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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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哪一战役与平型关台儿庄并称为“盛名永垂不朽”   

2016年01月04日 08:46
作者：章袁剑平等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后来人们所说的“黄埔军校”。国民党军众多高级将领出自该校，其中不乏功绩卓著的名将，我们的父辈赵子立（1908—1992）就是黄埔一员，戎马一生，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多次大型战役，一直拼杀在抗敌最前沿，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子立十八岁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27年十九岁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成为天子门生“黄埔”一员，至此戎马一生。黄埔军校毕业后，调任郝梦龄部（郝梦龄是我国著名抗日将领，中日开战以来我军牺牲的第一位正军职高级指挥官）。赵受到郝的信任和栽培，军事业务进步很快。1935年，考入只有黄埔优秀毕业生才能进的“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四期”，他和我们的另一位父辈赵家骧上将，两人是黄埔正则班同班同学。赵子立毕业后仍回到原服务的第一兵团，先后任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少将高参，长期跟随薛岳。薛岳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赵子立成为薛岳将军的左膀右臂，协助他谋划和指挥了对日作战。

第一兵团在武汉保卫战中，担负南昌至九江一线狙击日军的任务。1938年秋，日军106师团突袭了万家岭，包围了一兵团左翼部队。早在日军进攻之前，赵子立已判断到了这步棋。根据此地区易守难攻的特点，作了应对预案：“缩减一线兵力，控制有力机动部队，应对突然变故，进行反包围作战。”薛岳采纳赵子立作战方案并做了部署。
日军106师团突袭行动开始后，很快就被我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不甘心失败，随即调动后续部队增援，并空投两百多联队以下军官（这是侵华战争以来绝无仅有的），敌我反复进行了三次包围与反包围较量。
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准备剖腹自尽效忠天皇。此时，日军铃木春一少将带一万余名日军及大批空军增援，一兵团已无兵力可调，总体形势极为不利，在这关键时刻，赵子立当机立断，来不及请示薛岳，果断下令给在庐山打游击的66军，令其火速开赴万家岭参战。我军注入生力军后，士气大振，对日军进行猛烈反击，一举歼敌一万多人，取得了武汉保卫战中著名的万家岭大捷，开创了中华抗战史上“一次战役全歼日军一个整师团”的经典战例。
叶挺将军对万家岭战役做了高度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做江汉之保障，并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
赵子立作为军中高参，判断正确，处置果敢，功不可没。
对日作战中，鉴于我军武器、装备，素质均处劣势的不利因素，赵子立主张采用“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翼”的战术方针。作战中不与敌人硬拼，“后退”中变“內翼”为“外翼”，使敌军处于我军的“反包围”中。

一战长沙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应对新形势，日本企望早日结束中国战事，便在武汉会战后，加紧部署对湖南的攻击。
湖南是我国持久抗战仰赖的基地，长沙又为中南军事重镇，为两广、四川之咽喉和门户，经济和军事上至关重要。
1838年11月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国第九战区，司令由薛岳代理。军委会为九战区配置了五十七个师，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了中国军队的王牌（王耀武第74军、杜聿明第5军）。
日军则以战斗力最强的第11军（辖七个师团和数个独立旅团及空、海军部队）对付我军。
司令官冈村宁次急于和中国军队主力决战，1938年10月底攻占武汉，1939年3月占领南昌，接着就开始对长沙用兵。
日军战略目标为：打击削弱中国军队实力，挫败中国抗战意志，加速占领中国。
鉴于南昌失败的教训，白崇禧、陈诚拟定了死守和放弃长沙两个方案，蒋介石给薛岳下达了“取不守长沙方案”的命令。
冈村进攻九战区前，赵子立组织参谋人员对长沙地理环境进行了调查，对日军的企图、敌我兵力、武器装备、军民气势、战斗后勤保障等做了分析研究。
