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起源及蒙古国的建立

兰天

蒙古的起源及蒙古国的建立                                                                                             (2016-03-04 12:22:59)

铁血狂饮
                       
1820年乌里雅苏台地图（包括蒙古和唐努乌梁海）

今蒙古国政区图

漠北蒙古，清代地名，又称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又作哈尔哈，是蒙古语Halha的对音。指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山接新疆，南至瀚海与漠南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

【蒙古的起源】

西元前三世纪，中国北方活跃着一支游牧民族——匈奴。他们活动量程在大漠南北、叶尼塞河上游和北海（贝加尔湖）等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称作「胡人」。

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越过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进入欧洲（现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则降汉，西元47年，匈奴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

此时，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是中国的疆域。这里相继出现了很多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这也是蒙古的祖先。但那时，蒙古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

唐代在此区域置府设州，实行有效管辖。十二世纪的宋代，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开始兴起，他们被称做蒙古人，其发源地在中国东北地区。

1162年，铁木真出生于一个尚武的蒙古部落。1206年，他平定了大多数蒙古部族，在斡难河畔创建蒙古汗国，成为全蒙古的领袖——成吉思汗。蒙古建国之初，曾向金朝贡，请求金朝承认其汗国地位，金朝拒绝“蒙独”请求，成吉思汗不满，兴兵讨伐金朝。

从那以後的半个多世纪，蒙古铁骑成为横跨欧亚、天下无敌的一支劲旅，不断南征北战。马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制约野蛮武力的办法，“文明”的民族反倒显得苍白无力。

从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大举南侵西进。先後灭了西辽（今属新疆）、花剌子模（今俄国境内）以及西夏（甘肃等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领军征战，将贝加尔湖的不里牙惕（今俄国布里亚特）和牙忽惕（今俄国牙库特）等纳入蒙古版图。

1227年，成吉思汗死於征战途中，他的儿子们继续南征北战。1234年，蒙军在宋军配合下灭了金，然後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扩张。1238年破莫斯科，1240年陷波兰，1241年灭高丽，1258年，又破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

蒙古铁骑所到之处，世界各族无不闻风丧胆。蒙军所到之地，开城请降可免死，若有抵抗，破城後一律屠城。此後，蒙古继续向中亚、西亚及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大片土地（後又向印度、中南半岛、朝鲜半岛、日本进军）。

1271年蒙古创建元朝，1279年打败南宋，经过70多年的南进西征，统一全中国，成为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

元朝创建後，武力强悍、文明落後的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逐步与内地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历史的脚步行至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率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但蒙古实力犹在，不断犯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因为他是燕王，夺取皇位後要回老家，而且也是巩固北部边防的需要，故明朝重修长城。

明末，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明朝时，盘踞在东北部的另一少数民族——女真族，早已对中原虎视眈眈，趁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杀入关内，创建满清。

从清初开始，先是努尔哈赤，後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落，皇太极灭“後元”後，得到“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

【[url=]清朝对蒙古的统治[/url]】

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今内蒙古）有：科尔沁、札赉特、杜尔伯特、巴林、札噜特、奈曼、喀尔喀、茂明窍、乌拉待、喀喇沁、乌珠穆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有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札萨克图汗等部。漠西蒙古（厄鲁特）有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

嫩江流域以南的科尔沁部、嫩江流域以北的内喀尔喀部向努尔哈赤进献驼马。科尔沁、札噜特，曾多次嫁女给努尔哈齐及其子。明王朝则拉拢察哈尔部抗衡努尔哈赤。

察哈尔部的林丹（土蛮的曾孙）即大汗位，一度控制喀尔喀五部、征服了土默特和喀喇沁、使鄂尔多斯臣服。林丹挟持和威胁蒙古各部，诸部不堪其苦，希图借后金力量摆脱其统治，而后金政权则利用此种矛盾，通过威胁利诱和联姻、联盟政策，积极拉拢蒙古各部。

