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说猴：为何用猴子塑造孙悟空形象？

兰天

猴年说猴：为何用猴子塑造孙悟空形象？
(2016-02-18 08:00:16)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精彩剧照。

   孙悟空是中国著名的神话角色之一，出自古典名著《西游记》。相传他由开天辟地以来的仙石孕育而生，因带领群猴进入水帘洞而成为众猴之王，号称为“美猴王”。后来在西牛贺洲拜菩提祖师为师学艺，得名孙悟空，学会地煞72变、筋斗云等高超的法术。那么，孙悟空为何不是龙，不是狮子，不是豺狼虎豹，不是牛羊鸡犬，而是猴子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在《西游记》中用猴子塑造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呢？在这个看起来似乎浅显幼稚的问题背后，其实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渊源。


   一、佛教文化和古印度神话的暗示启发
   据说，在佛教史上，悟空不是猴子而是人，他也曾出使西域。《宋高僧传》卷第三写释悟空是京兆云阳人，原姓车，名奉朝，是后魏拓跋的远裔。他从小天资聪颖、孝顺父母，出家之前官拜左卫泾州四门别将。他奉命护送罽宾国使臣回国。罽宾国是汉代时西域国名，在今日的克什米尔一带。使臣回国，在罽宾国都城突患疾病。他病中发愿，痊愈之后就出家为僧，号达摩驮都，即法界的意思。
   唐肃宗至德二年，悟空29岁，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研究根本律仪，并在各地流浪，遍访名寺名塔。学成之后，悟空在龟兹的莲华寺，潜心翻译，将《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翻译成中文。在西域逗留了近四十年后，贞元五年，他回到京师，进上佛牙舍利，敕封为空壮武将军试太常卿，入章敬寺修行。而此时，他已经60多岁了。
   古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对孙悟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英国汉学家杜德桥发现，猿猴角色在文学和宗教史上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妖精形象的猴子，需要降龙的二郎神或哪吒来压制；另一个则是亲近于佛教的猴子，主要出现在佛经中。
   宋朝刘克庄的一首诗“取经烦猴行者”已经有猴子参与到取经过程中来的记载。明李祯《剪灯余话》卷一《听经猿记》中有个叫袁逊的猴子，穿袈裟修行。《大日经序》中说北天竺国内还有一个小国，叫勃鲁罗，每年七月，都有几千只猴子捧着经书出来晒。而观音菩萨手下的二十八部众中有大猕猴毕婆伽罗，《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猕猴向如来献蜜的遗迹。
   在佛教诞生的印度，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是古印度神话《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也是使罗摩杀死魔王、和悉多团圆的第一功臣。在罗摩兄弟寻找悉多的过程中，他们来到猴子国，遇见了猴王的军师哈奴曼，罗摩兄弟帮助猴王夺回王位，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情，哈奴曼决定帮助罗摩兄弟找到悉多。于是，在这部卷帙浩繁的史诗中，哈奴曼开始与抢走悉多的罗刹王罗波那和罗刹女哩薄那迦展开激烈的搏斗。
   这个故事几乎可以视作是《西游记》中“铁扇公主”故事的原型，因为在《西游记》中，铁扇公主仍被认为是罗刹女。而且，哈奴曼被认为是风神的儿子，这和《西游记》第一回说孙悟空是因风受孕也有相似之处。
   孙悟空和哈奴曼都能任意变化身体，还能变成人。哈奴曼和孙悟空一样神通广大威风凛凛。哈奴曼原本所使用的武器三叉矛，也变成了棍棒，这和孙悟空的武器相同。
   197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对《罗摩衍那》与《西游记》的关系进行辨析后认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中国神话研究家袁珂指出：“大抵哈奴曼既为印度民间艳传之英雄，其事迹复经演为戏剧，则流传中土，作者取以为本主角造像，亦属可能。又缘承恩生长淮安，而无支祁神话之产生地复正属淮泗区域，则作者从而获得暗示，以创此一伟大神话英雄，亦在情理之中。”此外，对古今中外文化与科技的研究表明，在古代，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影响与往来交往，每每有出人意料的可能。神猴形象也可能是属于全世界文化的共有综合形象。总之，孙悟空的神猴形象应该是—个受多元文化影响兼收并蓄的艺术典型。