赵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统帅部单纯“放弃长沙，再图反攻”方案无论从战略上、战术上都是被动的，建议：对九战区各部队防区至少构筑三道（线）阵地，部队纵深梯次配备，逐次坚守抵抗，消耗日军，适时转入反攻，予以歼灭为宜。
且判断敌人在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中，日军最可能从湘北直取长沙，相应提出：“以主动在湘北方面逐次抵抗，诱敌于长沙以北，捕捉而歼灭之”的作战大纲。在“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人.策应作战企图，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
薛岳采纳赵子立建议，电令各集团军调整部署，严阵以待。
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拉开序幕。
日军集结第6、33、101、106师团和第3、10师团一部，配以特种兵、海军陆战队、舰艇部队共十万人；我军先后出动了三十个师、团参战。
我军人数占优，但被动防御、分散防守，且武器装备落后，因而战斗异常激烈，各部在汨罗江地区节节抵抗，将日军诱至捞刀河以南。左翼依托湘江，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在长沙外围与敌人决战。
我第15集团军会同27集团军，将日军包围。
同样，日军第101和第106师团，受到我30集团军的正面抵抗和侧击，中国军队主力74军趁势发起反击，前后夹击包围了敌106师团。
日军频频苦战，战线越拉越长，损失越来越多，会师长沙的希望完全破灭，冈村宁次终于10月1日下令各部撤退。
日军战役目标完全失败，既没能攻占长沙，也未能吃掉九战区主力。
此战举国欢腾。1939年10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不仅能取得战役的极大胜利，而且能够奠定准备战略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固基础。”

二战长沙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军队在新墙河对峙。日第11军司令官已换成了阿南惟畿，他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阿南气焰嚣张、开始策划对湖南的再次攻击。
1941年8月下旬，阿南调配四个师团、四个支队、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两个飞行团、一百八十架飞机、三十多艘军舰和两百多艘汽艇，9月10日下达“加号作战”命令，18日开始攻击。
九战区决定继续采用“对湘北主攻之敌节节抵抗，迟滞疲劳敌人，步步诱敌至捞刀河、浏阳河地区进行决战；对非主攻方向之敌，力求将之夹击在赣北、鄂南山区各个击破”的战术方针。
作战形势突变：日军主攻湘北之前，突然对大云山进行扫荡，27集团军再次进行反扫荡，又使日军第40师团陷入我军反包围之中，使其损伤惨重（日大云山战斗几乎占二次长沙会战伤亡的一半）。
事出意外！阿南完全不同冈村宁次，一反“两翼迂回”的常规作战方式，采取中央强力突破，置40师团遭歼于不顾，不惜牺牲一个师团来牵制中国四个主力师，为全线进攻做掩护。
日军9月18日晨突然发起全面进攻，集中力量用四十四个大队、三百二十二门大炮在航空兵和战车协同下，对新墙河以北二十公里宽的正面强力突破。
我军防线很快被突破，日军仅用两天就越过新墙河，攻抵汨罗江北。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耗用了八天时间，日军大规模快速推进，一举打破了九战区原来的军事部署。
薛岳在惊慌之余，一方面电令四个师坚守汨罗江南岸，另一方面调战区主力从东侧进攻日军，同时又急电军委会，请求派四个军支援，以图在汨罗江地区与日军决战。
此时赵子立，对司令官在汨罗江地区与敌决战的部署持有异议，对调动战区主力驰援另有主张，建议：我军精锐74军及第10等三个军在驰援途中，应予汨罗江至浏阳河间纵深部署，交替抵抗，歼灭其部分有生力量，不必急于赶来会战，把握援军到齐时的有利战机，再予一举反攻。同一天，军事委员会也制订出和赵子立建议相同的战略方案“节节抵抗，避免主力决战”，并于20日下达给九战区。
薛岳个性顽执，一战长沙的胜利助长了他的骄兵情绪，不考虑赵子立的建议，更置军事委员会的方案予不顾，不仅要与日军决战、更要提早与日军决战。后来，终因棋错一步，加之侦察谍报不力等因素，致九战区部队处处被动挨打，汨罗江防线濒临瓦解。
我军各部英勇奋战，但损失惨重，74军在增援途中遭日军第6师团和40师团夹击，还打破常规、黑夜突袭军部，挫败了中国王牌军。
9月27日，早渊支队攻进长沙。至此，抗战爆发以来，日军第一次进入长沙城。
此次长沙会战，大云山牵制了27集团军主力，使日军轻易突破防线南下，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又坚持速求日军决战，致使我军损失惨重，伤亡及失踪兵力达七万之众。
中国守军的浴血奋战也使日军遭受重创，我军歼敌三万余人、击落敌机六架、舰艇九艘。
日军虽然占领长沙，其付出的惨重代价难于短期缓解，加之供给线频遭破袭，阿南惟畿深感危险，占领两天便退出长沙。
10月中旬在衡山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经验教训，蒋介石多次发表讲话，薛岳反省了自己，并对作战各部进行了赏罚。