1628年皇太极调遣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等部兵力，大破察哈尔部；后又集中喀喇沁、奈曼、喀尔喀等部兵力，御驾亲征，占领西喇木伦河和克什克腾，察哈尔部归降者无数。1632年皇太极再次亲征，兵锋直指察哈尔部主营地呼和浩特市，林丹汗西逃青海。　　1634年林丹汗走死青海，其母率部降金。1635年皇太极俘林丹汗妻子，察哈尔部被征服。其属喀喇沁、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亦尽皆归附，漠南蒙古为后金所统一。

林丹的儿子额哲在上都被后金追上，只好投降，献出了元顺帝当年带走的传国玉玺。 （秦始皇磨和氏璧制作的传国玺传到后唐时，皇帝怀玺自焚，传国玺就此毁灭，石敬塘依样制作了一个新传国玺。后晋亡，这枚传国玺入辽。辽亡，它被抛进桑干河，元世祖时打捞得到。朱元璋几次派大军入沙漠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得到这枚传国玺。马合谋从雅本失利手里抢了来，想献给成祖（朱棣），成祖却不要）。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个封建主，承认皇太极为可汗，共奉之为“博克达·彻辰汗”尊号。

1687年，沙俄和噶尔丹同时入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惨败，各部可汗南下投降清朝。清军在乌兰布通打败噶尔丹，并将之赶出漠北。1691年漠南蒙古49旗王公、漠北蒙古各部之王齐集多伦诺尔，康熙帝宣布喀尔喀蒙古实行旗制，漠北蒙古正式隶属于清朝。建立于十三世纪末的忽必烈鞑靼帝国最终灭亡。

清朝统一漠南、喀尔喀、漠西三大蒙古各部后，实行盟旗制度和军府制度。一方面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对蒙古（含新疆、西藏）的事务，负责制订和研究贯彻对蒙古的政策；另方面，把蒙古族列入以满族统治阶级为核心的政治行政体制，建立直辖中央的军事机构。在蒙古地区，清政府直接派遣将军、都统和大臣等官吏，大多是满人，少数为蒙古人，有很大权力，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受其节制和调遣。

清朝在漠南除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直控今哲里木蒙古地区外，设有绥远城将军、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安北将军、左卫将军等，在喀尔喀蒙古地区设有定边左副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在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在宁夏、陕甘地区有宁夏大臣直控阿拉善蒙古，设陕甘总督直控额济纳蒙古。清朝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其下设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与领队大臣等等。

　　清朝在广大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封爵、编佐、置旗、设盟、置官等方面。旗一方面作为清朝赏赐给蒙古贵族的封建领地，另方面又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的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区域单位。

各旗互不统属，每旗设札萨克（旗长）一人管理旗务。旗下基层组织为佐，每150人编为一佐，佐的头领称佐领。札萨克为世袭制，其下官员设协理台吉、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职，分工管理旗内的军事、司法、行政、土地等。旗的上层组织为盟，盟设盟长和副盟长各一人，从各旗的札萨克中产生，由理藩院奏报清政府任命。盟长的主要职责为会同各旗礼萨克处理大事务，接受上诉和会审案件，检阅各旗军事力量。

【漠南蒙古】

东接盛京、黑龙江，西接伊犁东路，南至长城，北逾绝漠，袤延万余里。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过程中，除将察哈尔部编为直属于清政府的八旗外，于24部中，共建立50旗（不计唐古特喀尔喀旗则为49旗），6个盟，其名称为：

哲里木盟：10旗。盛京将军兼辖科尔沁部，吉林将军兼辖郭尔罗斯前旗，黑龙江将军兼辖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

科尔沁部，天命九年（1624）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5旗：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王旗）、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孛图旗）、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王旗）、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旗）；顺治七年（1650）增设1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博多勒噶台王旗）；

扎赉特部，天命九年（1624）来附，顺治五年（1648）设1旗：扎赉特旗，附于科尔沁右翼；

杜尔伯特部（内），天命九年（1624）来附，顺治五年（1648）设1旗：杜尔伯特旗，附于科尔沁右翼；

郭尔罗斯部，天命九年（1624）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郭尔罗斯前旗，附于科尔沁左翼；顺治五年（1648）增设1旗：郭尔罗斯后旗，附于科尔沁左翼；

