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刺的金达莱：朝鲜如何将清朝当棋子 玩转大国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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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刺的金达莱：朝鲜如何将清朝当棋子 玩转大国博弈   

        2016年02月18日 09:27
           作者：雪珥

核心提示：在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温情面纱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庞大的大清帝国，在朝鲜眼中未尝不是一颗特大号棋子，可以用来“以夷制夷”……

19世纪末的朝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09年6月15日，作者：雪珥，原题：带刺的金达莱：帝国时代的朝鲜问题
公元1908年，大韩帝国关闭了设立在首都汉城后苑春塘台的“大报坛”。这一专门表达对明朝皇帝感恩、怀念之情的祭坛，在历时204年后，终于成为历史遗迹。
在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温情面纱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庞大的大清帝国，在朝鲜眼中未尝不是一颗特大号棋子，可以用来“以夷制夷”……
1“皈”清复明绵里藏针
“清明”同尊，其实正是朝鲜王室下出的一招妙棋
1646年11月，日本对马岛主的使节来到汉城，他此行的使命是说服朝鲜国王，接受台湾郑氏政权的邀请，组建联合军队，动员“百万之众”，讨伐满清，恢复明室。朝鲜国王李倧（仁祖，1623~1649年在位）大为称许，派出使节回访对马岛，并敦促日本幕府及早出兵。
此后，朝鲜几次“北伐”动议都归于流产。其实，朝鲜王室也只是想利用北伐动员民意，以便巩固和加强王室集权，同时转移民众对内政的注意力，并进一步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影响。
北伐成了画饼后，朝鲜国王采用了一个更为高明的办法满足民意。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
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悄悄筹备的北伐不同，祭祀明帝是一场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政治秀，而且与尊清工作并行不悖。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
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清明”同尊，其实正是朝鲜王室下出的一招妙棋：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
2以华制夷一箭双雕
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中国在朝鲜、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FrederickLow)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JohnRodgers)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
这一在历史上被称为“辛未洋扰”的事件，起因于5年前（1866年）的“舍门号事件”（GeneralShermanincident）。当时，一艘名为舍门号的美国武装商船，前来朝鲜要求通商，遭严拒后与朝鲜军民发生武装冲突，搁浅被焚，船上美国人多被杀死。
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而朝鲜方面，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
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3大清发威驻军朝鲜
张謇提出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
琉球事件对中国的朝贡和藩属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明确提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李鸿章亦担心：“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这一年(1879年)，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机，向朝鲜派驻军队，并随后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在中国的推动甚至包办下，朝鲜先后与西方列强缔结了条约，而在最早的朝美条约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甚至经常缺席会议，令负责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助手马建忠大为恼火，指责朝鲜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对大清政府阳奉阴违。大清国既想维护宗主关系、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条约签订之后，以朝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的内容，但这样的单方面声明，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大成问题。