第二次长沙会战可以看出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日本已经不能像抗战初期那样随意攻城掠地，但日军仍有强大作战能力，还能给中国军队造成严重打击。
赵子立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速战决战”长沙的异议，正是基此考虑，其拟定的战术策略体现了他的军事智慧。

三战长沙
九战区二战长沙受损，会后总结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新制定“后退决战”的战略方针，薛岳著《天炉战》一书。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拉开了攻占马来、菲律宾的南方作战行动；攻占香港的任务交给了中国派遣军。阿南立即向日本大本营建议，配合南方作战行动，再对湘北发动攻势。这样，第三次长沙会战又开序幕。
日军12月13日下达作战命令，调第6、3、40师团共计七万多人，计划：在汨罗江歼灭我第20和第37军，结束作战。
狂野的阿南独断决定把战略性牵制作战、改为深入湖南腹地进攻长沙的歼击战。
这样终于给九战区抓到一个有利的反击机会，让“天炉战”大显威力。“天炉战”法，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置成网状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最后将敌推到决战地区，实施围歼。
赵子立身为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高级幕僚，对制定长沙会战的战略、战术方案提出不少建议，大部分被薛岳采纳，薛岳的“天炉战”法吸收了赵子立的许多建议。
1941年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大幕拉开，按11军原作战计划，抵达汨罗江南岸的日军，应全力合围中国守军第37军，然后结束作战。阿南惟畿独断骄横，突破37军后，径直向长沙进击。
薛岳传令37军向金井东山区撤退，转至外线等待反击。同时，将重炮、工兵悉数拨给第10军坚守长沙城。
蒋介石为防止过早使用第二线部队，致电薛岳：“……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
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薛岳向战区各部队下达命令：“战区以包围歼灭进攻长沙之敌为目的，决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敌军，行求攻击歼灭之。”
同日，日军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在二十余架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我方阵地进攻。
日军攻城三日，死伤惨重，未能入城池半步。阿南无奈、放弃攻占长沙计划，准备4日夜间撤退。此时，我军多部正向长沙推进，获悉日军将要撤退，立即改变部署、从不同方向对日军展开围追堵截，以实现在汨水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第11军的作战任务。
同时，日第40、3、6师团、第9混成旅团均遭我军围堵，几乎全军覆灭。
当日本南方军势如破竹攻占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兴高采烈庆功之时，侵华中国派遣军在长沙遭到了惨败，从长沙城下到汨罗江畔，日军横尸遍地。战报统计，我军共毙伤日军五、六万人。
九战区的“天炉”熔化了骄横的“太阳旗”。
三战长沙是中国抗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为以前各战役所少有，让世界刮目相看：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连克曼谷、关岛、威克岛、马尼拉、香港，唯在长沙大败。
英国《泰晤士报》称：“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彩云，确见光耀夺目。”
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道：“华军之胜利，即为同盟国之胜利，且信全球抵抗侵略之战争，为一不可分性之整个战争。”
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斐教授评论道：“长沙三次大捷，华军之援缅，及太平洋战事爆发以来，华军几次发动有利于同盟之反攻，已使敌人对东南亚之压迫，大为减少。”
第三次长沙会战捷报传到海外，美国国会当即中止会议，全体议员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表示祝贺。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贵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赵子立擢升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并荣获云麾勋章。

