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救宝 《五牛图》、《中秋帖》等国宝是如何购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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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岛救宝 《五牛图》、《中秋帖》等国宝是如何购回的？                                                                            2026-06-09 10:22                                        

发布于：天津市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的大街小巷仿佛都在上演一场文化的离散悲剧——大量国宝级文物悄然流出国境。这时，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毅然组建了一个秘密收购小组，在徐伯郊等几位志同道合者的协助下，他们肩负起抢救流散文物的重任，仿佛在历史的暗流中划出一条光明之路。  

这段国宝抢救史，在当时完全属于地下工作，参与者守口如瓶，像是夜行的影子，几乎无人知晓。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段历史才渐渐浮出水面。然而，官方档案与原始密件的缺失，使得很多细节至今仍模糊不清，甚至被误传。  

2019年底，一批1952年至1958年的信札被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166页的文献，记载了郑振铎与徐伯郊及文物局官员之间的往来信件与电报存根。这些信札如同历史的余温，将一场曲折、秘密、繁琐而激烈的文物争夺战缓缓呈现在世人眼前。许多原本漂泊不定的文物，如书画《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以及荀斋善本、陈氏古币等，终于得以脱离浮沉，归于国家的怀抱。  

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写信给周总理，表达将自己珍藏的657件陶俑全部捐赠北京故宫的意愿。信的末尾，他小心翼翼地提到，这批陶俑数量庞大，需要专门包装、托运，而他却无法负担相关费用，还有几件陶俑因债务抵押，希望国家给予一定资助。周总理立即批示，由国家出包装和运输费用，并帮助郑振铎还债。若不知内情的人，恐怕无法理解：这位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为国奉献珍宝，却仍有如此世俗困境。  

郑振铎少年成名，痴迷藏书。日军侵华期间，江南名藏多被战火焚毁，古籍善本散落租界，纷纷落入日本人之手。他在痛心之余，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以及故宫元老徐森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争取到中英庚款，在上海秘密抢购民族文献。他的工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正如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所写：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我为何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但我不能逃避责任。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自信于‘狂胪文献’之事。  

他耗尽心力，收集、保全、整理文献，最终将2390部珍本善本陆续装箱邮寄至香港大学。但1941年香港沦陷，这批藏书也随之被日寇劫掠。他的儿子回忆，父亲对这些书念念不忘，长期酩酊大醉，常常自责收书是多事。  

经过四年的辗转，这批古籍终于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与伊势原乡下被寻获，并于1947年由王世襄代表清损会专程追回。收书告一段落后，郑振铎又发现陶俑面临同样危机。陶俑作为古代随葬冥器，历来被视为不祥之物，因而在清末就已大量流向海外。郑振铎一边痛斥这些行为如同卖国，一边不惜举债抢购，如故宫雕塑馆的唐三彩骆驼俑，他在1948年以几近倾家之资购得，却因资金不足采取抵押方式，直到1952年才由国家赎回。  

为了与实力雄厚的国外收藏者竞争，他不得不深夜写作、翻译谋生，生活节俭到只吃面包喝水。夫人虽忧心，但他仍坚定信念：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书生亦是战士，唯有前进，绝不退缩。  

国民党败退时，他所收古籍再次颠沛流离，与故宫文物一起迁往台湾。如今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库，几乎全由同志会抢救收购而成。1949年3月，他刚到北平，便联合310位文化界名人发表《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宣言》，筹划追讨散佚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首任文物局局长。1951年，陈君葆在日记中提及香港搜求文物：可由私人相机购买，备将来政府按价收取。这表明，收购计划早已酝酿，只是尚未制度化。虽然许多报道称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于1951年，但信札表明，正式行动是在1953年，前期更多是机缘巧合与误打误撞。  催化剂源于二希——《中秋帖》《伯远帖》的回购。两帖历经波折，最终在郭昭俊手中押于香港汇丰银行，眼看就要公开拍卖。消息传到中央，庄世平秘密报告政府，而巧合的是，郑振铎正好途经香港，徐伯郊将消息告知他，郑振铎随即紧急向政务院报告，请故宫赎回。1951年11月8日，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按总理指示出发香港，马衡与徐森玉同行，组成三人专家小组。  徐伯郊的角色至关重要。他风度翩翩，幼承家学，熟悉文物与银行操作，能独立鉴定、议价，并穿梭港内外，行动隐秘可靠。1951年宝礼堂藏书回归及二希回购，他皆全权办理。他与张大千私交甚笃，为收购张藏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提供便捷条件。张大千坦言手头紧张，愿以折价出售国宝，徐伯郊斡旋谈判，确保文物入国。  收购行动复杂而隐秘，信息必须保密，徐伯郊常复写信件多份寄送，郑振铎亦署名玄览以掩身份。随着国内三反五反运动的压力，他反复叮嘱助力者注意谨慎。1953年下半年，小组运行上轨道，王毅负责具体联络，郑振铎制定收购原则和清单，整个机制逐渐规范化。  信札中，郑振铎强调收购以古画为主，优先宋元书画，铜器、玉器、漆器精美且价廉者亦列入，逐步形成通盘计划，涵盖易散易损文物及书籍、古币等。1952至1953年间，他与徐伯郊频繁互动，配合默契，一个掌握全局，一个奔走前线，收购成果丰硕。徐伯郊放下公子哥习气，全力以赴，心中信念坚定：多争取一件，便是为国家多做一件事。  多年后，他曾向密友回忆，被召到北京向郭沫若、沈雁冰等汇报工作，周总理亲切叮嘱。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丰厚成果：1952至1957年间，信札中讨论的书画超过140种，成功回购40余种。每一件文物的回归，都是无数心血与智慧交织的结晶。  在香港与海外市场竞购文物，常面临资金紧张、支付困难，但郑振铎深知：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凡有可能被美帝收购的，也必须先购。他与徐伯郊的执着，使诸如米友仁《潇湘奇观图》、赵孟坚《墨兰卷》等名作得以保留，而部分作品则流向海外。信札中满是筹划、奔走、谈判的细节，字里行间写满了对文化的赤诚热爱与责任感。  无论是抗战期间保全善本，还是在香港市场竞购，支付压力从未让他们退缩。郑振铎曾叹：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徐伯郊亦以看在文物之面上全力以赴，即便面临资金困难、险些得罪朋友，他始终坚定守护文物的信念。这一段历史，展现的不只是文物回归，更是信念与文化守护者的无悔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