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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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上七步

两年来，中美海上较量举世瞩目，持续不断。战略学家都清楚，这背后隐含的是一个巨大历史转机的出现——中国海上崛起的进程开始了。中国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做好怎样的准备？凤凰国际智库“中国海上崛起报告”将这一进程中面对的问题、具体的设计予以展现。

    我们的团队    就像大海的朦胧与无形一样，制作“中国海上崛起报告”并不容易。在涉及领域和层面极为繁复的条件下，清楚地将无形化为有形，需要十分专业的知识和宏大的战略思维。幸运的是，在本报告中，我们集合了国内研究海权、外交、军事及国际战略问题的多位重量级专家。

    成员：
    总策划凤凰网总编辑邹明。学者胡波、薛力、左希迎、马尧、王鹏、章骞，以及策划执行赵全敏。


   相比陆地上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海洋的静谧总能让人放松和惬意，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知喜悦了多少人。不过，人类痴迷大海，绝不仅仅因为精神上的原因，它赋予人们的力量和财富甚至决定了一国之强大与否。我们有必要理性分析中国的海洋利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当今世界海洋政治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海洋综合实力、海洋强国兴衰史，然后做出最佳的战略设计。   
         凤凰国际智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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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崛起     ——这次中国准备好了吗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至今，中国已经做了170余年的海洋强国梦。中国虽然在地缘上一直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古代也曾有非常丰富的海洋实践，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很难齐心协力干某件事情，而建设海洋强国无疑是个很大的例外。近代以来，虽然频遭挫折和失败，但成为海洋强国一直是历代中国精英的梦想；尽管广大民众尚带有鲜明的黄色文明烙印，但他们走向海洋文明的渴望和冲动不容置疑。那么，这次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海洋强国？
            作者：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海权及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发表如《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等重量级学术论文20余篇。
        
                      胡波担任多个政策部门的咨询顾问，《人民日报》、《凤凰周刊》、《联合早报》等多家境内外著名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与撰稿人。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被誉为“理性系统规划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一本书”；新著《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则全面规划中国海洋强国的崛起之路，出版伊始即获得政策圈、学界及社会的高度关注。


   
                 海洋利益遍布全球，警惕眼神比比皆是    21世纪伊始，有关海洋很重要的呼吁和呐喊就再次充斥着中国的大众舆论，学术界的探讨更堪称汗牛充栋。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正式提出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这个词也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图腾。
          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全方位转向海洋，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国家利益是国家一切对外行为的首要动机，没有利益支撑的军事存在和扩张均是不可能持续的，这也是郑和下西洋最终无法进行下去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中国的海洋利益已遍布全球，涵盖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囊括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发展和荣誉三大诉求，不仅包括内水及领海海空空间的绝对安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钓鱼岛及南沙群岛等争议岛礁的主权，以及近海地缘空间的战略安全，还包括公海航行自由、海上通道安全及重要海洋规则的话语权，也包括管辖海洋空间和公共海洋空间的资源开发权利、重要海洋产业的发展与安全及海外海洋权益等。作为一个志于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大国，中国的目光不能止步于维护台湾统一、捍卫近海岛礁主权及主权权益，必须有全球视野，中国在世界广泛存在的海洋利益，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需要走得更远。
          不可否认，中国正在放飞海洋梦想，逐渐具备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潜力。然而，成功并非必然，道路极为坎坷，各类问题和挑战十分严峻。首先，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海洋先天禀赋相对不足。中国的管辖海域仅约300万平方公里，且有近50%的面积与其他沿海国存在争议，远远不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号称管辖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甚至也远不如日本；中国还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面临着同时在陆海两线配置资源的巨大压力，同时，海洋地理相对不利，海洋空间狭小，近海与大洋的通道被岛链所阻。
          其次，海洋竞争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及大国间相互依存的发展，核武器的威慑等因素使得世界总体和平可以预期，跑马圈地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些机会错过了可能就永远错过了。另外，中国周边的海洋安全环境恶劣，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几乎被海洋国家所包围，力量向远海及大洋的延伸及辐射均相对困难，并同时与美国、日本等海洋强国存在激烈的战略矛盾和“安全困境”；而且，东亚海洋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与几乎所有的隔海相邻或相望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议，周边大多数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海上崛起始终报以疑虑和防范的态度。


           海上实力提升迅速，但四大弱点还需承认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器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与英美等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时代相比，中国海上崛起所面对的时空条件已然发生诸多重大改变。其一，当今世界，海权概念内涵出现巨变，海洋政治的内容更加丰富均衡，任何国家均难以延续或效仿海权论鼻祖马汉笔下以“贸易即势力范围扩张”和“控制海洋”为基础的二元海洋强国之路。
          其二，大国海上和平竞赛的特征非常明显，军事力量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而非用于实战，海洋发展超越海洋控制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参与海洋的最重要动力。其三，技术的变迁加速了海上权力的分散，海洋控制变得越来越难，而随着导弹、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等的发展，大陆强权依托“反介入/区域拒止”技术通常能在毗邻的近海对远道而来的海洋强国构成挑战，事实上，美国的海上霸权将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近海区域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地区都将给美国带来严峻挑战。
               这些新的海洋政治的发展趋势，不仅是美英这样的传统海洋强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问题。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是残酷的，在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想要什么，而是你能要什么？
          实力永远是一切战略设计及运用的基础。实力也不仅仅指军事力量，还包括经济规模与质量、外交操盘水平和国家政策保障状况等。总的来看，中国近些年来的各类实力增长都十分迅速。海上力量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展潜力其他海洋强国难以望其项背；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外交方面，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中国塑造及运用规则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快速缩小；涉海战略规划和有意识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中国涉海机构的决策和执行效率大大提升。
          当然，发展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中国的综合海上实力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甚大，在海外基地、盟友体系、行动经验和科技水平等方面，中国甚至还不如英法日等二流海洋强国。


          确定自己是老几，目标规划有三块          强弱是相对的，中国海洋强国需要在国际体系中有自己的坐标，即中国能算老几？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名次。笔者基于对现代海权概念的理性认知，立足于发展的视角，综合考虑中国的利益取向、地缘特点、自身实力和中国总体的发展方式等因素，通盘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的海上权力目标可以规划为以下三大方面：
                 
           
                   从军事的角度而言，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海上老二，应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地区性海上力量；从参与海洋机制及秩序的角度而言，海洋政治多极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要立志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极；从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角度而言，中国要立足近海、放眼全球，积极成为世界第一大海洋经济强国。
      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梳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俄罗斯、美国海洋强国兴衰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恒定的历史规律。
      一是海洋强国的长久维系需要一个开放有活力的经济体系和一个稳定高效的政治体制，这既是英美的成功之处，也是其他海洋强国昙花一现的重要教训；二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确实面临着陆海难以兼顾的困难，其海洋战略和政策的延续性往往很成问题，今天的中国仍然会面临当年法国和德意志帝国所遭遇的挑战；三是能长期称雄世界的海洋强国不仅具有强大的硬实力，还需要有必要的软实力，能引领世界海洋政治的发展潮流，如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美国提出的航行自由都是他们长期主导海洋秩序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支撑；四是海洋军事及海洋经济必须协调发展，缺乏经济回报的海上强权注定难以持久，德意志帝国公海舰队和前苏联红海军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海上力量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其海外利益的需要，也远远超出了其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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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为何这么怕永暑礁建设
     ——中国海上崛起利益清单
   

       中国人与海为伴不知要追溯到多么久远，然而却始终难称海上强者。随着国力不断增强，能力与技术不断进步，直到最近几年，争取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才渐渐清晰。那么，中国的海洋权益有哪些，轻重缓急又如何？不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决策要用多大的力量予以合理的维护。一个大国的海洋权益有多少，主要看这个国家由近及远走出的距离，以及对海岸、海岛、海空、水面、水下这几个立体空间的利用能力。以南海永暑礁建设为例，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就向外界证明了海洋建设和利益维护的强大能力及重点。对此，美国的紧盯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作者：薛力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等，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议题。

                      薛力除了发表学术文章与时事评论外，频繁受邀出席相关学术会议、讲座、讲课等，策划组织了一些大型国际、国内会议，主持一些专题栏目（如凤凰国际智库的“名家丝路策”，中国网的“知名学者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挑战与应对”等），完成了对数十位全球有代表性的海洋法专家与南海问题专家的学术访谈，也参与一些部委的决策咨询与课题评审。

   
                 海洋利益五花八门，轻重缓急各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行动引起国际舆论极大关注。一个原因是海洋的利用价值。以南海为例，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罗里.梅德卡夫就形容为这是个“价值亿万美元的问题”。但这样的简单形容，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海洋利益。
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海洋利益，各国的海洋利益有共性也有差异。大国追求海洋利益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海洋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进行利益分类。
本报告把中国的海洋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四类。核心利益通常指一个国家必须全力捍卫的利益。重要利益指在不影响生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应该尽最大力量保护或获取的利益。一般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应该用一般性力量去争取与保护的利益。次要利益是指一个国家用少许力量去争取与保护的利益。
          不同的海洋利益目标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例如核心利益决定了地盘儿和屏障，重要利益涉及在此基础上的存在与发展，而次要和一般利益是生计以外不那么重要的、可替代的好处与权利。
                  