“长衡会战”——四战长沙
长衡会战是日寇进攻长沙和衡阳两个中心城市的一次大会战，时间长达四个月。
1944年6月6日，美、英在诺曼底登陆，同月15日太平洋塞班岛开战。美国罗斯福总统希望蒋介石在中国战场拖住日军。国际形势变化促使日军加紧了在中国战区的步法，决定再发动一次大型军事行动——长衡会战。
日军先对长沙进行攻击，调动二十万步兵，同时配备骑兵、炮兵、工兵、战车、汽车三百辆、飞机六百架，为中日开战使用兵力之最。
军事委员会要求制定作战方案，薛岳片面认为日军还会像前三次打长沙那样，从岳阳正面进攻，依然决定采用“天炉战法”。
参谋长赵子立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此次须谨慎决策，注意敌军变化，准备不同备案。
薛岳坚持长沙守军吸引日军主力，我军主力控制两翼，用外围进行反包围，最后里应外合，消灭日军于长沙郊外；在湘江东西两岸诸水系地带布置，最后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27日战斗打响，日军在一百多公里宽的战线，分东、西、中三路齐头并进攻击，后面还备有二线兵团，多面穿插。一时间汨罗江以北到处是日军，我原计划的外围部队反被包围，薛岳的部署顿时被全盘打乱。薛岳在岳麓山把指挥所留给了参谋长，对赵子立做了交代，自己只身去了耒阳。赵子立临危受命，临阵沉着应变，组织部队拼死抵抗。东路日军与我守军激战，占领平江，兵临浏阳城下。
西路日军强渡洞庭湖，向沅江南迂回攻击；日主力中路军，集中四个师团强渡新墙河，突破我军阵地，直抵汨罗江北岸；东西中三个方向，九战区部队各自拼死阻击，战斗异常激烈。
长沙守军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薛岳缺位，拥兵自重，按照自己的意图部署部队，且张又和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矛盾不和、不相协调，由于守湘潭的三个师的撤退，长沙很快被日军包围，岳麓山主峰危在旦夕。长沙守军主阵和岳麓山炮兵阵地，均遭敌加农炮和日机轰炸，一片火海。
张德能始感自己调配不当，临阵转移兵力，匆匆下达命令，师长、副师长率先渡江，致使部分守军误为开始撤退，部队一片混乱。日军最终进入长沙，攻上岳麓山峰。
参谋长赵子立和炮兵指挥官一直坚守在岳麓山指挥所，直到日军突击队将指挥所包围之际，才迫不得已冒死突围。赵子立临危受命，部署部队组织抵抗，虽不敌东西中三路优势日军，但给予他们重大打击，共毙伤日军两万余人。
张德能在“长衡会战”中，不听从参谋长指挥，擅自行动、临阵退却、对丢失长沙有重大责任，蒋介石把张德能军法处置。
日军突破长沙防线开始转向衡阳。
方先觉第10军一万七千人坚守衡阳，顽强抗击日第11军五个师团达四十七天。日本战史记载：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长衡会战”开创了抗战中“一个城市争夺次数最多、一个城市坚守时间最长”两项战史。
战后中日双方战报统计，均伤亡六万余人，可见战争之惨烈！
“长衡会战”给日军以致命打击，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有力支援了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也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丧钟……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子立担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27军军长、第五绥靖区副司令官、第四兵团司令官、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
解放战争时期赵子立率部起义。
赵子立深知作战官佐的重要性，早在1932年就担任军事训练班主任，又因曾担任陆军大学中将兵学员教官，兼乙级将官班主任，后被刘伯承调往南京军事学院，担任军职以上将领、高级系第一组战术教学工作。
李德生、杨成武、杨得志将军等都听过他的课。其教学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很有特点，深受刘伯承元帅和听课将领的好评。赵子立治学严谨，工作兢兢业业，刘伯承称赞其治学精神为“三更灯火五更鸡”。一生可谓之将军教官。
赵子立作为一名高级军事将领，有出色表现。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先后荣膺云麾勋章、宝鼎勋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做出重要贡献。
解放后赵先后任全国政协专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北京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全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1992年2月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