卓索图盟：6旗。热河都统兼辖。

喀喇沁部，天聪二年（1628）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喀喇沁右翼旗；顺治五年（1648）增设1旗：喀喇沁左翼旗；康熙四十四年（1705）增设1旗：喀喇沁中旗；

土默特部，天聪三年（1629）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土默特左翼旗；顺治二年（1645）增设1旗：土默特右翼旗；康熙元年（1662）增设1旗：唐古特喀尔喀旗，附于土默特左翼。

昭乌达盟：11旗。热河都统兼辖。

敖汉部，天聪元年（1627）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敖汉旗（札萨克王旗）；

奈曼部，天聪元年（1627）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奈曼旗；

巴林部，天聪二年（1628）来附，顺治五年（1648）设2旗：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

扎鲁特部，天聪二年（1628）来附，顺治五年（1648）设2旗：札鲁特左翼旗、札鲁特右翼旗；

翁牛特部，天聪六年（1632）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2旗：翁牛特左翼旗、翁牛特右翼旗；

阿鲁科尔沁部，天聪四年（1630）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阿鲁科尔沁旗；

克什克腾部，天聪八年（1634）来附，顺治九年（1652）设1旗：克什克腾旗；

喀尔喀左翼部，康熙三年（1664）来附，设1旗：喀尔喀左翼旗。

锡林郭勒盟：10旗。察哈尔都统兼辖。

乌珠穆沁部，崇德二年（1637）来附，六年（1641）设1旗：乌珠穆沁右翼旗（西乌珠穆沁旗）；顺治三年（1646）增设1旗：乌珠穆沁左翼旗（东乌珠穆沁旗）；

阿巴哈纳尔部，崇德七年（1642）来附，康熙四年（1665）设1旗：阿巴哈纳尔左翼旗；康熙六年（1667）增设1旗：阿巴哈纳尔右翼旗；

浩齐特部，崇德二年（1637）来附，顺治三年（1646）设1旗：浩齐特左翼旗；顺治十年（1653）增设1旗：浩齐特右翼旗；

阿巴噶部，天聪六年（1632）来附，崇德六年（1641）设1旗：阿巴噶右翼旗；顺治八年（1651）增设1旗：阿巴噶左翼旗；

苏尼特部，天聪四年（1630）来附，崇德六年（1641）设1旗：苏尼特旗；崇德七年（1642）增设1旗：苏尼特右翼旗（西苏尼特旗），原旗更名苏尼特左翼旗（东苏尼特旗）。

乌兰察布盟：6旗。绥远将军兼辖。

四子部落部，天聪四年（1630）来附，崇德元年（1636）设1旗：四子部落旗；

茂明安部，天聪七年（1633）来附，康熙元年（1662）设1旗：茂明安旗（一说顺治六年设）；

乌喇特部，天聪七年（1633）来附，顺治五年（1648）设3旗：乌喇特中旗（中公旗）；乌喇特前旗（西公旗）、乌喇特后旗（东公旗）；

喀尔喀右翼部，顺治十年（1653）来附，设1旗：喀尔喀右翼旗（达尔罕旗）；

归化城土默特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设1旗：归化城土默特旗；乾隆二十五年（1760）裁。

伊克昭盟：7旗。绥远将军兼辖。

鄂尔多斯部，顺治六年（1649）来附，设4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准格尔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乌审旗）、鄂尔多斯右翼后旗（杭锦旗）；顺治七年（1650）增附，增设2旗：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达拉特旗）、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托克旗）；乾隆元年（1736）增设1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扎萨克旗）。