   二、源远流长“猴文化”的深刻影响
   除了佛教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暗示外，中国历史上人们对“猴”的喜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也形成千古流传的“猴文化”。猴子，生性机灵、好动。其机灵，自不必多说，由于猴与人类关系密切，因此猴子很通人性，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里就有文字反映猴的机灵，其好动，也显而易见，即便是被关进动物园的笼子里，猴也总爱跳上跳下的。
   猴子，在中国，又是十二生肖之一，位列第九，所谓“申猴”。猴文化，也已成为中国生肖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东汉赵晔著作《吴越春秋》中《句践阴谋外传》所述袁公与处女比箭，而后化成白猿离去一事，可谓中国古代有关猿猴故事的较早的文字记载。
   在汉语中，有不少关于猿猴的成语。其中，脍炙人口的有“朝三暮四”、“心猿意马”、“沐猴而冠”、“树倒猢狲散”等。朝三暮四，语出《庄子·齐物论》，讲一个养猴者，拿橡子喂猴，对猴子说：“朝三而暮四”，猴子听后都很生气。于是，养猴者改说：“然则朝四而暮三”，猴子们听了都很高兴。原来比喻用诈术欺骗人。后来用以比喻反复无常。
   心猿意马，佛教用语。比喻人心思不专，变化无常，就像猿与马奔腾似的。后多用来比喻心神不定。元代兰楚芳《粉蝶儿·思情》中就有“透春情说几句知心话，则被你拖逗我心猿意马”之句。沐猴而冠，史学家司马迁所著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指猕猴。猴子戴帽子，比喻外表装得像个人物，却是人面兽心。也常用以讥讽依附权贵窃取名位之人。
   最常见的是，猴子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古代诗歌中。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涉及猴的诗句：“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小雅·角弓》中的这四句诗，意思就是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像用泥来涂附。君子有美德，小人要来依附。”尽管这不是专门咏猴的，而只是以“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衬托“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但它毕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猴的诗句，而且由此派生出成语“教猱升木”。
   魏武帝曹操的《薤露行》中有“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的诗句，前一句系直接引用成语“沐猴而冠”。魏文帝曹丕的《善哉行》中也““野雉群雊，猴猿相追”之句，后一句就是描写猴猿相互追逐戏耍的情景，虽说仅有四字，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七哀诗三首》其二中有“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的诗句，描写的是“猴猿临岸吟”，以水声加以衬托，隐含一个“哀”字，令人如闻其声。西晋诗人刘琨的《扶风歌》的诗句“麋鹿游我前，猨猴戏我侧”，后一句写猿猴之行为“戏我侧”，让人如见其态，也突出了猿猴与“我”的亲近融洽，并以此反衬上文的悲情：“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唐诗中咏猴的诗句、篇章为数众多。唐代杜甫就有“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样的诗句。而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则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诗句。“猴”字是晚出的字形，“猿”在文人看来略雅一点，古代诗文的“猿”常常指的就是猴，这并非是古人真的分不清猿与猴的区别。周朴的《咏猿》诗是一首七言绝句：“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溪。中宵为忆秋云伴，遥隔朱门向月啼。”诗中，交代猿的出生之地、迁徙之处，写半夜时分，猿因忆念“秋云伴”而“遥隔朱门向月啼”的情景，既写其行，又状其声，还传其情，可谓通篇咏猴之佳作。
   宋元明清的咏猴诗也颇具特色，其中有：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清远峡四首》其四中的“疗饥摘山果，击磬烦岭猿”，《过五里迳三首》其三中的““入山无路出无门，鸟语猿声更断魂”，《送丁子章将漕湖南三首》其一中的“岳麓猿声里，湘流雁影边”；金朝著名诗人元好问《下黄榆岭》中的“摩围可望不可到，青壁无梯猿叫绝”；元代诗人陈孚《飞来峰》中的“野猿忽跃去，滴下露千点”；明代诗人安磬”《峡中》中的“峭壁断崖无鸟过，古藤昏树有猨哀”皇甫涍《秋夜忆山中》中的“猨鸣鹤以怨，岁暮何远为？”；清代诗人曹申吉《楚南》中的“偶向潇湘听断猿，斑斑千载泣龙孙”，王汝骧《黄牛峡》中的“哀猿数声叫，客子双袖血”等诗句。