        确定海洋利益目标的方式多种多样，本报告按照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科学研究等功能领域进行简要分析。
  海洋政治利益包括海洋主权、海洋管辖权、海洋管制权等。海洋划分为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外大陆架、公海等。沿岸国家的内水等同于领陆，领海除了无害通行权外也可以视同领陆，沿岸国家在这两部分海洋享有完全主权，大致上属于国家核心利益。
          对于毗连区与专属经济区，国家享有不完全主权，即享有某些管辖权与经济活动权，因此属于国家的重要利益。各国对公海及其上空有平等的使用权，经过批准还可以开发特定区块的海底资源。这些属于一般海洋利益。公海的海洋运输通道通常具有可替代性，属于次要海洋利益。国际海峡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在没有替代者时属于重要海洋利益或一般海洋利益，在有替代者时属于次要海洋利益。
          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军事安全外的其他安全）。非传统海洋安全利益包括海洋生产、商业运输、科学研究活动的顺利进行，主要指商业航行自由。传统海洋安全利益包括建立海上安全屏障，防止海上军事冲突、军事航行自由，主要是指军舰、潜艇、航空器（特别是飞机）的航行自由，特别是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以及在其他国家领海内（国际海峡除外）的无害通过权。大部分国家认为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等同于公海，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无需预先通知或批准。中国这方面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的立场已经与美国一致，但法律依然要求无害通过须经批准。美国迄今为止遵守了中国的这一法律要求。长远来看，中国有可能调整立场。这种权利属于中国的重要海洋利益。
          海洋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开发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资源，发展国家的海洋经济产业等。海洋经济占一些国家经济比重比较高，如越南大约为50%。海洋经济目前仅占中国GDP的10%，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15%左右，一些沿海省份提出了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的目标，这主要依靠专属经济区与领海。对于这些身份海洋利益属于重要利益，但在中国整体国家利益中的位置，可能少稍低，在一般利益与重要利益之间。而在公海海底的开发、远洋捕捞、在公海与国家海域的经济活动的油气开发与渔业养殖、在北极圈的经济活动等，属于一般海洋利益或次要海洋利益。
          文化可以包括科学研究，海洋文化利益包括海上观光旅游，举办跨海域的文化活动，以及进行海洋科学考察、建立海洋科学基地等。文化海洋利益的获得与维护可以发生在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公海、南北极，以及这些海域的上空，通常属于一般海洋利益与次要海洋利益，少数可能达到重要海洋利益。在南北极的科学考察活动，属于一般海洋利益或次要海洋利益。

          区别中美海洋核心利益的不同               从力量应用的角度界定中国的海洋利益，有助于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合理追求从海洋获得的好处与享受的权利，避免制定过高的利益目标与不适当地使用国家能力。
     如果把“保护世界主要海上通道安全”列为核心利益，等于赋予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同样的任务，这大大超越了中国海军能力，并将之引向与美方直接对抗的境地，显然背离了和平崛起理念。
          一些利益涉及到政治、安全、话语权等，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如何判断需要仔细权衡。这里列出三类：争议岛礁，国际海洋机制，国际司法与仲裁。
                           
                国家领土按照所处的位置可以分为中心领土与边缘领土。在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之前，国家的边疆是动态的，经常随着实力的变化而调整，通常没有边界。民族国家则要求对国家边界进行确认。这是许多冲突与战争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当某些边缘土地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特别重要时。但有些边缘土地的所有权有争议。也就是说，其所有权（即主权）归属是不确定的，在领土归属谈判中属于可交易对象，不同于中心领土，即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领土。
          海洋岛礁也是如此。那些远离本土、无人居住的争议岛礁，邻近国家对其所有权并不重视（军事要塞除外），一般属于次要国家利益。可一旦被发现附近海域有重要经济资源（化石能源、矿产资源等），则有可能升级为一般利益乃至重要利益，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建立加剧了这种升级，但一般很难达到核心国家利益的程度。
     国际海洋机制的确定与维护，历史上多是大国起主要作用，如大陆架制度、海洋航行自由制度。国际海峡过境通行（transit passage）更是冷战
        
      

   美国为何这么怕永暑礁建设     ——中国海上崛起利益清单
   

       中国人与海为伴不知要追溯到多么久远，然而却始终难称海上强者。随着国力不断增强，能力与技术不断进步，直到最近几年，争取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才渐渐清晰。那么，中国的海洋权益有哪些，轻重缓急又如何？不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决策要用多大的力量予以合理的维护。一个大国的海洋权益有多少，主要看这个国家由近及远走出的距离，以及对海岸、海岛、海空、水面、水下这几个立体空间的利用能力。以南海永暑礁建设为例，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就向外界证明了海洋建设和利益维护的强大能力及重点。对此，美国的紧盯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作者：薛力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等，近期比较关注南海问题与一带一路议题。

                      薛力除了发表学术文章与时事评论外，频繁受邀出席相关学术会议、讲座、讲课等，策划组织了一些大型国际、国内会议，主持一些专题栏目（如凤凰国际智库的“名家丝路策”，中国网的“知名学者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挑战与应对”等），完成了对数十位全球有代表性的海洋法专家与南海问题专家的学术访谈，也参与一些部委的决策咨询与课题评审。
   
                 海洋利益五花八门，轻重缓急各不相同    近年来，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行动引起国际舆论极大关注。一个原因是海洋的利用价值。以南海为例，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安全事务专家罗里.梅德卡夫就形容为这是个“价值亿万美元的问题”。但这样的简单形容，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海洋利益。
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海洋利益，各国的海洋利益有共性也有差异。大国追求海洋利益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海洋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进行利益分类。
本报告把中国的海洋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次要利益四类。核心利益通常指一个国家必须全力捍卫的利益。重要利益指在不影响生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应该尽最大力量保护或获取的利益。一般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应该用一般性力量去争取与保护的利益。次要利益是指一个国家用少许力量去争取与保护的利益。
          不同的海洋利益目标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例如核心利益决定了地盘儿和屏障，重要利益涉及在此基础上的存在与发展，而次要和一般利益是生计以外不那么重要的、可替代的好处与权利。
                  
        确定海洋利益目标的方式多种多样，本报告按照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科学研究等功能领域进行简要分析。
  海洋政治利益包括海洋主权、海洋管辖权、海洋管制权等。海洋划分为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外大陆架、公海等。沿岸国家的内水等同于领陆，领海除了无害通行权外也可以视同领陆，沿岸国家在这两部分海洋享有完全主权，大致上属于国家核心利益。
          对于毗连区与专属经济区，国家享有不完全主权，即享有某些管辖权与经济活动权，因此属于国家的重要利益。各国对公海及其上空有平等的使用权，经过批准还可以开发特定区块的海底资源。这些属于一般海洋利益。公海的海洋运输通道通常具有可替代性，属于次要海洋利益。国际海峡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在没有替代者时属于重要海洋利益或一般海洋利益，在有替代者时属于次要海洋利益。
          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军事安全外的其他安全）。非传统海洋安全利益包括海洋生产、商业运输、科学研究活动的顺利进行，主要指商业航行自由。传统海洋安全利益包括建立海上安全屏障，防止海上军事冲突、军事航行自由，主要是指军舰、潜艇、航空器（特别是飞机）的航行自由，特别是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以及在其他国家领海内（国际海峡除外）的无害通过权。大部分国家认为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等同于公海，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无需预先通知或批准。中国这方面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的立场已经与美国一致，但法律依然要求无害通过须经批准。美国迄今为止遵守了中国的这一法律要求。长远来看，中国有可能调整立场。这种权利属于中国的重要海洋利益。
          海洋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开发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资源，发展国家的海洋经济产业等。海洋经济占一些国家经济比重比较高，如越南大约为50%。海洋经济目前仅占中国GDP的10%，目标是到2030年达到15%左右，一些沿海省份提出了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的目标，这主要依靠专属经济区与领海。对于这些身份海洋利益属于重要利益，但在中国整体国家利益中的位置，可能少稍低，在一般利益与重要利益之间。而在公海海底的开发、远洋捕捞、在公海与国家海域的经济活动的油气开发与渔业养殖、在北极圈的经济活动等，属于一般海洋利益或次要海洋利益。
          文化可以包括科学研究，海洋文化利益包括海上观光旅游，举办跨海域的文化活动，以及进行海洋科学考察、建立海洋科学基地等。文化海洋利益的获得与维护可以发生在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公海、南北极，以及这些海域的上空，通常属于一般海洋利益与次要海洋利益，少数可能达到重要海洋利益。在南北极的科学考察活动，属于一般海洋利益或次要海洋利益。
          区别中美海洋核心利益的不同               从力量应用的角度界定中国的海洋利益，有助于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合理追求从海洋获得的好处与享受的权利，避免制定过高的利益目标与不适当地使用国家能力。
     如果把“保护世界主要海上通道安全”列为核心利益，等于赋予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同样的任务，这大大超越了中国海军能力，并将之引向与美方直接对抗的境地，显然背离了和平崛起理念。
          一些利益涉及到政治、安全、话语权等，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如何判断需要仔细权衡。这里列出三类：争议岛礁，国际海洋机制，国际司法与仲裁。
                           
