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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论史:萧何张良是如何幸免于刘邦“虎口”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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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8 12:44:4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zxcvb 于 2015-12-28 12:59 编辑

                    王立新论史:萧何张良是如何幸免于刘邦“虎口”的   

                                 2015年12月26日 10:21




汉代接秦而来,历史上盛称汉承秦制。尽管有学者认为汉代是中国的第一个平民政权,但除了皇帝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出身的地痞无赖以外,实际上很多最重要的措施,都是效法秦朝并在秦朝的基础上稍加改制而来。也就是说,汉朝实行的不是平民政治,依然是“敲剥”平民的秦政治。

刘邦乘秦末之乱而起,以孑然一身猎获天子之位,心惊胆颤,惟恐主宰大权得而复失。从登上大位之初,就形成了对功臣们的猜忌。汉代的功臣,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尤其是汉初的功臣,结局多半凄惨得令人目不忍睹。

萧  何

萧何:第一功臣竟因这等小事几乎丧命

在汉初的功臣中,丞相萧何算是幸运的,没有被处死。虽然没有被处死,但也是几入死局。

相国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之请吾苑以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王,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资治通鉴》卷12)

怿读如义,是愉快、高兴的意思。

萧何因为长安地方狭小,耕地不足,就请求刘邦把皇家苑囿开放给百姓种植,反正空闲在那里也没用。刘邦大怒,就诬称萧何私受商人贿赂,把他关进了牢狱,而且还动了刑罚。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出来给萧何说话。几天之后,有一个姓王的卫尉忍不住问刘邦说:“萧相国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受到这样的粗暴待遇?”刘邦回答说:“我听说李斯给秦始皇做宰相,有好的事情都记在始皇帝身上,有坏的地方都记在自己名头上。他可倒好,收受商贾的贿赂,又跑到我这里堂而皇之让我开放上林苑,讨好老百姓,我必须惩治他。”这位姓王的卫尉还真是不同凡响,竟敢面对刘邦这样的暴君直陈胸臆:“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向皇帝请求,这是宰相的责任哪!陛下为什么因此怀疑萧相国接受了开发商的贿赂呢?(笑声)那时没有这种名目,其实就是开发商。王卫尉接着说:当年形势那样紧张的时候,如果萧相国一动,那么恐怕关东已经不属于陛下了,萧相国不在那个时候下手,反倒在一切都安定了的时候收取商人的钱财,来败坏陛下的声誉,这可能吗?李斯作宰相欺上瞒下,秦始皇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所以才导致了国家灭亡。李斯阿谀皇帝,隐瞒过失,太过分了,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您这样怀疑萧相国,太小看萧相国了吧?”刘邦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但是回头细想,已经杀了那么多功臣名将了,再这样做下去,恐怕没有人肯为自己效力了。于是就把萧何放出来了。萧何一向恭谨庄重,这一次竟然光着脚谢恩。可见在他心中,这次没有被杀,实在太侥幸了。他太了解刘邦了,这个无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里会考虑合不合适,应不应该呀!刘邦却又就此大耍手腕,说:“相国不用谢我,您没有什么过错。我之所以把您关进大牢,实在是想让老百姓知道您是贤相,我是昏君哪!”他关押萧何反倒成了为萧何争取民心了!真正是杀人魔王和阴谋高手哇!

刘邦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和宰相?很简单,怕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不允许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可能的挑战!刘邦原本就是个流氓,诬陷别人是他的家常便饭,他根本不会因此感到内疚和不安。占据绝对权力的快感,使得像他一样的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们全都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已经摇身化为权力本身。权力已经把他们变成了魔鬼,无端的坑害别人,正是魔鬼的习惯性做法,一点都没有什么奇怪。

虽然刘邦在即位之初的公元前202年夏天,招集群臣论说灭楚的原因时表现得仿佛很大度:

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资治通鉴》卷11)

这里的“填”字,是措置、安排的意思。刘邦自己觉得他比项羽能容人,比项羽会用人。所以才能最后战胜项羽。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就把臣下当狗一样使用,与其说是会用人,不如说是会养狗。各位请看下面一段话语:

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资治通鉴》卷11)