察哈尔：察哈尔都统节制。

察哈尔部，1635在义州编旗，康熙十四年（1675）迁于宣大边外设左右翼8旗，均为总管旗：

左翼：镶黄旗察哈尔、正白旗察哈尔、镶白旗察哈尔、正蓝旗察哈尔；

右翼：正黄旗察哈尔、正红旗察哈尔、镶红旗察哈尔、镶蓝旗察哈尔。

上都牧厂：康熙十六年（1677）上驷院设官驼马群厂，即御马厂，又作商都牧厂。

太仆寺左翼牧厂：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太仆寺设牧厂。

太仆寺右翼牧厂：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太仆寺设牧厂。

明安牧厂：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礼部设牧厂，即礼部牧厂。

归化城土默特：属绥远将军节制。

归化城土默特部，崇德元年（1636）设2旗：归化城土默特左翼旗、归化城土默特右翼旗，为都统旗；乾隆二十八年（1763）改为副都统旗。

西套蒙古：均为札萨克旗。

阿拉善额鲁特部（原准噶尔部），康熙二十二年（1683）来附，三十六年（1697）设1旗驻定远城：阿拉善额鲁特旗；

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康熙四十二年（1703）来附，乾隆十八年（1753）设1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

乾隆年间，杜尔伯特三策凌率部南附清朝后，于1754年建左翼1旗，辉特1旗，为赛因济雅哈图左翼盟；又建右翼3旗，辉特1旗，为赛因济雅哈图右翼盟。

【漠北蒙古】

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南至瀚海，西至阿尔台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北至俄罗斯。

土谢图汗部20旗 札萨克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东界肯特山，西接翁金河，南临瀚海，北靠楚库河，接俄罗斯。顺治十二年（1655）喀尔喀蒙古来附，设（外）喀尔喀左右翼8旗，左翼土谢图、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颜诺4旗，右翼毕希勒尔图汗、罗卜藏诺颜、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4旗；康熙二十七年（1688）迁口内，三十年（1691）本部始名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1692）改左右翼为三路，土谢图汗部为北路；三十六年（1697）迁回漠北。始设十七旗，雍正间（1723～1735）增至三十八旗。嘉庆时（1796～1820）有旗二十：

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土谢图汗本旗、中右旗；

康熙三十年设（1691）增设：中旗、左翼中旗、左翼前旗、左翼末旗、右翼左旗、右翼左末旗、右翼右旗；

康熙三十二年（1693）增设：左翼后旗；

康熙三十三年（1694）增设：中左翼末旗；

康熙三十五年（1696）增设：右翼右末次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增设：左翼右末旗；

康熙五十年（1711）增设：左翼左中末旗；

康熙五十八（1719）增设：中次旗、中右末旗；

雍正八年（1730）增设：右翼左后旗；

雍正九年（1731）增设：右翼右末旗；

雍正十年（1732）增设：左翼中左旗；

乾隆二十三年（1758）增设：中左旗。                  

诸旗会盟于汗山，称为汗阿林盟，驻土拉河南北。有佐领五十九。

三音诺颜部22旗，厄鲁特2旗 札萨克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东界博罗布尔哈苏多欢，西接库勒萨雅索郭图额金岭，南临齐齐尔哩克，北接齐老图河。雍正十年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二十一旗隶属额驸策棱的赛音诺颜部，始别为一部。嘉庆时有旗二十四：

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右翼中旗（雍正九年更名赛音诺颜本旗）、中左旗；

康熙三十年（1691）增设：中前旗、左翼右旗、右翼右后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右翼末旗；

康熙三十一年（1692）增设：中末旗、左翼左旗；

康熙三十五年（1696）增设：中右翼末旗、左翼左末旗、右翼中右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增设：右翼左末旗；