                国家领土按照所处的位置可以分为中心领土与边缘领土。在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之前，国家的边疆是动态的，经常随着实力的变化而调整，通常没有边界。民族国家则要求对国家边界进行确认。这是许多冲突与战争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当某些边缘土地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特别重要时。但有些边缘土地的所有权有争议。也就是说，其所有权（即主权）归属是不确定的，在领土归属谈判中属于可交易对象，不同于中心领土，即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领土。
          海洋岛礁也是如此。那些远离本土、无人居住的争议岛礁，邻近国家对其所有权并不重视（军事要塞除外），一般属于次要国家利益。可一旦被发现附近海域有重要经济资源（化石能源、矿产资源等），则有可能升级为一般利益乃至重要利益，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制度的建立加剧了这种升级，但一般很难达到核心国家利益的程度。
     国际海洋机制的确定与维护，历史上多是大国起主要作用，如大陆架制度、海洋航行自由制度。国际海峡过境通行（transit passage）更是冷战时期美苏合作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但在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酝酿与制定的过程中，中小国家通过抱团用力的方式，在某些议题上也发挥了主要作用，如群岛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海底资源共享制度、领海从3海里扩大到12海里等。《公约》被称作海洋宪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依法获得了大量的海洋综合利益。
          对大国来说，国际海洋机制可能是某些部门的核心利益或关键利益，如美国海军就把全球航行自由列为自己的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不过，这在美国国家利益中则难说达到了核心利益的程度，所以美国可以让自己长期处于“不批准《公约》但尊重其理念”的状态。对中国来说，海洋利益越来越多，用国际海洋机制来获取与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必然途径，不同的海洋机制可能是次要利益、一般利益乃至重要利益，但不大可能达到核心利益的程度。
          国际司法与仲裁是国际海洋机制的一部分，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其公正性还没有被各国普遍接受，因此，即使是同意参加国际制度，不少国家会就某些条款作出保留声明，大国更是如此。
                             
                   大国对于国际司法与仲裁的立场基本上是：低敏感度的功能领域（如捕鱼权争端）可以参与并接受国际司法与仲裁，但在高敏感度的领域（如岛礁归属、海洋划界、海洋刑事犯罪）则持慎重甚至不参与的态度。
   美国1985年1月退出“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后来通过“签署双边豁免协定”替代“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都是例子。中国2006年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排除性声明，对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涉及海洋划界、领土争端、军事活动等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中国也没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司法与仲裁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通常属于次要利益与一般利益，少数可达到重要利益，但很难达到核心利益。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海洋利益在增加，会有更多的海洋利益达到重要利益的程度，通过国际司法与仲裁来保护自己海洋利益的必要性在增加。也许会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相关政策，但这不意味着与中国有关的司法或仲裁案件将大量增加。
      
                           
   
  
时期美苏合作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但在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酝酿与制定的过程中，中小国家通过抱团用力的方式，在某些议题上也发挥了主要作用，如群岛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海底资源共享制度、领海从3海里扩大到12海里等。《公约》被称作海洋宪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依法获得了大量的海洋综合利益。
          对大国来说，国际海洋机制可能是某些部门的核心利益或关键利益，如美国海军就把全球航行自由列为自己的核心利益或核心价值。不过，这在美国国家利益中则难说达到了核心利益的程度，所以美国可以让自己长期处于“不批准《公约》但尊重其理念”的状态。对中国来说，海洋利益越来越多，用国际海洋机制来获取与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必然途径，不同的海洋机制可能是次要利益、一般利益乃至重要利益，但不大可能达到核心利益的程度。
          国际司法与仲裁是国际海洋机制的一部分，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其公正性还没有被各国普遍接受，因此，即使是同意参加国际制度，不少国家会就某些条款作出保留声明，大国更是如此。
                             
                   大国对于国际司法与仲裁的立场基本上是：低敏感度的功能领域（如捕鱼权争端）可以参与并接受国际司法与仲裁，但在高敏感度的领域（如岛礁归属、海洋划界、海洋刑事犯罪）则持慎重甚至不参与的态度。
   美国1985年1月退出“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后来通过“签署双边豁免协定”替代“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都是例子。中国2006年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排除性声明，对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涉及海洋划界、领土争端、军事活动等争端），中国政府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中国也没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司法与仲裁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通常属于次要利益与一般利益，少数可达到重要利益，但很难达到核心利益。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海洋利益在增加，会有更多的海洋利益达到重要利益的程度，通过国际司法与仲裁来保护自己海洋利益的必要性在增加。也许会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相关政策，但这不意味着与中国有关的司法或仲裁案件将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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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美国新打法是关键     ——中国海上崛起六大挑战
   

       出“中国海上崛起报告”序言篇时，就有学者警醒地评论道：“应对美国是关键”。这句话放在报告的第三篇非常适用。一般而言，分析一个事物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时，我们往往遵照从内到外，由近及远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考察中国海上崛起的六大挑战，除了中国自身禀赋和经验不足外，其余五条均与美国息息相关。这并不令人奇怪。对美国而言，其国家的战略哲学都建立在海洋之上：谁控制海洋就控制整个世界。美国认为，中国海上崛起挑战的是其海洋霸权，是其对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全力设阻是必然选择，中国应对此做好准备。
            作者：易心 左希迎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地区安全。
   
                 面朝黄土背朝天太久，移步大海考验平衡2015年8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北极地区进行了一次访问。在此期间，五艘中国军舰驶过了阿拉斯加海岸外的国际海域。此举被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并认为这是中国海军实力不断增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例证。报道还回溯到2012年，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曾表示，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海洋强国”，那是中国500年来第一次自称为海洋强国。
     500年这个数字背后的隐含意义是，中国的经验不足。当前，中国海洋战略的经验不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取经验、快速成长，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国近年在海上走出去的方向和距离都在不断扩大。例如，积极参与马航H370在印度洋的搜救，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长期在索马里护航，以及海军在不同海域的演习等等。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一个核心问题必须重视，即如何平衡陆海两线的战略资源？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主要面临着陆上的压力，战略资源也主要是优先陆上，所以海上投入的战略资源相对较少。在未来，随着中国转变为一个海洋强国，必然会在海洋领域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因此，如何合理配置陆海两线的战略资源，这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出门好似就遇一条小说里的“栓天链”     中国管辖的海域约为300万平方公里，不到陆地管辖面积的1/3，而且一半面积与其他沿海国存有争议。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海洋强国管辖海域是中国的3倍之多。
          从地缘政治来看，形势更为恶劣。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主任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说：“从战略或军事运筹的视角出发，中国举目四望，会发现从日本列岛到菲律宾，形成了一张美国盟友及其他防务安排网，中国被包围其中。”
          张克斯所言的，正是被大家广为熟知的“第一岛链”。这条岛链将中国南海、东海和黄海与太平洋分割开来。由于这条岛链的存在，中国海洋地缘显得非常不利，近海与大洋的通道被阻，中国力量向远海及大洋的延伸及辐射均非常困难。当前，尽管中国正在建设一支“蓝水”海军，但是在远离本国海岸线的海域，尤其是在所谓“第一岛链”之外展开行动，必须要面临美国及其盟友加强合围的挑战。
          挑战者众多，压力包巨大               中国与美国、日本等海洋强国存在激烈的战略竞争；与此同时，东亚海洋国家群体性崛起，周边大多数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海上崛起始终报以疑虑和防范的态度，中国几乎与所有的隔海相邻或相望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议。
          美国维护“自由航行”的行为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并加大监控力度。以南海争端为例，美国长期以来坚持不选边站，但是始终以坚持“自由航行”的原则，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2016上半年，美国军舰很可能重演10月底进入南沙海域，并进入中国扩建岛礁12海里的戏码。此外，美国已把P8-A反潜巡逻机首次部署到新加坡，B52轰炸机不定期巡航南海，加之台湾加大对太平岛维权力度，以及日本政府假借民意支持干涉南海事物，在可预期的未来，围绕海上维权与反维权的斗争将更趋激烈。
                       
