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刚当上军长，就有两个旅长叛变了，还好另一位旅长舍命救他，连敌方将领的叔叔也出

高山

刘帅刚当上军长，就有两个旅长叛变了，还好另一位旅长舍命救他，连敌方将领的叔叔也出手相助                                                                                               2026-05-14 05:56                                        

发布于：河北省
   
1927年的中国，大地在剧烈地颠簸。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还在向前奔涌，然而这条江河底下，早已布满了暗礁和旋涡。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宣布“清党”。
鲜血顺着黄浦江的水波流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视线里。
六天后，4月18日，南京城里响起了另一种礼炮声。
蒋介石站在台上，宣布另立国民政府。
那些曾经在党旗下握过手的人，现在刀刃相见。
但这一切并非全然没有征兆。
半个多月前，3月31日的重庆已经提前感受过这种暴力。
那天上午，两万多群众涌进了通远门外的打枪坝广场。
人们从城市各个角落赶来，有些人是穿着长衫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人是工人和学生，衣衫褴褛的码头工人蹲在石阶上，手中攥着自己连夜写好的标语布条。
他们来参加一个抗议大会，为的是抗议英美军舰几天前炮击南京、打死打伤平民两千余人的暴行。
两个星期前，3月24日那天南京城里遭受的炮火还没有从这个国家记忆里消失，愤怒的火药味就已经飘到了重庆。
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嘈杂声像潮水一样漫过了石阶和墙头。
大会原定上午十一时开始。
主席团的漆南薰从拥挤的人群中挤了过去，他穿上自己的蓝布长衫，趁妻子疲倦入睡的凌晨，赤着脚提着鞋悄悄出了家门。
他没能走回那个家门。
枪声响得毫无征兆。
还差最后几秒，大会的标语和横幅还没有拉直，人群还在推搡着找位置。
一声尖厉的枪响割开了天空。
紧跟着，更多的枪声像爆竹一样炸开。
事先混入群众中的军警和便衣特务从腰间抽出马刀、木棒、铁尺。
人群炸了窝，几千人朝着四方奔逃。
狭窄的通道口，逃命的人拥挤推踩，哭喊声与枪声混成一片。
有人翻墙摔断腿，有人被践踏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这不是什么“工学冲突”，不是简单的街头治安事件。
刘湘的二十一军所属士兵和巴县团阀的武装力量堵住了所有出口，王陵基、蓝文彬的部队封锁了每一条街巷。
从上午十一时一直到下午二时，这场杀戮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最终的数字在历史档案里留下两种说法：国民党官方后来统计的是137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但那些身上带伤、躲进山里的幸存者，后来在回忆录里留下的是另一个数字：死者三百余人，重伤者七八百人。
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在那个血肉横飞的下午，恐怕没有人有心思去清点。
屠杀结束之后，这些行凶者并没有收手。
他们涌上街巷，捣毁了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新四川日报社、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
那些曾经挂着革命招牌的地方，一夜之间化为瓦砾和灰烬。
全市张贴出的布告用一种傲慢的语气告诉市民：这是“工学冲突”，不关你们的事。
侥幸逃出会场的，是地委书记杨闇公。
他藏在群众的掩护里，越过倒塌的墙头和尸体堆，找到了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
四月四日，杨闇公召集同志们布置善后，指定了临时负责人。
然而那个黑暗的夜里，秘密并没有守到最后。
四日凌晨，追捕的手伸到了他的身上。
杨闇公被捕了。
两天后，四月的重庆，潮湿而阴冷。
佛图关的乱石坡上，敌人割掉了他的舌头，剜掉了他的眼睛，砍断了他的双手。

