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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党内领袖地位确立的重要事件:张闻天和博古从密切合作走向公开决裂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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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 天前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毛泽东党内领袖地位确立的重要事件:张闻天和博古从密切合作走向公开决裂                                                       2026-02-03 14:13                                        

发布于:天津市
   
      张闻天(洛甫)和博古(秦邦宪),曾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人。1931年9月,在临时中央成立之际,博古和张闻天均被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担任总负责。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在反围剿斗争中所面临的实际挑战愈加复杂,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裂痕也逐渐显现,张闻天和博古的分歧加深。最终,二人由最初的紧密合作,发展成公开的决裂。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共党内的政治格局,也对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期的密切合作 张闻天和博古,均来自江苏省。张闻天出生于江苏南汇(今属于上海),博古原名秦邦宪,出生于江苏无锡。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他们分别以张闻天和秦邦宪名字的俄文部分音节为基础,获得了洛甫和博古这两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张闻天比博古年长七岁。当张闻天在五四运动后已是小有名气的翻译家和作家时,博古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两人早年相识,1925年,张闻天在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在此期间积极开展地下工作,而博古则是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两人在此时已有过交流,张闻天曾在博古的学校作过讲演。 1925年10月,张闻天前往苏联留学。次年,博古也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张闻天和博古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并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而博古则以口才出众、能言善辩著称,两人都受到中山大学负责人米夫等人的青睐。在苏联期间,王明等人领导的教条主义小集团逐渐形成,张闻天与博古也都属于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开始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和上海工联宣传部的编辑工作。不久,他便与王明紧密联合,支持共产国际的决策,并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占据重要位置。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当时博古仍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当张闻天得知博古回国的消息后,立即前去拜访,两人重叙旧情。之后,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不久便接任中央宣传部长。 初步的分歧与左倾错误 1931年秋,临时中央在白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王明赴莫斯科,周恩来也来到中央苏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人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担任总负责,张闻天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初期,张闻天与博古虽然在工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在大政方针上始终保持一致。在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时,张闻天与博古一直并肩作战。尤其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推行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组织路线时,张闻天积极参与,成为执行者之一。张闻天在这段时期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主要受苏俄模式的影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他在城市中心论、武装保卫苏联等问题上过于偏激,导致了党内一系列政策错误。 然而,这种左倾的路线也带来了对毛泽东的排斥。1932年10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张闻天附和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并建议将毛泽东调到后方工作,这一决策实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分歧加剧与日益疏远

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随着时间推移,张闻天逐渐意识到这一路线的危险性,而博古仍然坚守原有思想,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张闻天最早意识到的问题之一便是关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分歧。1933年1月17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声明中提出三条件政策,张闻天认为这是对群众的号召,强调广泛联合,而博古则认为这些条件只能影响下层军官,无法改变上层军官的态度。两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张闻天最终未能说服博古。 此外,张闻天和博古在苏区经济政策上也出现分歧。博古坚持对资本主义进行严格限制,而张闻天则主张容许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以促进苏维埃经济的成长。两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博古甚至在文章中不点名批评张闻天,指责其观点过于宽松。 1933年夏,关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联合问题,张闻天认为这是实现统一战线的机会,而博古则反对与第十九路军的合作,持关门主义态度。张闻天公开批评博古的错误政策,但两人的矛盾依然未公开爆发。 广昌战役与公开对立 1934年1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愈发失利,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尤其是在广昌战役中。张闻天坚决反对硬拼死守,主张保存主力,而博古和李德则决定与敌死拼,结果红军主力遭受惨重损失。战后,张闻天严厉批评博古,认为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博古则反驳称张闻天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并且继续支持李德的军事指挥。张闻天不予理睬博古的指责,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完全依赖外来的指挥。 在随后的会议上,张闻天因其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而被排挤,特别是在最高三人团成立时,张闻天被排除在外,并被派往外地进行巡视。这种组织上的排挤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关系变得愈加疏远。 逐步靠拢毛泽东,最终决裂 随着张闻天和博古关系的疏远,毛泽东逐渐成为张闻天的合作伙伴。1934年2月,张闻天迁至毛泽东所在的沙洲坝,与他并肩工作,双方的思想和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张闻天逐渐对博古失去了信心,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毛泽东也很快意识到张闻天的重要性,积极与他建立亲密关系。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博古和李德等人因指挥失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而张闻天则与毛泽东合作,逐渐推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层改组。1934年12月,张闻天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批评博古的反报告,此举标志着他与博古的彻底决裂。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张闻天与王稼祥共同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负责党内工作,毛泽东则接管军委。此后,张闻天与毛泽东紧密配合,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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