刘邦在开始分封功臣的时候,因为封给萧何的稍多,武将们都有很大的意见,说他们自己披坚执锐,大小数百战、数十战不等,萧何没有一丝功劳,只是写个文件,发表个意见,怎么反倒比他们得到的封赏都多、都重。他们要向刘邦讨个说法。刘邦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各位都懂得打猎吧?”在打猎的过程中,追杀兔子等猎物的是狗,而指挥狗到什么地方去抓猎物,什么时候去抓的是人。你们这些家伙只能抓住兔子,只不过是狗而已,而萧何却是指挥你们去抓兔子的人。这个比喻虽然为萧何多得封赏找到了似乎合理的理由,但却不小心流露了刘邦在内心里对各位军事将领的看法。他真的以为这些人就是他豢养的猎狗。那么现在狩猎已经结束,还要这些猎狗干什么用呢?这也就是韩信、彭越、黥布等的下场和结局。实际上萧何一样是刘邦的狗,在刘邦的心里,他只不过是他豢养的狗群的统帅而已。否则萧何便不会因为一个不小心的请求,就身系大狱,几乎丧命。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个词语,就是“剖符”,什么叫做“剖符”?古代帝王在分封功臣和诸侯的时候,拿一个竹符作信物,竹符就是竹片,因为用来表示信义,所以叫竹符,符就是守信的证据。把一块竹筒从中间剖开,分成两半,每半都写上相同的文字,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封某某人为某某侯或某某官,帝王和被封赏的人各自拿一半,保存起来,表示信义,怕忘记了。就像今天的合同一样,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自保存以为凭证。剖符就是分封功臣。

那么汉高祖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功臣?各位可以先自己想一想。(稍停之后)其实很简单,他怕江山丢失,前面我已经说了。但是背后还有原因。各位试想一下,自秦朝统一,而后世帝王均以统一天下为法式,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都想统一全国。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其实不仅中国,人类古代的历史,多半都是用武力实现统一的。武力统一的结果,将帅携众兵以成功,在军队中威望高、影响大、地位也显赫。如此则新君登基,自然有后顾之忧,这是历史上的将帅身遭厄运的不可摆脱的原因。惟一的保身之法就是解除兵权,告老还乡。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这样做,更多的将军们都牢牢握住兵权不放手,他们以为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富贵和安全,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正是在走向深渊,走向毁灭。武将除了能征惯战以外,对社会生活特别缺少见识,他们以为自己曾经立过战功,曾经被君主所仰仗。但却忘记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另外,国家既然已经统一,君主自然不会保留那么多手握重兵的将军,统一的意志不允许有任何对于统一本身的要求相违背的事实存在。所以,尽管汉高祖残忍了一些,但是换了别人,也未必不这样做。如果汉高祖不这样大杀这些缺乏自知的功臣,那么刚刚统一的天下很快可能就会再度分崩离析。所以刘邦的做法虽然卑鄙和残毒了一些,但是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更多可指责的地方,我们只能就其解除对于统一国家的潜在威胁的做法,也就是方法加以分析甚至批判。但是,战争结束以后,手握兵权的武将问题一定是要解决的,这是国家安全、稳定的客观要求,尽管它被夹在君王独断专行的个人欲望里面,好像就是他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才这样做的一样。

张  良

智者张良:放得下才能保得住

在汉初的功臣当中,张良是最幸运的,刘邦统一天下以后,他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穀,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资治通鉴》卷11)张良本来身体多病,这倒成了他逃避危险的绝好理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哇!刘邦当了皇帝后,张良就开始深居简出,在家里学习呼吸吐纳之法,练习辟谷之术。这些都是后来道教的修炼方法,所以东汉末年的张陵,在创立五斗米道教派别的时候,自称是张良的七世孙,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至于他是否真是张良的七世孙,谁也没有办法考出来了。张陵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孙子诸位应该熟悉,就是《三国演义》中占据汉中一带的五斗米道的教主张鲁,人称“米贼”。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

张良说自己作为韩国的后人,只是替被秦灭掉的韩国报仇。现在秦已灭亡,自己又封侯万户,没有什么要求了。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再参与世事,落得一份清闲,跟赤松子一起,像神仙一样的游来荡去,哪该多么舒适呀!