最后开了三枪。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杨尚昆的四哥，再也没能回到他战斗过的城市街头。
临刑前，他只是喊出那八个字：“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四川的革命运动在那一刻遭受了重创。
刘湘站在他指挥所的窗前，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江面和硝烟，心中盘算的却不是下一步如何打击革命，而是如何借此邀功。
一切都在按照预定剧本行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刘湘通过密使和电话与蒋介石的心腹建立了联络。
反共有功，这是他在新政权面前拿到的最大筹码。
蒋介石的任命书很快到了刘湘手中：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
杨森也得到了第五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头衔。
这两支过去争地盘打得不死不休的川军，现在联名通电，响亮地表白着他们的忠诚。
刘文辉站在成都自己的指挥部里，看着电报上的字句，面无表情地沉默了很久。
而在这一连串暴行发生之前，四川的另一个角落，情况完全不同。
1926年的最后一个月，泸州和顺庆先后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这本来是一个更大的计划。
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早在1926年11月中旬就开会定下了方案：顺庆和合川首先发动，泸州随即响应，各路起义军会师顺庆，整编后挥师东向，策应北伐军的主力。
刘伯承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黄慕颜是副手。
但这盘棋从落子的第一刻就走得不顺利。
12月1日，泸州起义军袁品文部率先行动。
当天下午四时，驻蓝田坝的袁品文以邀请军政长官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为名，把泸州混成旅第2旅旅长李章甫诱捕。
十六时起，袁品文和陈兰亭的部队连夜占领全城。
第2旅的团长张陶斋被击毙，旅参谋长黎剑侯逃走了。
12月2日，袁、陈通电全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4路、第5路司令。
12月7日，泸城小较场，一百二十多个单位，六万多群众聚集在一起，庆祝起义胜利。
欢呼声震动街巷。
但顺庆的形势就没这么乐观了。
12月3日，顺庆起义发动。
军委会急派刘伯承赶赴顺庆指挥。
陈毅被派往泸州，督促起义军北上会师。
泸州这边出了问题。
陈兰亭贪恋泸州丰厚的盐税，舍不得丢下这块会下金蛋的宝地，不愿北上。
袁品文的部下皮光泽团长，同样摇头不肯动。
陈毅跑去劝说，没用。
川军元老陈达三跑去劝说，也没用。
泸州部队裹足不前，顺庆起义军在军阀重兵围攻下打得精疲力竭，最终失败。
余部撤往川东。
两个战场，一个被拖住了，一个倒下了。
1927年1月中旬，军委会在万县开会，决定由刘伯承赴泸指挥起义军。
刘伯承星夜赶路，1月24日抵达泸州，发出总指挥部布告。
他着手做的事非常多：整编队伍，增设第六路；在各路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营连设党代表；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在部队里搞反帝反军阀教育；加强军训，整肃军纪；开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培训骨干。
他亲自到各团各校演讲，宣传十月革命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泸州的革命氛围在那些日子里浓烈得让人忘记外面的风雨。
城墙内外，到处都是宣传国民革命的标语和歌声。
码头上扛麻包的工人也开始谈论“打倒帝国主义”这几个字。

