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以新——《中秋帖》背后的凄美故事

凌云

《中秋帖》背后的凄美故事                                                                                
2025-12-26 19:49                                   
发布于：山西省
   
编者按

书法是真正的国粹，它是与中国文字息息相关的一门艺术，也是与中国人生活无法分解的民族文化符号。从理论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有成为书法家的潜质，但由于书写工具、社会形态、文化需求的变化和审美能力的落差，使书法在当下成为了少数拥有话语权的人的演艺舞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不知道荆关董巨，但应该知晓二王欧颜，知晓《兰亭序》《祭侄稿》，知晓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

傅以新教授60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先后为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专授山水画和书法二科，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不是仅会写字的所谓书法家，而是有众多论文发表，出版专著《颜真卿》《书法结体研究》《楷书基础技法》和竹简本书法集《易经》《孙子兵法》的专家。他认为，中国人应该了解自己的文化发展史，特别是书法这一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

傅先生认为，书法史是生动的，如果只是人物简介+师承关系+作品罗列+技法分析，就会是十分乏味的枯燥知识。他曾主持《今晚报》“小窗书话”和《团结报》“书史纵横谈”多年，力在宣扬传统文化，如今年过80，仍乐此不疲。他对重要书法作品和书法家的介绍，结合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个人经历进行分析，引人入胜，发人深省。5A画廊将陆续选发这些生动精采的文字，以飨网友。

王献之《中秋帖》

清乾隆十一年，内府收藏的三件书法被转到乾隆的书房养心殿西暖阁，乾隆兴奋地书匾“三希堂”。三件希世之宝分别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他的侄子王珣的《伯远帖》、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快雪时晴帖》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伯远帖》 和《中秋帖》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书画收藏，最早应为安阳殷墟的商代甲骨文，那是作为国家档案收藏的，当时尚无“艺术”的概念。长沙马王堆战国墓帛书帛画，始有收藏之意义。到了东汉，书画的艺术欣赏功能才得到社会认可，并在魏晋时达到高潮。作为文化的象征，晋代的士夫文人、达官贵胄，无不标榜书法，高手如云，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突出的代表。王羲之在唐朝被奉为书圣，王献之则与父配享“二王”之尊。中国书法绘画史中，父子并名者，除羲、献外，还有李思训和李昭道，唐太宗和唐高宗，欧阳询和欧阳通，米芾和米友仁，黄筌和黄居寀，马远和马麟，赵孟頫和赵雍，文征明和文彭、文嘉。但王献之对父亲的成就有多方面的突破，创造了许多典则，历代书家都“书宗二王”, 他的成就明显突出于其他的父子承传之上。

故宫的乾隆“三希堂”

对王献之有知遇之恩、后来当了晋朝的宰相的谢安，曾与王献之私下有一段对话：“你的字比起父亲来谁更好？”答：“当然是我”。 “别人并不这么看”。“他们哪里懂！”说此话时，王献之正少年气盛，可谓不知天高地厚。但是， 后来的发展却印证了出于无遮拦之口的这个结论。晋末至梁的一个半世纪中，王献之的影响已超过了其父。梁代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梁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更是评价说：“比世皆尚子敬（王献之）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

可惜，由于唐太宗独喜王羲之， 无形之中贬低了其子，致使王献之书法的传播大大的打了折扣。 虽然父子二人传世的书法作品都是摹品和刻帖，但是在数量上， 王献之远逊于王羲之，以至于令后人难窥其全豹。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第七子。年龄最小，在兄弟中却最有天资， 他师承父亲，勤奋刻苦，少富盛名。《晋史》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一次，王羲之见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由上方伸手去抽他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竟然未被抽掉。于是王羲之便夸赞道： “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晋史》所说的这个故事完全违背书法实践，误导了古今很多习书人。书法讲究笔力，形容书法家的功夫，常用力透纸背、万毫齐力、全身力到、笔力千钧这些词汇来形容。力，原是物理学的概念，但此力非彼力也，它是在手、指、腕协调运作下，笔法形态的力度感在观赏者心理上的投射。王羲之的初师卫夫人，在所著《笔阵图》中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就是这样的审美体验。

王献之《草书九帖》局部

王献之习书不局限于家学之体， 在父亲王羲之外，还攻习汉代草圣张芝风规，并广泛学习魏晋前辈诸名家，穷通各体，“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王羲之的字追求含蓄，绝无长枪大戟的形态，用的是“内撅”笔法。而献之的字则神采外露，较多地运用“外拓”笔法。康有为说：“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外拓者，开张、展放之谓也。唐张怀瑾在《初唐书论》中说， 少年王献之曾劝他父亲舍旧法(“大人宜改法”)，走“宏逸”一路。但王羲之只是笑了笑，可能认为他是小儿乳口。

王献之的楷书在父亲王羲之楷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超逸和劲美， 《洛神赋十三行》是其小楷代表作。其字中的撇捺等笔画往往伸展得很长，笔力遒劲，毫无轻浮软弱之态。字体匀称和谐，而各部分的组合中，又有细微而生动的变化，字的大小、字距、行距皆变化自然，灵秀流美，疏密得体、揖让分明、俯仰自如。笔法不再带有钟繇楷书中的古拙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十三行》原作写在麻笺上，内容是三国时魏国著名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但流传到唐宋时已残损，宋人根据所余的十三行真迹刻石，再以后真迹亡佚，遂以拓本流传，被后人誉为“小楷之极则”。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王献之《玉版十三行》