           中国面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逐渐复杂化，并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议题。
          由于海洋争端涉及到多个国家，中国并非面对一个国家，而是要同时应对多个国家的挑战。 目前，周边国家抱团应对中国的趋势明显。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南北联动的态势已经显现，这值得引起中国的警惕。在海洋问题上，中国同时面临着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为了共同应对中国，日本加强了与南海争端相关方的战略合作，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程度正在加深。换言之，日本与越南、菲律宾及其他国家已经在领土争端上形成了战略配合之势。
          告状闹大，摆平能力大受瞩目          当前，中国面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异常复杂，各国都试图论证自我立场的合理性。在这其中，除了实际占有，国际法依据和历史依据最为各国所倚重。
          目前，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引起普遍关注。根据时间安排，联合国常设仲裁庭将在2016年上半年作出裁决。目前来看，裁决结果很可能对中国非常不利。在南海仲裁案的全过程内，中国坚持“不接受、不参与”的策略。但总体来看，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面临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仲裁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声誉造成损害。国际社会都注意到中国表示不会承认或接受仲裁结果，东盟与西方媒体也借机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法。二是美、菲等国可能在裁决结果的所谓法理支持下，进一步加大在相关海域宣示其所谓航行自由的军事活动力度，加强军事准备，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三是如果菲方最后胜诉，其他南海声索国可能纷纷效仿，向国际法庭起诉中国。
     这些挑战需要中国应尽快提出自己的争端解决草案，并努力促进其制定进行。此外，其他国家诉诸国际法解决争端，对中国外交政策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冲击：其一，从外交政策的大方向来说，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等国家以国际法为工具，正在冲击着中国最高决策者对国际法的既有态度。其二，在微观层面，这给一些政府机构、智库和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扎实做好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提供合适的政策建言。
     台湾政治格局转变，应对需政治智慧     中国在海上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冷战后，美国曾经大力削减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然而，这一局势在近年来有所变化。奥巴马上台以后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将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在宏观层面上，美国执行的是一种全球收缩、亚太增兵的战略，这一战略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目前，美国正在发展新的战术应对中国海上崛起。作为“重返亚洲” 战略的坚定支持者，美国的鹰派们注定不会坐视不管，五角大楼必然会加强自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最近一段时间，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众多智库，都在为应对中国海上崛起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言。他们支持美国对华实施强硬政策，建议强化美军的军事存在，推动美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注意力还在台湾，这耗费了中国大量的战略资源。自从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关系大幅改善，中国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将战略资源投送海洋。
                      
           然而，随着2016年台湾“大选”尘埃落定，民进党大获全胜，台湾政局发生了重要改变。民进党重新执政，必然给台海关系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间，一旦台海出现事端，大陆的战略资源不可避免地将被台湾问题有所分散，甚至可能出现三海联动的态势。因此，如何在台海问题和海洋问题上平衡战略资源，这考验着大陆的政治智慧。
          美换新打法，或多强巡航阻力加倍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首要选举就是强化军事部署，美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60%的海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具体来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将会增加8艘军舰，增幅相对有限，但考虑到美国既有力量的强大，并且可以利用新技术和新概念来提升战斗力，其总体力量仍不能小觑。
          此外，美国同样强化了陆上力量，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第三远征军和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重返太平洋战区的基地。这一系列的举措，试图对中国形成总体上的战略压迫。
          其次，美国正在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前沿防御是美国西太平洋防务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正在调整军事部署。美国将驻冲绳的部分海军陆战队转移至夏威夷、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地。未来，美国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还与菲律宾签署了一份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将获准进入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这在冷战后尚属首次。美国已经强化已有的军事基地，并通过一系列举措来拓展其海军活动的空间。如果未来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冲突持续上升，美国也存在重建军事基地的可能，这需要引起中国的注意。
                再次，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是以威慑大国干涉为核心，为此发展了一系列“杀手锏”武器，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战略。针对中国的这一战略，美国发展了“空海一体战”概念，这正是应对为了应对中国军事战略。
           第四，两国的海空相遇，特别是美国巡航南海可能增加中美冲突的风险。美国长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频繁地进行海空侦察、测量活动，这加剧了中美的纷争和冲突。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之下，中美签署了两个互信机制，设立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规则，这有助于危机管控。然而，美国通过推动定期巡航南海应对中国的岛礁建设活动，这种挑衅行为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冲突。
                    整体来看，美国的海上策略战略并不复杂，包括强化联盟关系，加强军事力量，调整军事部署，发展新军事概念，这些措施招招皆是指向中国的短板和弱点。
          对中国而言，更为棘手的是美国一直鼓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联合巡航南海。如果南海争端持续紧张，未来不排除这些国家与美国联合巡航的情况出现。一旦出现联合巡航的态势，中国必然面临着极大的安全压力。
          综上所述，在中美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宏观层面上，中美两国海上力量的变化会引起两国对于西太平洋主导权的竞争。在微观上，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以及中美两国在海空相遇方面上也会有持续不断的冲突。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国际法、外交和安全上恐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审慎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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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说话是最响亮的表达     ——中国海上崛起实力保障
   

       “当年中越西沙海战，可谓胜得又险又惨。解放军虽已在南沙掌握主控，但无奈远航能力不足，无法守卫，后来任人侵占。”中国国防大学一位军事评论专家至今仍这样感慨。而对比近日网络上中国空姐在永暑礁晒出靓照的画面，这种感概愈发深刻。1974年，中越西沙海战中，南海舰队只能派猎潜艇和扫雷舰参战。险胜之后，西沙群岛全部归属中，但由于当时中国海军、空军缺乏远程投射及控制能力，海战后越南又侵占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40年后的今天，中国海上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实力发展，战机在海上的作战半径不断增大。历史上，大国的海上崛起都离不开先行一步的实力提高。中国自然也不能偏离这个历史规律。本章对中国海上崛起的实力保障进行逐一分析。
               作者：马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地缘政治与军事思想研究。马尧曾参与国家重大社科基金课题3项，并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海军、空军、火箭军，基本盘是亚洲老大  海军：中国海军在亚洲拥有数量最多的主战水面舰艇、潜艇和两栖作战舰艇。中国海军拥有约77艘水面作战舰艇、超过60艘潜艇、55艘中型和大型两栖舰艇，以及约85艘装备导弹的小型作战舰艇。
   
     中国海军继续将其作战和部署范围拓展至太平洋和印度洋。虽然中国海军仍将“近海”防御视为首要任务，但中国逐渐向“远洋”拓展。这就要求中国海军必须装备拥有可靠自卫能力的远程、高自持力多任务海军平台，为第一岛链外的作战任务提供保障。
     空军：解放军空军是亚洲规模最大、世界规模第三大的空军，约有2800多架飞机（不包括无人机，其中2100架为作战飞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战斗攻击机和攻击机）。解放军空军与西方空军力量（包括飞机、指挥与控制、干扰机、电子战和数据链）之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
              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装备了至少1200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正通过部署射程800～1000千米的新型“东风-16”导弹，提升其常规导弹部队的杀伤力。“东风-16”与已经部署的常规型“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相结合，不仅将提升中国大陆打击台湾的能力，而且将提升中国打击其他地区目标的打击能力。
中国部署的常规中程弹道导弹数量不断增加，包括“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此外，中国还装备了射程更远的“东风-26”导弹。此外，中国在海上准军事力量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15年度，地区海上执法船数量方面，中国拥有95艘大型执法船，110艘小型执法船，共计305艘执法船；相比之下，日本拥有53艘大型执法船，25艘小型执法船，共计78艘执法船；菲律宾拥有0艘大型执法船，4艘小型执法船，共计4艘。中国占据较大优势。
         数字跳跃的背后，近处已无忧                     军队强大的背后，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自1996年以来，中国开始增加其实际（扣除通货膨胀后）军费开支，平均每年增加11%。目前，中国己缩小军队规模并精简采购流程，使解放军各方面能力都得到实质性提升。随着资源增加，解放军迅速采用现代化系统取代了那些过时的设备。其库存中第四代战斗机的数量由1996年不足l%增长至2010年的29%，在2015年更是进一步增长至51%。
中国现代舰艇数量占其所有水面舰艇的比重由1996年的7%增加至2010 年的41%，在2015年增至68%。中国最新型水面战舰装备大量现代化近远程地空导弹、精细的超声波反舰巡航导弹和升级版（尽管仍不是最先进的）反潜作战系统。中国拥有的现代化攻击潜艇比重在1996年不足3%，2010年增至48%，2015年增至66%。
                               此外，中国在全新领域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1996年时解放军刚开始研发常规弹道导弹，仅拥有数十枚不太精准的常规短程导弹，可以攻击台湾和朝鲜半岛的一些目标，却无法对位于日本的美军基地构成威胁。然而，截至2015年，解放军第二炮兵已经部署了超过1200枚常规弹道导弹，其中DF-21C的射程覆盖全日本。
                更重要的是，中国导弹精度大幅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其导弹圆概率偏差为数百米，现已降至数英尺。
                               