   三、历史上人们对“猴”的敬畏和崇拜
   其实，人们不仅对“猴”十分喜爱，是而且对“猴”也非常敬畏和崇拜。据说，人类对猴性敬畏和崇拜之情的生发与三峡有关。考古在三峡发现了大溪文化，这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首次发现地就在距三峡瞿塘峡口不远的大溪遗址。大溪出土了许多陶石类文物，其中有一件1959年出土墨色玉器，高不过6厘米，长圆形片状坠饰，中心琢刻出一个猴面的图案，上端穿有两孔，这显然是一件随身佩带的护身符。这是距今5千多年前的作品，以猴面作护身的神器，这表明当时猴已经被神化，是大溪人敬畏的神兽，它已经被赋予超人的力量。
   后来在大溪文化的其他遗址又发现了一些猴形艺术器，如有用黑曜石雕刻的石猴，还有用墨玉制作的母子猴。器高6厘米多的母子玉猴也出土自巫山，一只踟蹰中的大猴背着一只小猴，萌态可掬，亲情盎然，可见猴类母子情深，已经为史前人所关注。
   对猴的敬畏，在一些古代民族看来，是出自一种特别的情怀。据《隋书》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羌族民间故事里也有“猴子变人”传说，说猴子冉必娃被“山火”烧掉全身毫毛而变成了美男子。
   在高原生活的藏族也有类似猴崇拜的创世记神话。在布达拉宫主体建筑走廊上的壁画中，在罗布林卡新宫的经堂里，都能见到猴子变人的画面。山南泽当之地，正是因“猴子玩耍之地”而得名。泽当人都知道沙当贡布日山上有猴洞，传说附近的撒拉村有一块猴子扒出的青稞地，播种季节人们都要在这里举行祈求丰收的仪式。考古发现告诉人们，这一份对猴子的特别情感，也许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
   在拉萨曲贡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器破碎后遗下的浮塑，那上面是一个生动的猴面，它圆睁双目，微张双唇，似乎在轻声呼唤着。曲贡陶猴可是近4千年前的艺术品，它让我们想到藏族古代的祖先崇拜，也许就是这样由史前时代就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又经过了佛教的浸润，一直传递到了当代。
   将猴的形象作为人祖崇拜，暗合进化论的推理，也传递着远古时代先人对人自身起源的哲学思索。这样的崇拜体现在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中，其实在中原华夏族的传说中，也能寻找到一些证迹。如传说能言善乐的“夒”，其甲骨文字形像人亦像猴，是一个人猴形象的祖先神。国学大师王国维视之为殷人先世高祖，也有人认定是亦人亦猴的夏人先祖。
   出现这样的始祖崇拜，应当是人与猴类之间漫长交往的结果。在更早的年代，如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人，用泥土捏塑烧成的许多小动物中就有猴子。这些陶猴姿态各异，或行或止，生动传神。
   猴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自然也会出现在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在史前猴的形象出现在陶器和玉器上，在青铜时代以后它们自然就有了铮铮金属之身了。在青铜器上可以见到猴们灵巧的身影，它们或是被铸上灯柱，或是被制作成带钩样式，似乎与人形影不离。在山东曲阜出土一件战国猴形带钩，钩体设计成攀援中的一只成年猴，显出它原本的灵动与活泼。
   要感受猴与人之亲近，可读晋人刘琨《扶风歌》中的“麋鹿游我前，猴猿戏我侧”，还有唐人卢仝《出山作》中的“家僮若失钓鱼竿，定是猿猴把将去”，以及张籍《山禽》中的“猕猴半夜来取栗，一双中林向月飞”，这是多么生动的人猴关系的写照。


   四、河南新野“猴戏”带来的创作灵感
   据说，孙悟空的形象还来源于河南新野的猴戏。在新野出土的大量汉画砖上，除了杂技、游戏之外，猴子、狗和人在一起狩猎、嬉戏的精彩画面屡见不鲜。新野的猴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南北朝时期，猴戏已在新野盛行。明清时期，新野民间玩猴就已经较为流行。在这里做过知县的吴承恩对这里的猴戏十分钟爱。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即今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他的祖籍在安徽桐城高甸，以祖先聚居桐城高甸，故称高甸吴氏。吴承恩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三十五年，即公元1556年，吴承恩出任河南新野知县。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出任浙江长兴县丞。由于仕途困顿，晚年绝意官场，闭门著书。
   吴承恩在出任新野知县期间，深居简从，处处留心，耳濡目染了新野县的民俗风情，尤其对新野的传统民间艺术猴戏更是入耳入心，了如指掌。他创作的《西游记》第一回中刻画孙悟空的前身“仙石”的形态，就是以新野现存的汉代议事台为背景的。“仙石”的通体三维尺寸与汉代议事台的尺寸完全相同，可见吴承恩对新野的人情风貌多么熟悉。
   不仅如此，《西游记》中大量地运用了新野的方言，如新野人称“饺子”为“扁食”，称动物“不安静”为“骨冗”等，此类方言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足见吴承恩对新野的民间习俗了解之深。也许，正是因为有了他对新野猴戏细致入微的观察，有了新野猴戏中活龙活现的猴子情态，才有电光火石般的创作灵感，才有了神话力作《西游记》中招人喜爱的猴王形象。

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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