这里有两个名词,需要给大家略加解释。一个是“道引”,其实就是“导引”,是用调节呼吸并与身体运动相协调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这是后来道教的养生术之一。“不食谷”,后来叫做“辟谷”。就是不吃饭,不吃五谷,不吃粮食,那不饿死了?可以吃水果和蔬菜。(笑)这也是道教的养生之术。这样看来,道教实际的产生时间可能不像后世所说的在东汉晚期,大约还可以要提前战国中期或者再前一点时间。因为这些养生术被张良所采用时,显然已经很成熟,张良绝不会是初试者。而且赤松子也是道教的神仙之类的人物,如此说来,道教在战国末期就已经较为成熟了,只是没有形成教团,没有明确的教规、教义而已。

张良后来还给刘邦出过谋略,在分封功臣的关键时刻,又帮刘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资治通鉴》卷11)

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准备按功劳逐次分封,但是刚刚封了二十几个大功臣,其他人就迫不及待的日夜争功。刘邦看到这些人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他们在说些什么?张良说:“您还不知道?他们这是要谋反。”刘邦问天下已经安定了,怎么又要谋反?张良就说:“陛下是依靠这些人得到的天下,可是到现在为止,您所分封的都是自己的亲戚和身边的人,您所憎恨的人,非但没得到分封,反而被您诛杀了。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您最亲近的,但很多却与您有仇怨,所以要相聚谋反了。”刘邦问张良怎么办,张良回答说:“这里面有没有您平生最恨的人,大家又都知道您恨他的人?”刘邦说有,就是雍齿。张良就说,那您就先分封雍齿,这样,那些功臣就会以为连雍齿都封赏了,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刘邦就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都说:“连雍齿都封赏了,我们还怕什么!”这里面的“坐沙中语”就是诸将在一起发怨言,还骂骂咧咧的。

张良这一招,可不是单纯为刘邦考虑,也是在有限的可能性范围内,救助这些曾经的功臣。张良只是不好明说,他把刘邦想要杀尽所有功臣的真实心理,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从这一点看来,在汉初的全部功臣中,只有张良是真正的智者,而且怀有仁心。张良确实值得后人尊重。

张良后来在刘邦出兵征讨黥布时,身染重病,但还是强起送行,还给刘邦出了个计策:“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争锋!”刘邦以张良重病在身,留任少傅,以教太子。

有关张良这个人,司马光评价说:

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资治通鉴》卷11)

司马光的意思是,以张良的智慧,不会不知道生死对于人生,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谁也逃脱不掉。但他却愿从赤松子游,显然不是为了长生不死,而是摆脱世事的困扰,躲避人间的是非,这是他的真智慧。正因为这样,汉初三杰中淮阴侯韩信被杀,丞相萧何身陷囹圄,只有张良得以安然度过劫难。正是张良把功名利禄看成是身外之物,世间的荣辱也不在他考虑的视野之内,他才得以避免了祸患。这是明哲保身智慧的成功体现。

实际上张良虽然智深,但是他的退隐式的自我处置方式,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明哲保身式的逃避,因为他开始就是为了替韩国报仇,既然目的已经实现,那就自然可以退身出局,功名利禄原本就不是他的目标,这是他与萧何,尤其是韩信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是这种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做法的不同,同时也最终造成了结局的不同。所以,只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来,肯定不会遭遇因为追求功名利禄所导致的难堪的结局。“张良现象”,我姑且使用这样一个名词,是对世间一切功名利禄之徒的最显著的警示,只可惜那些功名利禄之徒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或许根本就不想看见。虽然嘴里说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帝业竟谋臣亡”的话语,心理并不真知这句话的要害,只是发发牢骚,表达怨憎情绪,为自己的狼狈而悲惨的结局,做做说辞而已。他们根本就不懂,在专制主义的王朝里,臣下的功绩,就是自己的墓地。当大功和盛名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死期到了的时候。既然不是在深处盛名时,悟出这个道理,从而主动放弃功名利禄,那就只有等待被强行剥夺的难堪,也就逃避不了遭受杀戮的结局了。

这些人在没有面临危险的时候,都会认为张良是个傻瓜;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才知道张良是个智者。但是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张良不仅是个智者,而且宅心仁厚,正是张良的居心纯正,才不会被功名利禄所迷惑,才没有掉进贪功逐利的陷阱中,从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刘邦在开国之初,面对群臣夸耀自己比项羽厉害的时候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资治通鉴》卷11)

汉初三杰之中,韩信被杀灭族,萧何系狱遭辱,只有张良一人全身、全节而退。萧何没死,实属侥幸;张良无恙,却是因为自己不恋名利、地位、官职、财货,适时退出权力中心的智慧选择,能做出这种选择,并不完全出于形势判断,更重要的是因为张良心怀善良,心里一直能够保持安然和恬淡。权力中心,是最大的利欲场,也是最危险的生死场。舍不得利欲,就出不了生死场,如此说来,汉初的功臣们的悲惨命运,尽管是刘邦的凶残所导致,但也是他们眷恋功名利禄,为利欲所驱使而造成。正应了那句民间俗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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