                  截至2015年，中国还己部署数百枚地基和空基巡航导弹，对敌方防御带来严峻挑战。不过，尽管中国海军已经在水面舰船和水下潜艇作战能力方面有了较大提升，但仍面临以下问题，如：越来越复杂的武器装备和舰艇平台的有机融合问题，海军官兵的培训问题，其目前并不具备完全掌握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能力，以及如何将这些能力有效应用到反潜作战和两栖登陆作战中。
               此外，中国空军虽已取得大幅进步，但在以下问题上仍不能有效处理，如：多个代别的飞机并存、关键核心的特种作战飞机数量短缺、不贴近实战的训练以及不完善的战略空中运输能力等。解放军在保卫太空利益以及夺取信息优势的电磁频谱空间等方面也存在潜在的弱点。
               结论：中国的海空力量和火箭军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其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打击远程目标的能力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有了很大提高，具备在第一岛链内夺取空中及海战场优势的能力，可以有效遂行近海防御的任务。然而，这种优势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中国尚未发展出成熟可靠的远洋作战能力。
               此外，海空军分别存在人员和装备问题，也妨碍了中国海上崛起的军事实力保障的有效性。随着中国军事改革的推进，这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到较快增长，从而增加中国海上崛起的可能性。
               越来越多产业大佬投资海洋，标志财路风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一系列赶超。199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前苏联（即前苏联原15个加盟共和国经济总量之和）。进入21世纪，中国的赶超步伐进一步加快，2000～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7位上升至第3位，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
              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仅是意大利的93%，法国的90%，英国的81%，德国的63%，日本的26%，美国的12%。2009年，中国GDP初步核实数相当于意大利的235.0%，英国的229.4%，法国的187.4%，德国的149.1%，日本的99.1%，美国的35.3%。根据各国官方发布数据，2010年中国GDP为58790.61亿美元，而日本为54612.32 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2 位。
              2011年，中国的海洋生产总值达到45570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9.7%，而且其增速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
                      2014年度中国的GDP为10.4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59.7%，日本的216.6%），军费开支为1315亿美元。采取外向型经济的中国不仅在GDP方面排名世界第二，在外贸总额上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有大量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需要保护。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为47%。
               结论：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为海上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贸易依存度，为中国发展海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最近几年，外界注意到国内越来越多的资本投资正转向海洋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情况不会得到改变，因此，中国海上崛起的经济因素将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大国重器频频亮相，让人心里有底               30年前，中国造船业的年产量不过三四十万载重吨，到2010年，三大造船指标全面超越排名世界第一的韩国。中国船舶工业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升，设计建造了好望角型散货船、30万吨级油轮、8530TEU集装箱船等超大型主流船舶，在高技术船舶领域和海洋工程建造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主流船型优化开发方面，中国国具备了散货船、油船和集装箱船等主流船型的自主设计和研发能力，实现了三大主流船型的系列化、批量化接单和建造，部分产品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1年，上海建造的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号，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能力，以及大型海洋装备建造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同年，中国建造的亚洲首艘12缆地球物理勘探船“海洋石油720”号、全球首艘3000米深水工程勘察船“海洋石油708”号交付，标志着中方深水作业联合舰队逐步成形。
        深海钻井平台技术瓶颈的突破给海洋装备业带来新增长点。
                             
                       2011年钻井装备平均价格为3.97亿美元/座，相当于8.5艘18万吨散货船，远高于船舶制造收益。“十二五”期间，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业将实现深水海洋工程装备的自主设计建造，以及关键设备配套能力，形成自主的深水资源开发装备体系，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结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强劲的需求使中国的海洋科技发展迅速，海洋工程装备和船舶工业因此受益匪浅。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确立和对海洋开发力度的加大，中国的海洋科技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海洋科技开发的成果将对中国海上崛起形成有力的支撑。
               一带一路全球流行，理念支撑跟上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提出互利共赢原则、包容互鉴思想、“亲诚惠容”理念、搭便车表述、惠及让利精神、照顾合作方舒适度的方式、用东方智慧妥善化解矛盾和分歧的亚洲式思维等，都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和平发展的理念，具体的方案就是现代丝绸之路战略和亚太自贸区。而在地缘经济领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表明新一届党中央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统筹兼顾与创新发展理念。然而，中国的海洋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特别是南海局势已经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国际化，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意味也越发明显，而中美在海洋领域的摩擦并未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结论：尽管中国有意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种努力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未来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恶化，有可能会成为掣肘中国海上崛起的因素。
               国家能力与政策有力，美国艳羡              曾经有中国大学生提问“中国与美国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美国问题专家滕建群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办奥运会，井井有条；开APEC峰会，迅速形成APEC蓝；搞大阅兵，举世瞩目。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是美国十分羡慕的。此外，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于卖力，不是泡在酒吧的民族，发展不成问题。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分别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建设海洋强国”的任务，强调了海洋对中国发展具有的战略意义。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规划。这对中国海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以海富国、以海强国的目标，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目标要求的提出，表明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
                      结论：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并以此为目标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途径和手段，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海权办”，从国家战略层面和组织架构为中国的海上崛起提供支持与保障。这种史无前例的政策支持将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海权潜力得以高效率的释放，从而使中国海上崛起的前景在可预见的将来显得比较乐观。
               备注：本报告中装备数字，主要来自公开出版物：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和兰德公司报告《不完全的转型：解放军作战能力与弱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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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江湖如何定规矩     ——中国海上崛起秩序变革
   

       “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实施海上霸权、炫耀武力，这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2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推行海上霸权。这是继两天前美军第七舰队的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闯入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12海里海域后，中方的再度表态。据说，作为海上霸主的美国，最反对别人拓宽领海，在美国的传统海权概念里，世界上没有一片海域是它控制不了。因此当中国在2012年提出要做海洋强国时，美国非常在意。然而，伴随中国崛起，在海洋上发挥更多作为不可避免。那么，中国的海洋秩序观是怎样的？它可能对现有的海洋秩序带来哪些改变？
          作者：王鹏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王鹏师从清华大学著名学者阎学通，专注国际关系研究，以及中国外交政策与亚太国际安全。
   
                     以往规矩都是强者说了算，霸权兴替几百年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看到在近世五百年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进程中，海洋从未缺席：在勒潘托大海战后，星月旗倒下，沉舟侧畔驶过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待格瑞福兰的硝烟散尽，腓力二世的荣光也随其舰队沉入海底，新的日不落帝国冉冉升起。
   
      霸权兴替的历史从未终结。此后，这一幕幕在特拉法加、大东沟、对马海峡、中途岛一再重演，而每一次大国的沉浮都往往意味着海洋秩序的重写。如今，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成为当下国际瞩目的焦点。
       按照业界和学界通行的定义，所谓“海洋秩序”由“物质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两方面构成。前者也可称为“海洋格局”，指在给定历史时期和给定地理范围内，海洋大国彼此间的海上物质力量分配以及他们之间的战略关系，诸如敌对、同盟、中立等。此处“海上物质力量”不是指总体的综合国力，而是特指海上力量，包括海军建设、海上贸易、海外基地、航线经营等多方面。后者指居于主导性地位的对海洋的认识（海洋观/海权观），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相关国际规范与制度安排。
            海洋秩序的物质部分（格局）随着海洋大国实力此消彼长而变化，新的规范也随着新霸主的崛起而被推广，但旧有的规范不会突然消亡，而是与新规范磨合、冲突，最终部分地被抛弃、废止，另一部分则被溶解、吸收而成为新规范的一部分。这就是秩序的演化。
              中国海洋观：反对独占或强加于人              近百年来，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各国争相发展海军。那么如今的海洋竞争与过去又有何不同呢？首先，时代不同决定了海洋竞争的目标大为不同。相比过去荷兰、英国、美国等海上霸权时期，当前的“海权”概念本身发生了变化，海上竞争的目标也便不同。过去，强国在海上也“跑马圈地”，试图通过所谓岛链、军事基地等圈下本国的势力范围，而排斥其他国家的进入；而海上霸主，譬如鼎盛时期的英国，则试图将全世界的海洋都“公海化”，以方便其超强的海军肆意进入他国海域。这种条件下才会产生出马汉所谓以贸易/势力扩张和海洋控制为核心的海权理论。
        而今，在经济全球化及大国间相互依赖加深的前提下，国家对海洋的利用更看中其共享性，而非独占性。
              海洋发展超越海洋控制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参与海洋的最重要动力。 譬如，“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就已经成为现时代最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
              其次，时代不同决定了海洋竞争的手段大为不同。在核时代，（超级）大国间爆发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也就决定了新兴海洋大国作为理性行为体，在综合考量成本、收益与风险后，不大可能以军事手段向原有霸主发起挑战。因而，大国对海洋的争夺将呈现“和平竞赛”的局面，而军事力量则主要发挥威慑作用，而非实战。
              第三，总体上讲，中国本身也是现有海洋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纵观三十多年来中经济的迅猛发展，无不得益于中国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这其中也包括海洋秩序。
              作为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无论是原材料、能源进口，还是作为“世界工厂”出口产品，都要依赖海上运输与贸易，而其基础便是“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等根本性国际规范。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的演讲时强调：“海上通道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进口能源的主要途径，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愿同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
       以上三大客观因素也决定了“中国（海上）崛起”的“和平”特性，该特性也反映到主观的战略上来。正如海洋秩序只是国际秩序在海洋领域的投影一般，一国的海洋战略也是其总体大战略在海洋事务上的体现，而中国所坚定奉行的是和平崛起的大战略，因而在海上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也不会如历史上的强权一般，动辄以武力颠覆原有秩序，然后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恰恰相反，它只会作为一个积极的建设者、改良者，在尊重、遵守既定秩序、规范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修正，使其更加公平、公正和有效。
                      