康熙四十六年（1707）增设：右翼中左旗；

康熙四十八年（1709）增设：中后末旗；

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设：中后旗、右翼中末旗；

雍正元年（1723）增设：中左末旗；

乾隆三年（1738）增设：右末旗；

乾隆十七年（1752）增设：左翼中旗；

乾隆二十四年（1759）增设：左翼中旗；

康熙三十六年（1697）额鲁特部（原准格尔部）来附，四十四年（1705）设1旗：额鲁特本旗，乾隆二十六年（1761）附于赛音诺颜部；

康熙四十一年（1702）（噶尔丹同祖弟丹津之孙，丹津阿喇布坦）来附，设1旗：额鲁特前旗，乾隆二十六年（1761）附于赛音诺颜部。

诸旗会盟于齐齐尔哩克，称为齐齐尔哩克盟，驻翁金河北。有佐领二十五。　

车臣汗部23旗 札萨克旗库伦办事大臣监理

东临额尔德尼陀罗海，西接察罕齐老图，南界塔尔衮柴达木，北邻温都尔罕。顺治十二年（1655）来附，康熙二十七年（1688）迁口内，三十一年（1692）为东路；三十六年（1697）迁回漠北。康熙间（1662～1722）编旗二十一。乾隆间（1736～1795）有旗二十三：

康熙二十七年（1688）设：车臣汗本旗；

康熙二十八年（1689）增设：中左旗、中右旗、中前旗、中后旗、左翼中旗、左翼前旗、右翼中旗；

康熙三十年（1691）增设：中末旗、左翼后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

康熙三十四年（1695）增设：中末次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增设：中左前旗、中右后旗；

康熙四十年（1701）增设：左翼左旗、左翼右旗、右翼左旗；

康熙五十年（1711）增设：左翼后末旗；

康熙五十一年（1712）增设：右翼中右旗；

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设：右翼中左旗；

乾隆十四年（1749）增设：中末右旗；

乾隆二十年（1755）增设：右翼中前旗。

诸旗会盟于克鲁伦河巴尔和屯，称为巴尔和屯盟，驻克鲁伦河左右。有佐领五十四。

札萨克图汗部18旗及辉特部1旗 札萨克旗库伦办事大臣监理

东临翁锦﹑西尔哈勒珠勒，西界喀喇乌苏﹑额哷克诺尔，南接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推河。顺治十二年（1655）来附，康熙二十七年（1688）迁口内；康熙三十年，策旺扎布受封扎萨克和硕亲王，始设八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为一路；三十六年（1697）迁回漠北。雍正间增为十五旗，乾隆间增为十七旗。嘉庆时有旗十九：

康熙二十八年（1689）设：左翼前旗、右翼右旗、右翼前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增设：左翼右旗；

康熙三十年（1691）增设：左翼后旗、右翼后旗；

康熙三十三年（1694）增设：中左翼左旗；

康熙三十六年（1697）增设：右翼后末旗；

康熙四十八年（1709）增设：中右翼末次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增设：中右翼末旗；

雍正二年（1724）增设：右翼右末旗；

雍正四年（1726）增设：札萨克图汗右翼左旗（一说康熙三十一年之前设）、左翼后末旗；

雍正五年（1727）增设：左翼中旗；

乾隆二十年（1755）增设：中右翼左旗；

乾隆二十一年（1756）增设：中左翼右旗、左翼左旗（一说康熙三十一年之前设）；

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设：中左翼末旗；

康熙二十七年（1688）辉特部来附，乾隆三十年（1765）设：辉特旗，附于札萨克图汗部。

诸旗会盟于扎克河源毕都哩雅诺尔，称为扎克河色钦毕都哩雅诺尔盟，驻杭爱山。有佐领二十五。

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康熙、雍正时期和乾隆初期，唐努乌梁海各部分别由归顺清朝的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和厄鲁特王公丹津阿拉布坦及其后裔管辖，此时清政府在漠北的统治很不稳定，对此局面只好承认。

乾隆中期，清朝在漠北的统治稳定下来，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理体制作了改变。它利用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和厄鲁特公丹拜获罪革爵之机，先后将这两个王公所辖的唐努乌梁海人收归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编为5旗，后来又将一部分乌梁海人赐给哲布尊丹巴活佛作为“沙毕”。这样，从乾隆中期至清末，唐努乌梁海各部按其隶属关系的不同，就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唐努乌梁海5旗，直属定边左副将军；乾隆二十三年（1758）设：唐努乌梁海旗、萨拉吉克乌梁海旗、托锦乌梁海旗、库布苏库勒诺尔乌梁海旗、奇木奇克河乌梁海旗。25佐领。同治三年（1864）割让十佐领与沙俄。