献之的草书学张芝，变父王羲之上下不相连之草为联绵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开创独特面目，世称“一笔书”。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后世张旭、怀素一派的“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衍展而来。传世的王献之草书墨迹最著名的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鸭头丸帖》，行草，十五字，绢本，为唐人摹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王献之《鸭头丸帖》

被乾隆奉为至宝的《中秋帖》，更是王献之的草书名作。但这件作品却有许多疑点，首先，文章无法识读。“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区区22字，让后世费尽猜测。明董其昌考证，《中秋帖》前还有“十二月割”等字，“庆等大军”以后也还有文字，中也有其他字，应是王献之真迹被裁割者。所以，《中秋帖》虽然也被称《十二月帖》，但已不见“十二月”，它与《十二月帖》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作品。

《十二月帖》如今只见拓本，它最早刻入南宋《宝晋斋法帖》。 宝晋斋是北宋米芾的斋号，因他收藏了东晋谢安和王羲之一门的书法而取名，其中就有《十二月帖》。此帖神采飞扬，连绵跌宕，米芾赞为“天下子敬第一帖”在他身后刻入了《宝晋斋法帖》，但其艺术性则逊于《中秋帖》。《十二月帖》虽比后来的《中秋帖》多了几个字，但同样难以判读，尽管有唐褚遂良印， 但原作也应该是被“割裂”的响榻本。

王献之《十二月帖》

唐太宗喜王羲之，在全国以重金收募，带动了一项书法复制技艺一一响榻，就是在原作上蒙薄纸，以极细的线双勾轮廓，然后填墨， 高妙者谓下真迹一等，但模糊字迹往往被舍弃。这样可以说，米芾收藏的《十二月帖》已是割临本，后来的《中秋帖》则又是在《十二月帖》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割临。

《中秋帖》的确神采飞扬，连绵跌宕。因为不是钩填本，所以董其昌认定是王献之真迹。墨迹本《中秋帖》虽然出于《十二月帖》，但用笔则大不相同，一丰肥，一瘦劲。清人吴异一口咬定《中秋帖》是米芾所临：“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此帖曾见于米氏《书史》，自为元章新临无疑”。 他的观点颇得学者们赞同。大书法家米芾是公认的书画造假高手，他之所临肯定最能得献之意趣。但《中秋帖》与原本的《十二月帖》文字并不重合，属于割临。如果真是米芾所临，那么他为何割临，只能是千古之谜了。 董其昌在《中秋帖》后题跋中说：“米老尝云，人得大令书，割剪一二字售诸好事者，以此古帖每不可读，后人强为牵合，深可笑也”。此老莫不是以一帖“中秋”笑弄后人吧，其中就包括了这位董其昌。

王献之《鹅群帖》

晋朝实行门阀制度，王、谢两家是最大的世族，王献之注定要为官。他最初出任州主簿、秘书郎，后转任府丞。谢安自出仕便十分敬爱王献之，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后谢安因功进拜侍中、 卫将军，王献之仍担任其长史。 不久，被授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可谓官路亨通。这与他的驸马身份有关一一他是新安公主司马道福的丈夫。

其实王献之当驸马之前已是有妇之夫，元配夫人是表姐郗道茂（舅父郗昙之女），青梅竹马， 夫妻感情甚笃。但他却偏偏被简文帝司马昱的女儿新安公主看中，简文帝难逆爱女的心愿，一定要王献之作自己的女婿，王献之无奈，只好与妻子郗道茂离婚。简文帝司马昱是大军阀桓温扶植上台的傀儡，本人是个玄学家，治政没有魄力，在位仅8个月，然而就是这8个月决定了王献之的结局。做了驸马后，王献之虽然仕途风光，书艺也扶摇直上，但是抛妻另娶的内疚始终纠结在胸。王献之43岁便过早地死去，与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不无关系。

他曾给前妻写过一封信，后来收在《淳化阁帖》里，就是有名的《奉对帖》。信是这样写的：

王献之《奉对帖》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 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唯当绝气耳”。

这是一个与《孔雀东南飞》和陆游《钗头凤》同样凄绝的故事。 古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汉代之前，男子离弃妻子无需什么理由，通知女方娘家就行了。汉代以后，为了维护社会基础单位的稳定，规定了休妻（也称出妻） 的七个条件，妻子触及其中一条，才可被丈夫抛弃，否则便是无故抛妻，要依法判罪。

“七出”最早见于汉代人辑录的《大戴礼记》：无子、淫佚、不顺父母、口舌（多嘴）、盗窃、 嫉妒、恶疾。配合“七出”，还有“三不去”的规定：无所归（娘家无人）不去、与更三年丧（为公婆守孝三年）不去、先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内容相同的法律规定。

王献之《新妇帖》

（即《地黄汤帖））

王献之与郗道茂离婚属于无故抛妻，只不过郗氏默默承受了这个结果而已，她爱丈夫，但毕竟帝命难违。实际上，王献之完全可以把已有妻子作理由，推掉与公主的婚姻，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导致了终身的遗憾。王献之爱他的公主妻子吗？他在写给友人询问谢安之侄谢玄去留的《新妇帖》中，先写了对妻子病况的担忧，说明夫妻感情很深。但是在他自己病痛缠身请道士来主持祈祷时，道士问他一生有何过错。王献之说：“想不起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至死萦绕在他心头的大事就是与发妻错误的离婚。
“书宗二王”，一一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中国书法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王献之有女，贵为皇后，但无子，否则谁知会不会有另一段“二王”的父子佳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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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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