泸州城的面貌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焕然一新，起义军的纪律严明得不像一支川军队伍。
这块地盘，这块肥肉，当然惹来了觊觎的目光。
蒋介石在南京站稳脚跟的同时，手已经伸进了四川。
他密令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消灭川境革命力量。
4月13日，刘湘纠集川黔联军，扑向泸州。
他们组织“敢死队”抢夺通往城外的唯一陆路通道龙透关。
刘伯承亲临龙透关阵地，站在弹片横飞的土墙后面，眼睛盯着冲锋的敌军，连续打退了三次猛攻。
然而内部的裂缝也在这些日子里一点一点扩大。
泸州城经过前期艰难困守，弹药见底，粮仓空了。
起义军内部的陈兰亭、皮光泽这些人，在军阀的利诱之下，开始动摇。
此时，刘湘悬赏五万元巨款通缉刘伯承。
五万元在那个年代是足以让任何人动心的数字。
三个旅长的态度暴露了一切。
两个旅长拒绝突围，他们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暗地里商量着怎么把刘伯承绑起来献给敌人。
如果那笔钱能装进自己口袋，革命这两个字算什么东西。
只有袁品文不肯这么干。
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希望刘军长来指挥我们。一遇到困难，就想牺牲主官来解救自己，以后谁还敢来领导我们？”
袁品文选择护送刘伯承离开泸州。
5月16日，天还没亮透，刘伯承一行四人从龙透关缒城而下，消失在晨雾里。
他们走的路线并不安全。
要经过张仲铭的防地。
张仲铭和刘伯承是将弁学堂的同学，当年一起在重庆军政政府将弁学堂里啃过书本。
1924年刘伯承隐居五通桥养伤的时候，就住在他家里。
张仲铭这时是刘文辉手下的旅长。
刘文辉和刘湘是叔侄关系，但亲叔侄在四川的地盘争夺面前，早就形同陌路。
刘文辉一直盘算着怎么吞掉泸州这块肥肉。
张仲铭被派到泸州与刘伯承谈判，刘文辉给出一个精明的建议：起义军从他的防区突围，由刘文辉占据泸州。
刘伯承突围了，刘文辉为了独占泸州，乐得做个顺手人情。
于是张仲铭派来了自己的黄秘书，出龙透关接应，把刘伯承送出泸州境。
这就是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为了自身地盘最大化，宁愿放过一个被重金悬赏的“共军头领”。
然而出城只是第一步。
刘湘得知刘伯承跑了，怒火中烧，严令所属各部缉拿。
追捕的干员沿着出城方向一路撒网。
刘伯承后来在回忆录里讲过一段有趣的插曲：“我在泸州突围出来，在荣县地界碰见对头蓝文彬。他坐在轿子里，带黑眼镜。我一看见他马上转弯走山路。他发觉后，立刻派人追赶，没有把我们找到。”
那个坐在轿子里的蓝文彬，是重庆警备司令。
大热的天，戴着墨镜坐在轿子里，大概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回去交差，没想到一个转弯之后，目标就从他眼皮底下溜了。
刘伯承那天走了一百四十里路，追兵追了一百里。
一百里的距离，够追兵跑断腿，也够刘伯承在山林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条脱险之路并不好走。
山路崎岖，沿途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凶险。
有人写回忆录时提到，队伍行至紫阳县毛坝关附近，山路上突然蹿出一只老虎。
随行的人吓得腿都软了，刘伯承却沉着应付，让所有人不要惊扰，在那只拦路虎面前坦然而过。
镇定到这种程度，就算放在今天，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刘伯承离开泸州之前，曾嘱咐袁品文劝告陈兰亭、皮光泽等人继续走革命道路，设法保存革命力量，率部沿川黔边境绕道鄂西前往武汉，再图发展。

但这支起义军后来在过长江突围时损失惨重，沿途不断遭遇军阀截击。
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彼此之间各有各的打算，谁也不服谁。
最后这支队伍分别被贵州军阀周西成和四川军阀刘湘收编。
袁品文队伍里的一个手枪队队长刘沛雄，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队伍被周西成逐步解除了武装。
但革命的精神并没有从这个队伍里完全散去。
泸州起义军第五路军第一团少校团副肖菊志离开泸州之后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献出了生命。
刘伯承绕道翻越秦岭。
那些巨大的山脉在他脚下延伸，遮住了身后的追兵和悬赏令。
翻过秦岭之后，他经西安、郑州，沿着铁路线一路向东。
火车车窗外的风景一页一页翻过去：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黄河铁桥、中原大地的麦田。
7月11日，他终于抵达汉口。
这座九省通衢的大城市在1927年的夏天拥挤而闷热，街上行走的人神色各异，有人忧心忡忡，有人蠢蠢欲动。
刘伯承下榻在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
门前的马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川军的袍泽故旧来看他，武汉的党政军要人也来拜访。
有左派，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说客。
第二天，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简短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
但他心里清楚，这身蓝布长衫下面的自己，已经被国民党高层盯上了。
武汉国民政府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头衔：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这个任命经过了吴玉章的努力争取。
吴玉章是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刘伯承在五通桥张仲铭家里养伤的时候，吴玉章辗转前来，向这个正在探索道路的旧军人介绍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革命形势。
那一番长谈之后，刘伯承决定与吴玉章一同出川。
现在，刘伯承又站在了吴玉章面前，这一次吴玉章的身份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
两个人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里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
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吴玉章等人被排斥在外，不得参加。
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分共”决议案。
至此，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结束。
从上海到南京，从广州到武汉，曾经并肩站在一起的人，现在拔刀相向。
刘伯承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有人劝他回四川与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
汪精卫和蒋介石的说客轮番登门，高官厚禄随便开价。
刘伯承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一一谢绝。
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一直在等这个人。
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周恩来需要一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暴动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能力。
他选中了刘伯承。
周恩来亲自召集刘伯承、吴玉章等人座谈，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转折关头的形势。
刘伯承按照党的指示准备离开武汉。
但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公然离开势必引起国民党高层注意。
他想出一个办法。
在武汉《民国日报》上登一则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消息刊登当日，刘伯承乘江轮秘密离开武汉。
舆论一片迷惑：这个刚被任命为军长的人，怎么转眼就“请假”了？