               “海权vs陆权国家不两立”在中国无效                            中国的海上崛起将会给当下的世界海洋秩序带来什么呢？首先，它将使海洋秩序更公平。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指的是国内政治，但这句话的基本原理放在国际政治领域也依然大体适用。物质性内容是海洋秩序的基础，其本质上就是“国际格局”在海洋领域的呈现。国际关系学界通常把“格局”分成三类：单极、两极和多极。
       单机格局中，单一霸权处于超然的优势地位，于是在没有他国强有力的制约下，人们不可能指望这个超级强权仅仅靠“道德的感召”而自我设限。事实证明，单极时代的霸主往往在滥用权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时，往往是最“任性”的。美国在冷战后，尤其是小布什时代，频繁发动战争，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甚至面临其欧洲传统盟友众叛亲离的情形下，依然一意孤行，就是明证。
       排他性的对海洋独占的企图，显然会遭到其他崛起国的激烈反抗，因而这种缺乏正当性的秩序也是不稳定的。
       在海洋领域，当年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秩序就是最好的例子。英国史学家对此从来都是津津乐道，盛赞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客观说，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所谓和平，但它是以牺牲他国主权、侵犯他国领土领海为代价和前提的。西班牙-葡萄牙的排他掠夺型海洋秩序更是如此，譬如，他们鼓励本国海军以无异于海盗的行为打击其他国家的民船军舰，毫无节制的掠夺财富。他们的海洋观原始、贪婪且带有封闭性，无差别对待海洋与陆地，通过人为划定边界将全球的海洋“领海化”，使其如同陆地一般被瓜分。譬如，当时教皇敕谕就规定，两国在各自的地区内拥有控制权，非经控制国许可，别国的船只不得航行和通商。
               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在公正、公平上有所进步，但其根深蒂固的“斯巴达情结”及其所派生出的海权国家、陆权国家二元对立论，也无形中给世界和平、海洋安宁投下了阴影。而中国的海上崛起恰恰将有助于破除所谓“海权国家vs陆权国家不两立”的迷思。这是第二个可能的重大贡献。
               作为“海陆和合型”大国的中国，其实现海上崛起本身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海洋秩序传统的反思，尤其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斯巴达情结”。
               参考历史，人们不难体察出，在英美海洋秩序及其海洋战略思想背后，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斯巴达情结”。英美以民主的海洋国家自居，自认为继承了雅典的衣钵，而对立面自然就是不民主的、穷兵黩武的陆权强国斯巴达，或者是东方式的专制集权主义帝国——波斯，再或者是贪婪、不满于现状、执意以武力破坏秩序的威廉德国，抑或是红色帝国苏联。如今这一系列的隐喻与类比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可供“附体”的目标——崛起中的中国。
               “斯巴达情结”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一定是正义的、民主的、海权的国家联合起来，战胜邪恶的、专制的、陆权的国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列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工具被生产出来，譬如米尔斯海默所津津乐道的离岸平衡等。而在实践中它又会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方式干扰决策者对时局、趋势做出理性的判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当下部分西方政客与学者所热衷谈论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从古希腊历史中抽取意象，将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比附于当今中美竞争。但这种类比在逻辑上是乏力的，在事实上更缺乏依据。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海洋观根深蒂固，要想改变其思维底色谈何容易。因此，中国更应该在不断加强参与、形塑国际海洋秩序的同时，立定根本，那就是要苦练内功，提升综合国力和海洋综合实力，唯有如此，方有改良秩序的资本。
              可喜的是，当前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导弹、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美国难以如从前的英国、西班牙等海上强国那样垄断海上权力。海洋权力流散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当年大英帝国可以凭借其超强的海上霸权将其他陆权强国的实际领海控制线压制在3海里以内，这其实就是当年岸基炮台的最远射距。而如今，即便没有强大的海军，但有一定国防实力的陆上大国也能具备相当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在海洋大国面前有效地捍卫本国领海主权。正如胡波在前文中分析的，“美国的海上霸权将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近海区域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罗斯在北极地区都将给美国带来严峻挑战。”这一有利态势，将为中国实现海上崛起，改革海洋秩序，提供新的契机。对此，世界正拭目以待。
                      海洋秩序演化，越来越合理公正              在西班牙-葡萄牙进军全球的过程中，一种被称为“发现原则”的规范被强行推广，即无主的土地（非欧洲基督徒所有的土地都算无主，印第安人等原住民不被视为同等地位的‘人’）由最先“发现”它的国家合法占有，他们通常以树立象征性石柱等手段声称占有。后来该规则演变为“先占原则”，即在“发现”的基础上，该国还必须有能力对土地实行有效管理。
               但两国短视的获利模式决定了他们霸权的短寿。与葡萄牙在东方香料贸易中所获暴利相比，西班牙在美洲的掠夺更为直接。从1502年到1660年间，它从美洲得到186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占当时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与之相伴的是两国对殖民地原住民的血腥屠杀以及对其他欧洲强国利用海洋的阻挠和打压。然而，潮水般涌入的财富，都被西班牙帝国用来支撑宗教战争和殖民扩张，而非发展工商业。其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打压本国工商业者，同时拒绝技术革新，不去投资本国工业，而仅满足于掠夺金银、挥霍财富，购买外国商品，最终导致国内工业萎缩，货币贬值，国家衰败，人民贫困。
               对公海-领海的划分，以及由此对海洋权益的细分，是推行“公海航行自由”等规范的前提。而在此之上，工商业发达、以贸易立国的英国更不失时机提推行“贸易自由”政策，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国际规范与共识。学者张曙光认为，均势政策和自由贸易是近代英国霸权的两个支柱。
               客观的说，这些理念和规范的推行，既是英国（海上）霸权不可或缺的组分，有利于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在客观上满足了国际社会的实际需求，符合或至少不危害其他国家。所以，这样的秩序稳定性和接受度才可能高于西-葡的掠夺型秩序，甚至在其推行者衰落深化后，继任的霸权——美国不仅没有抛弃，反而更进一步推广和深化之。
               美国国家实力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崛起，但它在国际社会的权势是在二战后才崛起的。美国治下的海洋秩序与英国基本属于同一类型，都重在航行自由、贸易自由，不同点是：英国霸权的根基是广阔的殖民地；而二战后作为霸主的美国没有以武力吞并他国并殖民，而是依靠科技创新、自由贸易、世界市场来维护自己在全世界的国家利益和领导地位，同时以精致的、遍布全球的同盟国体系在冷战中击败苏联，在后冷战时代护持自己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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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强国演绎海系国运     ——中国海上崛起经验借鉴
   

       人类历史上，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幕，海洋这个曾经让人视为天堑的屏障，转而成了最为具有效率的通行大道。于是，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评价伊丽莎白时期的战争之际，就曾留下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可以根据意愿，自由控制介入战争的程度。”的话语。那么，是否是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取得海权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历史上海上力量的兴衰。总结这些过往，找出有价值的规律，对于今天中国的海上崛起十分必要。
           作者：章骞 任职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长期以来关注海上力量以及海上冲突历史。
                                章骞主要著作有《无畏之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全史》，在《现代舰船》等杂志长期撰写专栏，并在多种报刊撰写大量文章。另有专著《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即将出版。
   
                            海上力量的先驱输给了贸易创新者在大航海时代中，欧洲各国中率先扬帆远航，在海外建设殖民地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海上力量的先驱，但是这两支力量存在着各自的弱点。首先西班牙虽然在当时实力最为雄厚，但其开拓殖民地不过是为了攫取金银、获取农庄、传播天主教，其国家形态也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这一切都阻碍了西班牙社会的发展。而葡萄牙的海上力量虽然重视贸易，但维系葡萄牙经济命脉，促成葡萄牙海上帝国繁荣的东方商贸从1514年以后，都是由葡萄牙王室垄断。
            同时，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没有能够形成与其海外力量相匹配的海军，因此，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如果遇到强大的对手，就无法得以维持。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大海，分别从殖民地攫取金银，开展贸易的同时，荷兰、英国和法国开始崭露了头角。而这些国家从事的海上贸易，是通过成立诸如东印度公司等具有特权的垄断性公司所操纵，虽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具有贸易上的垄断权，但是比起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完全被王室以及宫廷权贵所掌控，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这些垄断公司的经营已经委托给商人，同时为了降低个人资本的负担以及风险，而后还成立了类似与股份公司的机构。
        在这些新兴力量面前，西班牙和葡萄牙逐渐丧失了海上主宰权，几乎为新兴力量所取代。这些力量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首先是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
        “海上马车夫”缺乏核心领导，难抵多国竞争                     荷兰在世界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期间，荷兰以商人、渔民为中心组成一种号称“海上乞丐”的组织，开始对西班牙统治进行反抗，这也成了而后荷兰海军的母体。
              荷兰不断上升的商业优势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商品和航运，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对英国的贸易必须由英国或者是商品制造国的货船来运输，此举是对荷兰立国基础的根本性否定，于是英国和荷兰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
              荷兰的政权缺乏统一的领导，而且不但是英国，其他欧洲国家更是奉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政策，因此荷兰基本上是四面为敌。更为麻烦的是，荷兰与强大的对手法国还在陆上接壤，这样，更是决定了荷兰无法一直保持其贸易上的优势。到了十八世纪以后，荷兰的经济开始停滞，无论其工业还是商业，都难以抵御欧洲各国的竞争。到了法国革命以后，荷兰在法国革命的洪流下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荷兰作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海权可谓是成为了历史。
                             