在日本的鼓动下，朝鲜成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别技军”，由日本军官出任教官，其待遇远远高于旧式军队。1882年，旧军因长时间没有领到粮饷，发生哗变，并与新军发生冲突，攻打日本公使馆，拥立归隐多年的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大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维和”，并将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捕，带回天津软禁。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并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同时，中国也与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设立了租界，大批华商开始进入朝鲜。
随军驻扎朝鲜的张謇，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而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中国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则国自保，民自靖”。李鸿章看了张謇的建议，痛斥其“多事”。最终中国采用的依然是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
随着朝鲜的被动开放，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进一步认识，国内随即形成了一个主张学习日本、进行改革的“开化独立党”，将改革开放与从中国手中彻底“独立”视为表里，中国成为他们的最主要假想敌。而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获胜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将越南拱手相让，再度令天朝上国的威望在朝鲜一落千丈。
1884年，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而考诸史实，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朝鲜则早已脱离大清，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李鸿章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这是公允的。
4同床异梦外交离心
朝鲜谋求外交自主，中国政府被韩式“太极拳”戏耍
虽然开化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已被打倒，但朝鲜“去中国化”的意识，却随着对外开放而日益增强。1887年，朝鲜决定要向列强派驻使节，并在这一问题上再度与中国政府玩起了捉迷藏。
这年8月，闵泳浚出任朝鲜驻日“代理大臣”，朝鲜政府采取“去后始咨”的办法，在其成行后才通报中国，中国未及时表示反对。9月，朝鲜决定向美国及欧洲（向英德法俄意五国合派一使）派遣“全权大臣”，依然“去后始咨”，这激起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弹。
一开始，掌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相当隐忍的，他指出：“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
朝鲜答复说，因为与各国订立了条约，各国多次邀请朝鲜派驻使节，盛情难却，不得不派。
袁世凯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派使，而在于朝鲜为什么不事先与中国商量。
朝鲜解释说，正准备向中国发文商量，就收到中国的质问公文，“殊甚歉愧”，并援引此前向日本派使的情形，表示“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
平心而论，大清国对朝鲜的指责在情而不在理，与自己一手促成的朝鲜对外“条约体系”相矛盾。既然朝鲜的报告写到“情词恭顺，具见悃忱”，大清也就找个台阶下，劝朝鲜说，你们现在经济实力还很弱，没有必要再平白地增加驻外使节这笔巨额开支，而且，如果以后因经费问题半途而废，反而会被人家笑话。
