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皇帝，需康有为们帮着变法了

兰天

盛世危言：皇帝，需康有为们帮着变法了            
2013年12月21日09:51


　   形塑青年对世界认识的，往往是书本，而且是这一时代最为被视为“异端”却又悄悄流传的书籍。洋务运动中介绍西方世界的书本，在旧的知识系统与官僚进阶体系中，虽然被视为与正业无关的知识，却受到青年人的欢迎。同样，一个广义上的西方世界，美国、欧洲大陆上的列强，都逐渐进入毛泽东一代人的视野。可以想见这种新知识的冲击。三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仍尤为兴奋。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谈到了毛泽东的反抗精神与他的阅读之间的关系。
　　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这所学堂十分传统，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像圣经在新教主日学校里人人必读一样，“五经”在学堂里具有至高的地位，被奉为经典。泽东8岁时开始念书。多年以后，毛泽东冷淡地说：“我8岁时就厌恶儒学。”
　　泽东常和他的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的。
　　虽然这些书不会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大的威胁，但是满族统治者仍不时地把它们列为禁书。儒家信徒也不赞成读这些传奇小说，因为这些书将会把有文化的人引向另一个文学天地———泽东的情形正是如此。
　　13岁离开私塾时，泽东已经变得对经书里的清规戒律非常憎恶。而他反对这一有关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首先是因为它只要求人们盲从。孩子们被要求鹦鹉学舌般地大声朗读那些晦涩的陈词老调；他们摇头晃脑，宛如念经的和尚。
　　儒学的功用适得其反。它强调忠孝，这反而加深了泽东对管教他的两个成年人的憎恨，这两个人就是他的私塾先生和父亲。特里尔如是强调，他补充说：这两个人都打泽东，这使他极为恼火。他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思想，但是已经有了强烈的公平感。他在成为一名叛逆者之前就是任性的，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少年。
　　特里尔的说法，强调了紧张的家庭关系促使毛泽东形成他的“充满激情”革命观念。但我们知道，青年叛逆，从来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或许，毛泽东在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中，有些说法更贴近事实。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