江轮在长江上缓缓下行。
两岸的田野和城镇从窗外流过，和刘伯承同船的那些人不会想到，这艘船上一名穿着普通衣服的中年人，正要去策划一场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起义。
轮船在九江靠岸，刘伯承上了岸。
1927年7月下旬的南昌城闷热难耐。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吴玉章等人齐聚南昌。
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因为准备不足，起义时间从28日推迟到30日。
刘伯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代总指挥贺龙拟定作战计划。
他和贺龙不是陌生人。
早在四川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期间，贺龙那时在混成旅当旅长，就和刘伯承并肩战斗过。
两个人坐下来，分析南昌城内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研究敌军兵力部署图。
作战计划很快拟出来了。
刘伯承呈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非常满意。
周恩来让刘伯承把计划给叶挺看看，征求意见。
叶挺接过来，看了很久。
看完之后，他把计划还给刘伯承，一言不发。
刘伯承有些摸不着头脑，跑去问周恩来。
周恩来笑了笑说：“噢，伯承同志，你还不熟悉叶挺同志，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表明他是赞成的了。”
刘伯承听后会心一笑。
8月1日凌晨二时。
南昌城里的枪声从各个方向同时响起。
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指挥着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歼敌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五千余支，子弹一百余万发，大炮数门。
清晨六时，南昌街头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气氛。
那个从泸州龙透关缒城而下的军长，那个翻越秦岭穿过中原的逃亡者，那个在荣县山路上转弯躲开追兵的“头号通缉犯”，此刻正站在南昌城头，和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一起，听着枪声在街道巷战中逐渐稀落。
起义成功了。
但这不是终点。
南昌起义部队随后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遭遇重创。
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带领下转战湘南，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刘伯承则辗转去了苏联。
他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在那里，他用俄语读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军事工程学的教科书，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写下了对南昌起义的总结报告《南昌暴动始末记》。
那些在泸顺起义中和他并肩战斗过的伙伴们，也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历史轨迹。
吴玉章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朱德成为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
陈毅成为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后来授衔元帅。
袁品文后来没有能够保住那支起义军，但他在泸州城墙上说的那句话——“以后谁还敢来领导我们”——却成为了忠诚最简单的注脚。
张仲铭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南行署财政厅副厅长、乐山市五通桥区政协委员。
刘文辉与刘湘后来的叔侄大战，成为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混战。
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二人在四川盆地争夺地盘，把天府之国变成战场，直到1932年刘文辉被刘湘击败，率部退往西康。
这些后来的历史，在1927年夏天刘伯承乘船离开武汉的时候，谁也无法预料。
1927年的夏天格外炎热。
汉口码头上汽笛声和江涛声混在一起，热风里裹挟着南方的湿气和北方的尘埃。
刘伯承站在江轮的甲板上，望着岸上越来越远去的城市轮廓，也许想起了泸州的龙透关，想起那个从城墙上缒城而下的凌晨，想起袁品文站在晨雾里和他握别的手。
三三一惨案那些倒在打枪坝广场上的人，杨闇公在佛图关被割舌剜目之前的最后一声呐喊，那些曾经在泸州城墙上举着标语高呼革命的战士，那些在川黔边境被军阀收编后四散而去的队伍——所有的牺牲和溃败，所有的突围和逃亡，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将被南昌城头那一缕曙光重新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