朝鲜不听，大清国也无奈，只好另提要求：朝鲜驻外使节遇有公事必须先向中国使节请示，如无法确定，则应请示李鸿章，朝鲜对此表示接受。中国同时提出，朝鲜外派使节均为“全权大臣”，而中国外派使节均是“公使”级别的二等官，在外交场合会出现“级别倒挂”的尴尬，要求朝鲜将使节级别降为“三等使节”。朝鲜对此婉拒，说既然已经通知各国，不便再改，可以等递交国书之后再把大使召回，另派级别低的参赞负责日常管理。
几番折中，中国也没办法，最后，只是要求朝鲜接受外交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朝鲜使节到任，应先赴中国使馆，由中国使节“挈同”前往外交部办理手续；在外交酬酌场合，朝鲜使节必须跟随中国使节之后；所有重要外交交涉必须先请示中国使节。这就是朝鲜外交史上的所谓“三端”。朝鲜表示完全接受，并将认真执行。
但是，朝鲜派驻美国的大使朴定阳到任后，对这“三端”一条也没有遵守。袁世凯也在汉城与朝鲜政府进行交涉，但朝鲜对他一连四道抗议信置之不理。
朝鲜方面随即又提出要修改“三端”内容，中国起初坚决不允，但最后双方妥协：将朝鲜意见最大的“三端”第一条，朝鲜使节需由中国使节“挈同”之词，改为“节制”，同时增加中国使节有随时撤换朝鲜使节的权力。
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对朴定阳的处罚，朝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就是拖着不办，一年后，朴定阳才“因病”被召回，中途“病势加重”而滞留日本半年多，令虎视眈眈的袁世凯鞭长莫及。朴定阳悄悄回国后，被袁世凯侦知，要求朝鲜政府依法惩处，朝鲜依然拖延推诿，袁世凯大怒，甚至将朝鲜政府的照会原封退回以示抗议，但朝鲜不为所动，最后以朴定阳因病辞职不了了之。
5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英国希望中日不会因此而刀兵相见，维持地区稳定
在中国的言传身教下，朝鲜开始娴熟地运用着“以夷制夷”的方式，周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之间。
1894年（甲午年），不堪腐败政府压榨的朝鲜农民，爆发大规模暴动（东学党起义）。危机之下，朝鲜政府只能请求最可靠的“老大哥”中国出兵救难。中国出兵后，日本以“护侨”为名大举兴兵入朝，朝鲜危机立即由内部动乱转为中日的军事对峙，一触即发。
英、俄等国多方调停未果，就在甲午战争打响前几天，一心要维护东亚安定的英国抛出了个惊人提议：沿仁川、汉城一线分割朝鲜，由中日两国分别占领。
其实，这一提议是由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首先谈起的。1894年7月14日，青木周藏晋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商谈英日商约修改之事。双方论及朝鲜局势，青木建议，由于中日两国不可能达成从朝鲜撤军的协议，最好的方案就是两国继续共同占领，分头驻扎，即双方军队撤出汉城和仁川，以此为界，日军占领朝鲜南部，中国占领朝鲜北部。如此，不但可以避免双方冲突，还可以逐步实现改革朝鲜内政的谈判。
从事后的各方走向看，青木周藏此一建议，并非日本官方政策，有可能是这位老辣的外交官对汲汲于调停的英国的忽悠，也有可能是他确有此想法，先作一试探。
但金伯利一听，大为激赏，遂作为英国新的调停目标，电告驻中国公使欧格讷，要求其与总理衙门协商，以此作为防止冲突、争取谈判时间的应急措施。
7月16日，金伯利亲自将此提议告知中国驻伦敦公使龚照瑗。7月19日，李鸿章所转龚照瑗的电报送达总理衙门。李鸿章认为，中日分占朝鲜以汉城为界不妥，因中国军队主要集结在朝鲜南部的牙山（此处是东学党叛乱的前线），如此划界、容易引起冲突，不如请英国要求日本撤出仁川，将其作为“通商公共地”。
总理衙门认为，将朝鲜分割为南北两半，中国控制北朝鲜，与此前军机处提出的将驻朝军队往北收缩是相符合的，遂决定接受分占朝鲜的建议，同时要求李鸿章处理好被隔离在日军防线南边的清军如何安全北撤的问题。
这时，日本方面变卦了。日本驻华临时公使小村认为，分占朝鲜的方式只对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有利，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日本政府也并不准备接受这一和平获得“南朝鲜”的机会，在7月21日发给青木的训令中，明确拒绝这一建议。
英国当然很不高兴，但还希望日本能回心转意。7月26日，英国驻日本代办巴健特向日本外相陆奥提交备忘录，解释说分占朝鲜就能避免中日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此前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过分的，但中国方面表示可以考虑将日本所要求的在朝鲜“与中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平等”，改为“与其他列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平等”，并且表示，“日本政府不应失去此时机，因为中国以后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准备倾听我们的劝告”。
巴健特所不知道的是，就在前一天，日本军舰在朝鲜不宣而战，攻击了中国军舰及运输船，并且打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日本所希望的，不是汉城以南，而是整个朝鲜！
6世态炎凉华人受难
“朝鲜妇孺多有见华人而呼为清国狗者”
