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傅斯年、邵飘萍、张国焘及陈独秀

兰天

新思潮：傅斯年、邵飘萍、张国焘及陈独秀            
2013年12月21日09:52



  　前往北京，是毛泽东一次偶然的机缘，得益于器重他的老师杨昌济给他推荐了工作。杨昌济受戊戌维新影响极大，并立志于近代教育事业。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关于毛泽东在北京这段生活对毛本人的影响，有各种说法。李鸿谷先生在《外省青年毛泽东》一文中，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交往与见识。对新思潮与新人物的认识，对毛的影响至深。

　　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非常有趣的是，在此记录下，斯诺还加了一个自己的注释：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对之极为厌恶。

　　1918年底，毛泽东为送自己的同学去法国留学，来到北京。他的老师杨昌济将之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每月薪金8元”，而当时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虽此，毛泽东跟诺斯说，“(8元)工资不低”。回忆这段岁月，毛泽东跟斯诺津津乐道的是他此际认识的北大人，“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还有邵飘萍，他对我帮助特别大。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注：实情是组建了“新中国党”，自任党魁)；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显然，这只是对景仰人物的近距离接触，属于浅层的人际网络。

　　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建立了自己的浅层人际网络；第二次进京，有老师杨昌济先生的竭力推荐——这是最重要的信用让渡，毛泽东有机会真正进入陈独秀、李大钊的人际网络。这自是重大收获。比较已经相当丰富的毛泽东早期材料，第一次北京之行，虽则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理员，但彼此关系确凿记录只有一条：去天安门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而再度进京，情况大变。解放前夕，在西柏坡，毛泽东很深情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也就是第二次进京期间，毛泽东自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北大圈子不仅向毛泽东开放，接纳了他，而且将他引为重要的同路人。

　　关于北大对毛泽东的影响，专注于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萧超然教授解释了北大对于毛泽东三个层面的影响：
　　第一，北京大学的文化现象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毛泽东在来北京之前，从没有出过湖南省界。但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在湖南求学的几年中，他读书，看报，脑子不停地思考，一门心思地要探讨救国拯民的“大本大源”。1918年的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广揽人才的政策，正处在人才荟萃，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争奇斗艳。像毛泽东这样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年轻人，一来到这种地方，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感染，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兴奋与刺激，并且眼界大开。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极强参与意识的人，所以一到北大，他就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此后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是北大的，但初期会员多数是北大的)。这些学会在当时都是针砭时弊，研讨救国救民道路的学术团体。无疑对毛泽东一定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也就是对他选择信仰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接触工人啦、社会啦，都有关系。我主要谈谈他从北大读过的书所受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信仰的确定，是从各种主义、学说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要比较各种主义、学说，首先要了解这些学说，不了解这些学说就谈不上选择。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在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东西。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藏书量，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他一定读了不少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具体读了哪些书，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起码《每周评论》、《新青年》他读了。像《国民杂志》、《新潮》等北大的一些刊物也会读的。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也正是毛泽东在北大时发表的。这些都会对毛泽东产生相当的影响。拿《共产党宣言》来讲，毛自己说1920年夏就读了，有些学者提出《宣言》还没有出版。我觉得毛自己说的话，不要轻易否定。他没有读到陈望道译的《宣言》，但他可以读到其他人翻译的《宣言》。1919年4月，《每周评论》就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其中的一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翻译者是成舍我，他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很有名的报人。还有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也刊登了《宣言》的一章，是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的，是《宣言》的纲领。像这些材料，毛泽东是不是可能看到，我想完全可能。另外罗章龙的回忆，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他是德文班的学生。北大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文献，关于德文版的有8本。罗章龙说曾和他的同学翻译过《宣言》，或打印或油印，是比较可信的。还有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看到毛泽东的桌上摆着《共产党宣言》，如果和罗章龙的打印本或油印本联系起来就不奇怪了。总之，当时的北大介绍各种主义、学说，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很多，这在毛泽东确定信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他选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向是很关键的。
　　第三个方面来自于人的影响。萧超然认为，有三种人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深：第一种，是大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周作人，还有新闻学系的教授徐宝璜等，这些人对毛泽东说来，可谓神交已久。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也好，还是自己登门上访，或去听课也好，毛泽东两次在北京期间，都或多或少的和他们有些接触。虽然没有过多过深的交往，但给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就一再提及这些人，并引以为自豪。从受的直接影响来看，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他选择主义的过程中都逐渐被否掉了。邵飘萍自由主义的倾向，也使他非常佩服。可见那些名流学者们新颖的思想，深邃的学问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精神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种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论影响恐怕他们两人最大，主要反映在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上。毛泽东在没有见到李、陈以前，还谈不上对主义的选择，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见了，当然也还不存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抱有好感，这就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第二次见了陈独秀，很快就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自己也有回忆，他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毛泽东选定人生目标与信仰中起了导向作用。

　　第三种是在北大的湘籍教授和一些学生。湘籍教授主要是杨昌济和黎锦熙。毛泽东在湖南求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毛的老师，而且师生关系很好，到了北京毛泽东和他们更是来往密切，有问题、有困难总是找他们解决。黎锦熙国学根底雄厚，在治学、研究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杨昌济在修身立世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1920年杨昌济逝世以前，还向上海的章士钊写信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杨对毛是十分看重的。在北大学生中毛泽东和朱谦之一起讨论对无政府主义，和康白情一起议论新诗，还接触了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毛就对他们表示失望。影响最大的还是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他们后来来往密切，通过邓中夏，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别的朋友，还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五四运动中，邓中夏曾专程到湖南向毛泽东介绍北京的情况。邓中夏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将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布于众，使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在当时的北大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访萧超然：毛泽东和北京大学》)

　　1920年5月——这是一个重要时间，毛泽东离京，如同第一次离京去上海然后折返长沙一样，这次他再度去上海拜会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而陈的言论思想很让他折服，他说：“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浪淘沙

隆重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兰天

浪淘沙 发表于 2015-12-27 08:36
隆重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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