                疲于兼顾海陆的法国，未能解决资源配置矛盾                     在荷兰崛起的同时，法国海上力量也开始兴起。而法国的做法和荷兰完全相反，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尔采取的是一种彻底的重商主义政策，严格防止金银外流，并且提高关税来予以保护工商业，由政府直接掌控经济产业。这种政策虽然使得法国的国力迅速提高，但却与英国、荷兰在经济处于敌对状态。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对外战争不绝。
              科尔贝尔自身也在1669年兼任海军大臣，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法国的商船队开始增强，并相应地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到他1683年去世为止，法国海军不但实力上几乎可以和英荷两国舰队的总数相匹敌，而且技术上具有优势，法国海军一度傲居世界首位。
              然而，关于法国海军马汉认为：“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业绩，是由政府行为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夕死的植物一样，一旦失去政府支持，也就必然消衰。这段时间太短，无法使这种发展在整个民族生活中扎根。”由于法国本身还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陆军国家，随着科尔贝尔的去世，法国海军失去了争取预算的强大政治力量，其财源便无法确保，舰队开始迅速老化。到了十八世纪初，法国已经几乎沦为一支二流的力量。
              而随着法国革命的兴起，主要以贵族为主的海军中坚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培养海军人才是一种百年大计，因此，法国海上力量已经再也无法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海权。虽然此后法国的造船技术和迸发过非常耀人的火花，在蒸汽战舰、铁甲舰方面也经常一马当先。但是一方面由于海军发展战略的不安定，一方面来自陆上的威胁始终无法根除，所以法国海上力量最终还是无法与英国问鼎天下。
                      日不落帝国的海上主宰，让对手也受益              英国海上力量兴起之后，在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三次对荷战争之后，基本上已经拥有了海上的主宰权。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上，都明显地以压倒性优势运转。这个世纪中，首先是在皇家海军有效而稳固地监管下，世界上处于长期的和平稳定；同时，其他诸国都不同程度地依赖这个无比强大的国家。世界上展现出了全球化的端倪。
              为了顺应这种崭新的世界格局，英国的海权可以说是博采众家之长。其殖民地政策秉承了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式，同时其经济模式则一改曾经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废除了《航海条例》等保护法令，将荷兰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加发扬光大。
              英国不但继承了荷兰曾经宣布的航海自由理念，还在全球范围勘探航路，打击海盗，肃清奴隶贸易，建立海上秩序。
              自由贸易政策不仅仅使得英国的经济发生了飞速的发展，其信奉者还宣称，该政策还具有化解国际矛盾，确保国际善意，防止发生战争的功效。在这种浪潮面前，包括重商主义最为极端的信奉者法国也开始转变，世界贸易仅1850年就增长了80%，不但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而其他国家、公司以及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这种自由贸易秩序下的获益者。
                                                 同时，英国还是当时工业革命完成得最为完善的国家，强大的工业技术实力使得英国拥有最为丰盛的商品可供推销，这也是英国得以以英伦三岛之地却形成傲居全球之势的原因。不过，由于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同时也使得一些后进国家也得以迅速赶超，诸如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已经赶超英国，但是英国仍依仗其强有力的金融，体面地维持着自己的经济力量。
                    此时，英国海军奉行“两强标准”，也就是英国海军实力要超过世界第二、三位海军实力的总和，确保不出现一支能够威胁英国本土的力量出现。而英国的海权又是以贸易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为主导的，维护这个基于自由贸易的秩序才是能够带来国益的关键。
                    正是由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尽管份额有多寡，但是具有共赢的特性，因此出现的对手只要不根本颠覆这个秩序。
                    英国可能根据当时形势与损益而进行妥协甚至退让。然而，一旦这种秩序本身受到了挑战，那么英国将会以炽烈的造舰竞赛来加以对应，以守住这个海上贸易的础石。
                    德意志用风险理论打击对手，野心终被战争终结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帝国宰相俾斯麦将过去的武力外交转为和平外交，在这一国策下，德意志帝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整个欧洲最生机勃勃的国家。但是由于德国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德国的外交顿时陷入了僵局，使得德国两侧的陆军大国法俄结盟。威廉二世还对当时盛行的马汉《海权论》痴迷不已，他所任命的海军行政长官提尔皮茨是一位非常卓越现代官僚机构的经营者和操纵者，他不但在民意操纵和经费获取方面成绩卓著，而且他对于舰队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提尔皮茨认为如果能够保持英国海军实力的三分之二，就能抑制英国的雄心，并令其承担风险，人称“风险理论”。为了建设这支舰队，提尔皮茨多次制定了《舰队法》，在短期内急速扩展德国海军的实力。德国海军的急速增长引起了英国的警觉，于是两国展开了炽烈的造舰竞赛。英国还与其传统敌手法国签署协议，将其生命线地中海的防务交付法国，而自己将舰队全力集中在北海，英德两国在这样的敌意中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
                    “风险理论”本身的用意，是迫使英国无法下决心针对德国的海上战略进行最后摊牌，而两国宣战之日，便是“风险理论”的破产之时。最后酷爱海军的威廉二世被自己的水兵赶下了皇位。
                     昙花一现的日本海军，败在没战略                    在近代的海上角逐之场上，基本上都是白人的舞台，但是还有一匹来自亚洲的“黄马”，那就是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从体制入手实施改革，直接看准当时世界最强有力的体系，走上了文明开化之路。由于日本和周边国家相比较为弱小，加上帝国主义列强对当时清政府的宰割，使得日本始终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力图“富国强兵”以“脱亚入欧”，参与对殖民地的瓜分。日本海军在创始之时，其主导思想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进攻性，对于海军的建设也具有非常显著的针对性，目标就是打败假想敌的舰队。
                    可以说，日本海军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有海权战略思想的。
                    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日本缺乏海上贸易传统，故此，对于保护海上航线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理解。日本海军对于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缺乏远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这样的岛国一旦丧失海权，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陷入瘫痪。而马汉的战略思想给予日本最大的刺激就是寻求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但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近乎完美的胜利却更加深了日本海军固步自封的恶习，更使得日军迷信海上决战的理念，进一步曲解了马汉的海权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给它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表面上和英国签署有同盟条约，然而日本所希望的体系，是一个更为排他的体系，是与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格格不入的封闭式实体。由于这种特性的存在，再加上日本着力于建设一只具有强烈攻击色彩的海军，日本在世界上日益孤立，其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日益抬头，最终使得日本在迈向战争的道路上不能自拔，最终遭遇彻底失败。
                    核时代俄罗斯海上力量，投入巨大没回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英国国力的枯竭，英国海军已经退缩为一支地区性力量，而海上除了占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以外，苏联海军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海军。
                     俄国海上力量的创生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代，在他强有力的领导和异乎寻常的开放思维下，俄国开始战胜瑞典和土耳其，攫取了波罗的海，而后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又夺得了黑海的出海口。由于俄国独特的地理制约，寻求温水不冻港成了俄国统治者的梦想。待其从清政府手中掠来通向太平洋的港口之后，俄国的海上力量分成了三大部分。尽管俄国国内动荡不定，还历经日俄战争时期的败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形成了北方、波罗的海、黑海以及太平洋的四大舰队。
                     此时，随着核武器的问世，核打击力量成为了当时国家武装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对于海上力量的发展也造成了巨大影响。由于核动力技术的成熟，核潜艇运载的弹道导弹便成为了核时代海军最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武器。由于核潜艇行踪不定，因此在陆基弹道导弹被摧毁之后，核潜艇便成了具有核报复能力的杀手锏，美国和苏联对此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
                     因此，在核时代之下，苏联海军发展海上力量的重要环节便是这种耗资巨大的海上核报复能力。
                    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台风”级潜艇，可以说是苏联海上力量的象征。但是，苏联海军的建设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海上对抗，苏联并没有多大的海外利益以及海上航运，海上交通在俄国的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多大的比重，因此，耗资巨大的海上力量建设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回报。这种格局注定不会维持很久，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俄罗斯的海上力量迅速回缩，暂时退出了海上力量的角逐场。
                    新世纪下的美国海权 霸道但利益均沾                                   
                              自从英国海军开始退缩为一支地区性的力量之时，取代英国的便是美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取代过程虽然也曾有过激烈冲突，但总体平和。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英美双方都是属于海洋型贸易国家，他们的思考方式以及战略取向都以经济为主导。
                    英美两国维护海权的终极目标便是维护给本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贸易秩序。此外，两国的海外势力范围总体上也是一种开放体系，并不排他。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在维护海上秩序之时，存在有这样一个共性，那就是将本国成熟的制度推而广之。针对英国的海上主宰权，美国采用了打“道义牌”的方法。并不是用封闭保守去对抗英国的贸易自由，而是攀上进一步的道德制高点。提出航海自由、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政策，来瓦解不列颠这个海上帝国的根基。
                    然而，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单靠美国一国是否还能有效地维护海上秩序，这已经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一旦意识到自身无法维持这样的秩序，正如英国当年呼吁美国介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东地中海的防务一样，美国也开始寻找或者组建一支维护秩序的新力量。例如，在2005年到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穆伦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SC-21）”以及“千舰海军”构想等，都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呼声。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21世纪的海上格局和国际关系又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当年英国主宰下的海权相比，现阶段的海权已经向着带有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崭新形态转化。
                    纵观世界海上力量的变化，可以看出，通常建立在海上贸易基础上的海上力量可以得到比较正常和持久的发展，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的海权发展之路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而且这些国家的海权发展之路也可以看出，世界海上力量更替的基本走向是朝着更为开放、更为兼容迈进。因此，若回答想成为强国是否就必须取得海权的问题，答案是，海权不是靠夺来的，而是应立足于海上贸易总量，建立相对应的海上力量，在获取海上贸易带来的利益同时，承担起维护正常海上贸易秩序的责任。符合这样方向的海上力量才会发展壮大，才会持续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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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上崛起能成老几     ——世界海洋权力逐鹿正酣
   

