。王建国带头鼓噪，要求严惩我们。其他村民虽然不像他那么激进，但也认为必须严肃处理以正风气。

“知青和寡妇乱搞，伤风败俗！”

“不开批斗会不足以警示他人！”

“必须严惩！”

呼声越来越高，支书和几个队干部交头接耳后，最终宣布：“经研究决定，明天开批斗会，之后将李卫东送交公社处置，周桂兰留在村里接受监督改造。”

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最害怕的结果还是来了。

散会后，我们被分别关押。我被带到知青点单独关在一间屋子，周桂兰则被软禁在家里，由妇女主任看守。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板床上，万念俱灰。一切似乎都结束了，我们的爱情，我们的未来，甚至我们的生命...

然而，就在午夜时分，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黑影闪进来，是妇女主任赵大姐。她是周桂兰的好友，平时对我们很照顾。

“快起来，”她低声说，“我放你走。”

我惊呆了：“什么？”

“桂兰求我帮你们。她说你必须今晚就走，否则明天就来不及了。”

我急忙起身：“那她呢？她怎么办？”

赵大姐眼神躲闪：“她说不要管她，你能逃就逃。这是她给你的。”她塞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些干粮和钱。

“她在哪里？我要见她！”我坚持。

赵大姐犹豫了一下，“她在后山小树林等你，但得快！天亮前必须离开这里。”

我跟着她悄悄溜出知青点，避开巡逻的民兵，直奔后山。月光下，周桂兰果然等在那里，身边还有一个简单的包袱。

“卫东！”她扑进我怀里，“你终于来了。”

“一起走，”我紧紧抱住她，“我不能丢下你。”

她摇头：“我走不快，会连累你的。而且我目标太大，很快会被发现。”

“那就一起被抓！”我激动地说，“大不了死在一起！”

她泪流满面：“别说傻话！你要活着，为了我们的孩子。”她抓住我的手，“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活下去。总有一天，时代会变的，那时候你再回来找孩子。”

我还想反对，但远处已经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手电光——他们发现我逃跑了。

“快走！”周桂兰推我，“沿着山路向北，能到一个车站。那里有火车经过，可以扒车离开。”

人声越来越近。周桂兰塞给我一封信：“这是我写给姨妈的信，你去找她，她会帮你躲一阵子。”她又吻了我一下，“永远爱你，卫东。现在快走！”

我知道不能再犹豫了。最后拥抱她一下，我转身冲进黑暗中。身后传来追赶声和周桂兰故意放大声音的呼喊：“他往那边跑了！快追！”

她在为我争取时间。我强忍回头看的冲动，拼命向北方奔跑，眼泪在风中飘散。

那一别，就是永远。

第六章 余生牵挂

我成功扒上一列北去的货车，开始了逃亡生涯。靠着周桂兰给的地址，我找到了她远在东北的姨妈。老人家虽然惊讶，但还是收留了我，把我藏在乡下。

几个月后，我辗转得知了周桂兰的消息：她被公开批斗，但因为是烈属，最终免于更严厉的处罚，被安排到另一个村子进行“改造”。我们的孩子平安出生，是个男孩，取名张小军，随她亡夫的姓。

我多想回去看看他们，但知道这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于是只能在东北隐姓埋名，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改革开放后，知青大返城，我的问题也不再那么严重。但当我终于回到那个村庄时，得知周桂兰已经因病去世两年了。我们的儿子被远房亲戚带走，不知去向。

我的人生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所有意义。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回到了北京，但灵魂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小村庄，留在了周桂兰身边。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结果。也许他过得很好，不愿被打扰；也许他已经不在人世。无论如何，他是我和周桂兰爱情的见证，是我余生最大的牵挂。

现在我也老了，常常坐在院子里，望着南方出神。那些遥远的记忆依然鲜活，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月光下的麦田，煤油灯下的侧影，暴雨夜的相拥...一切都历历在目。

我的一生爱过这么一次，就够了。虽然短暂，却抵得过别人一辈子的平淡。

周桂兰，我的桂兰姐。如果真有来生，希望我们能生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光明正大地相爱，相守到老。

而今，只有月光依旧，如那年夏天一样明亮。我抬起头，仿佛又看见她站在月光下，对我微笑。

那时她还年轻，我也还年轻。

我们的爱情，永远停留在了1975年的夏天。

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爱情，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取暖，却抵不过时代的洪流。

但我从不后悔爱上她，那段时光照亮了我的一生。

有些爱情，短暂如夏花，却绚烂永恒。

兰天

文明家庭敬老为先，
幸福之户以德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