1894年7月23日凌晨，汉城王宫爆发了激烈的枪战，时间长达3小时。在优势的日军火力面前，朝鲜守军寡不敌众而败退，朝鲜国王被日军劫持。随后，汉城街头贴满了日军的文告，宣称朝鲜从此从满清的手里解放出来，成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当日，日军裹挟大院君再度摄政。
7月24日，中国驻朝鲜各口岸的领事馆撤旗回国。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并且“邀请”日军代为驱逐在朝鲜境内的一切中国军队。这是朝鲜第一次向中国发出宣战书，因中国官方机构已全部关闭，宣战书送交给了英国驻汉城总领事馆，委托英国临时代办嘉妥玛代转中国。可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两天，率先爆发的其实是“中朝之战”，只不过朝鲜方面由日本人代劳了。
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中国运兵船，打沉由英国船员驾驶、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高升号”，造成千人死亡的惨案，激起英国军方和外交界的愤怒，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亲率主力舰队，进驻仁川，停泊于此的日本舰队迅速撤离，避免接触。
同时，日本陆军向镇守朝鲜牙山的清军发起攻击。当时在英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担任秘书和翻译的徐寅辉，是留在朝鲜的少数享受英国外交特权保护的华人，根据他的记载，在牙山之役中，日军逼迫朝鲜军队作为先锋，而在其凯旋时，又强迫朝鲜军乐队郊迎三十里。大量滞留在朝鲜的华人突然成了无家可归的敌国侨民，英国领事馆立即宣布对华人和他们的财产予以保护，并表示，华商完全可以照常在朝鲜营业，有任何委屈由英国做主。英国领事馆顿时成为难民营，收容了大量滞留华人。
随着清军在战场的屡战屡败，朝鲜汉城府突然宣布，英国领事无权庇护华商，所有华人必须一律归朝鲜政府管辖，不得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一告示颁布后，“朝鲜巡捕遇华人辄盘诘，动以汉城府挟制”。更令华商们悲愤的是，汉城地方官员告诉其民众，从华商那里不论购买什么商品，可以任意开价，如果华商嫌亏本不卖，就可送官究罪。一时间，华商人人自危。
英国领事馆得悉情况后，立即向朝鲜外务部交涉，要求其警务厅必须通告官民人等，如果朝鲜巡捕和百姓欺压华商，一经告发，从严惩处。在英国的压力下，华商的窘困局面得到了缓解。
不久，朝鲜官方又出了新花样：在朝鲜的中国商民，“难保尽属善类”，如果发现有形迹可疑的，可以随时拘拿。根据徐寅辉的记载，此令一出，“无赖韩民藉端讹诈，挟嫌诬攀”，每天都有好几起，华人又难以立足了。英国领事馆继续出面抗议，但这次，朝鲜政府连英国的面子也不给，绝不答应撤销此令，但同意涉及华人的任何纠纷，交由英国领事馆审判。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大屠杀。朝鲜的反华气氛也达到了高潮，“朝鲜妇孺多有见华人而呼为清国狗者”，在朝鲜的日本人则看到华人就“以手作刀势，自砧其头，盖言华人皆作刀下之龟也”。
徐寅辉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先后办理了数百起涉及日本人和朝鲜人的纠纷，他的交涉稿“言词均极激昂剀切”，连帮他誊抄的人（应是朝鲜当地员工）也“执笔时栗栗危惧，不敢下，恐朝鲜政府追究抄写之人，为祸不浅也。”
当然，滞留朝鲜华人同胞的一些行为，也令这位特殊外交官愤恨不已：
日军占领威海卫的消息传来时，正是上元节（元宵节），有华商还召集朝鲜歌妓寻欢作乐庆贺佳节，朝鲜人见了，都痛骂这些人“不知国耻，蠢如豚犬”；
5名华商因偷吸鸦片，被朝鲜巡捕抓去，英国领事馆出面索回后，其中一人还要求英国人把他被没收的烟具也一并要回，徐寅辉感慨说：“何怪外人动言吾华为少教化之人乎！”
尾声
1895年，中日双方订立《马关条约》，正式宣告朝鲜独立。至此，中国所有藩属国全部丧失殆尽，门户洞开，周边毫无战略缓冲余地。
1897年，朝鲜宣布建立大韩帝国，大韩皇帝终于可以和大清皇帝平起平坐，自称为“朕”了。大清国几乎立即予以正式承认，再度展现泱泱大国“以德报怨”的奇怪胸怀。
1904年，日本和朝鲜签订保护国条约。朝鲜那些在李鸿章年代就开始捉迷藏般开展的自主外交，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寸步难行，甚至连大韩皇帝的玉玺也被日本人夺走，加盖在日本人希望达成的对外条约上。
1908年，朝鲜向中朝边境上的“间岛”地区派驻官方机构，与中国边民发生冲突。这一地区，本是中国为了收留朝鲜难民而特许其开发的中国领土，朝鲜却声称是其领土，中朝两次领土谈判均因朝鲜的蛮横而失败。同年，朝鲜停止祭祀明朝皇帝。
1909年，间岛问题被列入中日重要谈判议题，面对中国方面提供的过硬证据，作为朝鲜“保护者”的日本人同意中国对间岛享有完全的主权，但中国被迫在其他涉及东北的事务中做出大幅度的让步。同年，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刺客开枪打死。
1910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一年之后，大清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