       就在本报告陆续推出的过程中，中美海上较量招招出人意料：从美舰闯中国岛礁12海里、中国民航永暑礁试飞，到美舰闯进西沙，再到永兴岛部署导弹。激烈的海权之争毫不虚晃。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就向外界证明了海洋利益维护的强大能力。而在美国眼里，海上霸主之位又岂能容人轻易挑战。可以预料，中美海上缠斗仍将持续。尽管中国无意与美国争霸，但毕竟海系国运，中国必须要承担好海洋强国战略规划的任务，即准确设定中国在世界海洋政治中的合理位次或坐标。与此同时，需要确定主要路径，是武力崛起，还是和平崛起？
          作者：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海权及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发表如《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等重量级学术论文20余篇。
                                胡波还担任多个政策部门的咨询顾问，《人民日报》、《凤凰周刊》、《联合早报》等多家境内外著名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与撰稿人。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被誉为“理性系统规划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一本书”；新著《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则全面规划中国海洋强国的崛起之路，出版伊始即获得政策圈、学界及社会的高度关注。
   
                     海上军力有望成为世界第二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较量博弈变得更加复杂，大国间军事对抗威慑的意义远甚于实战，外交、国际法、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则愈发白热化。鉴此，无论是对于战略目标、实施路径还是战略手段等方面的规划而言，我们都需要一个综合的视角。基于这种思路，中国的海上崛起之路至少可以从军事、外交和发展的三个层面去做具体阐述：
   
           从军事的角度而言，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海上老二，应构建“近海控制、区域存在和全球影响”的海上力量。
            一是要获得东亚近海的战略优势。因为，近海不仅涉及中国的基本安全与发展问题，还关系到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等重大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有世界抱负的大国，不应局限于台湾、东海和南海，但如果连这些问题都处理不好，海洋强国只是幻想。
       在该区域，中国具有先天的地缘优势，美国长期在该区域保持着海上优势，是因为中国海空力量的过于孱弱。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稳步推进，中国以陆海空等多元平台为基础的打击力量，将日渐对劳师远征的海上强权构成一定的天然战略优势，在第一岛链附近的近海区域，崛起的中国获得一定的相对优势具备战略上的可行性。
        二是在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保持有效存在
                             第一岛链外的这片环形海域位于中国最繁忙的海上交通要冲，处于中国海上战略的外线，攸关中国的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安全；所谓有效存在意即不可被忽视的战略力量，它至少应包括一支实力均衡的强大远洋编队和若干必要的海外后勤保障基地。如此，方能真正贯彻中国军队的积极防御政策。
               世界大国的安全不仅在于其本土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潜在威胁消除在远离本土的区域之外。
               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地缘政治复杂，不太适合控守，却适合布局。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力量均无法完全控制这两大区域，中国在此实现力量存在不会有根本性的政治及外交障碍。中国天然位于亚洲的中央，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和人文联系，很容易在亚洲发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会给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海权拓展带来积极的意义，通过加强与毗邻地区国家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中国间接在大洋上发挥作用。如中国可以利用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一线的海上通道安全，甚至可以借助部分国家的支持，在印度洋实现长期军事存在。
                       
                       三是在世界其他海域内发挥必要军事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走向全球化，其应承担的国际责任也走向世界，作为崛起的世界大国，无论于私于公，中国都需要积极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军事力量维护海上航行自由、贡献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并通过海军外交、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等获得政治影响。
               努力成为海上政治多极化中的一极                      若中国能保持现在的崛起势头，那么到本世纪中叶，无论是从整体规模、舰队结构、还是作战效能等指标来看，中国海军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海军的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美国是“两洋一陆”的大国，欧亚大陆在世界的地缘重要性要远超美洲大陆。彼时，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影响力很可能会超过美国，而美国在两洋的战略优势则很难被超越。
               中国凭借一流的陆缘优势和二流的海权，美国仰仗一流的海权优势和二流的陆缘权力，将会形成稳定的全球战略平衡。
              中国崛起的先天禀赋、地缘条件、时空背景等都决定了中国难以成为世界海洋霸权；而世界海洋政治的新趋势、反介入等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不必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维系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从参与海洋机制及秩序的角度而言，海洋政治多极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要立志成为其中的重要一极。
              美国是海上军事霸权，但却早已不能主导世界海洋政治。二战后，随着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得发展中国家倡导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终于有了法理上的依据。总体而言，世界海洋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世界海洋秩序第一次通过谈判协商而非海上决战的方式进行了调整，和平竞赛的一面开始上升。
              今后，这种多个集团互相牵制、纵横捭阖的和平博弈形式将更为常见，也更为重要。
              全球第一大海洋经济强国的要务             当今海洋秩序正处于和平演进过程之中，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海洋机制虽已成型，但远未成熟。未来仍有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沿海国的不懈努力。同时，取得应有的海洋政治权力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在世界海洋中的最终收益状况将取决于中国能多大程度影响世界海洋秩序演进发展的方向及其规则的塑造。
              因此，在世界海洋秩序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应该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可能让新的海洋秩序体现中国的利益、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美、中、俄、欧、印、第三世界国家集团在内的多极海洋政治格局中，以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诸多的海洋利益诉求，中国必须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极。
              从对海洋开发利用的角度而言，中国要立足近海、放眼全球，积极成为世界第一大海洋经济强国。
              中国的海洋先天禀赋较差，自有海洋空间相对狭窄，人均空间范围非常之小，而世界海洋超过60%的空间属于公共海洋空间，属全人类所有，中国可以大有可为。
              大多数沿海国也不具备独立进行海洋开发的能力，与其他国家合作是必须的选择，中国应当积极寻求与世界各海洋国家的合作，利用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料的优势，拓展更广的合作海洋空间。
                                                    和平状态之下，海洋开发管理水平与海洋控制能力一道成为衡量海洋强国最重要的两大指标。当前，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正全面进入工业化阶段，各国间的海权竞争越来越集中于开发和利用能力。
                      谁的开发能力强，谁就有可能占得先机，实际获得更大范围的海洋空间。中国拥有一定的海洋空间和较为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中国跻身于世界海洋强国的基础，中国可借此大力发展海洋科技、培养海洋人才、积累海洋开发经验；但中国海洋经济活动更应有全球和国际视野，立足于全球海洋空间，在利用好自有海洋空间的同时，要积极与他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开发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空间。经济全球化和广泛深入的国际经济合作给中国富余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输出创造了条件，新的海洋秩序则给予了中国通过和平竞赛拓展海洋空间、扩大海洋利益的机会。
                      以中国超大的人口规模、强大的国家实力和优秀的和平竞赛能力，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与世界各大海洋国家的友好合作，整合利用世界海洋资源，在世界海洋的空间范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的海洋经济强国。
                                 中国很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任何大国的崛起，总是物质追求和社会追求的统一。中国有着独特的地缘及文化特点，面临着亘古未有的艰巨发展任务，又处在一个新的海洋秩序演进形成之际。在内外因的联合作用下，中国很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在路径选择上，和平崛起将是主流，但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拒绝合法地使用武力，而是强调中国并不谋求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自身结构性地位的变化。
                      中国走海上和平发展之路，不以谋求世界海洋霸权为主要目标，不以海上争霸战争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主要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美国那样的海上霸业，但中国以对海洋的有效利用、开发为目标，将综合运用军事、外交和经济力量去拓展海洋利益。
                      在强有力军事力量的威慑之下，高明的外交策略、卓越的国际规则塑造能力，以及强大的海洋经济经营水平，是这种海权拓展的主要手段。
                      纵观中国漫长的文明史，这是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横看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兴衰，这也是全新的海权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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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不畏浮云遮望眼，不为挑衅乱心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复杂多样的反应，中国自身对于外部安全的要求和期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中国对于周边安全形势的判断，既不能低估威胁与风险，也要避免以点概面、过度反应。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和战略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