第二为是居住区与上述5旗犬牙交错、但却属于喀尔喀蒙古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部王公管辖的乌梁海各佐领。札萨克图汗部乌梁海：五佐领，附于唐努梁海；赛音诺颜部乌梁海：十三佐领，附于唐努梁海。

第三类是属于哲布尊丹巴活佛、归沙毕衙门管辖的佐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门徒乌梁海：三佐领，附于唐努梁海。

科布多  科布多办事大臣节制。

杜尔伯特部（外），乾隆十八年（1753）来附，设左翼11旗（扎萨克旗）：特固斯库鲁克达赖汗旗、中旗、中左旗、中前旗、中后旗、中上旗、中下旗、中前左旗、中前右旗、中后左旗、中后右旗；右翼3旗：前旗、中右旗；乾隆十九年（1754）右翼增设1旗：前右旗；

辉特部，乾隆十八年（1753）来附，二十年（1755）设2旗：下前旗、下后旗，下前旗附于左翼、下后旗附于右翼。

明阿特部，初属乌梁海，后属札萨克图汗部左翼左旗，乾隆三十年（1765）设1旗属科布多：明阿特旗，为总管旗；

阿尔泰乌梁海部，乾隆十九年（1754）来附，二十年（1755）设镶黄、正黄、正白3总管旗，二十八年（1763）设7旗：左翼4旗：一副都统旗、一散秩大臣旗、二总管旗；               右翼3旗：一散秩大臣旗、二总管旗；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来附，二十三年（1758）设2旗：二总管旗；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与沙俄。

扎哈沁部，乾隆十九年（1754）来附，二十七年（1762）设1旗：一总管旗；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设1旗：一总管旗；

科布多额鲁特部，乾隆五十七年（1792）设1旗：科布多额鲁特旗，为总管旗。

诸旗会盟于赛音济雅哈图，称为赛音济雅哈图盟

阿尔泰  初由科布多办事大臣兼辖；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阿尔泰办事大臣兼辖。

新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1761）随旧土尔扈特部来附，三十七年（1762）设2旗：新左旗、新右旗。

新和硕特部，乾隆三十七年（1762）来附，设1旗：新和硕特旗；

乾隆三十七年（1762）来附，设1旗：新土尔扈特（贝子）旗，附于新和硕特部。

青色特启勒图盟

【漠西蒙古】

漠西蒙古主要指厄鲁特蒙古（即卫拉特蒙古；卫拉特，就是部落，互相平等，互不统辖）。据记载，清代厄鲁特蒙古，主要分布在东起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其具体分布的地区为：准噶尔部，分布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杜尔伯特，分布在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两岸；土尔扈特分布在塔尔巴哈台及其以北一带；和硕特，游牧在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后又迁至青海、西藏一带。四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只有一个松散的联盟即“丘尔干”（或译为“楚固拉干”），作为协调各部关系的机构。

青海蒙古札萨克旗青海办事大臣节制

1725年，青海蒙古正式编旗，共置西蒙古和硕特、绰罗斯、辉特、土尔扈特等部29旗，喀尔喀部及诺门罕1旗，为1盟，由西宁办事大臣兼任盟长。

和硕特部，雍正三年（1725）设20旗：东上旗、南左翼中旗、南左翼后旗、南左翼末旗、南右翼中旗、南右翼后旗、南右翼末旗、西左翼后旗、西右翼中旗、西右翼前旗、西右翼后旗、西前旗、西后旗、北左翼旗、北左末旗、北右翼旗、北右末旗、北前旗、前左翼头旗、前头旗；乾隆十一年（1746）增设1旗：南左翼次旗；

绰罗斯部（原准噶尔部），乾隆五十年（1711）设1旗：北中旗；雍正三年（1725）增设1旗：南右翼头旗；

辉特部，雍正三年（1725）自和硕特部分立为部，设1旗：南旗；

土尔扈特部，雍正三年（1725）自和硕特部分立为部，设4旗：南中旗、南前旗、南后旗、西旗；

喀尔喀部，雍正元年（1723）来附，三年（1725）自和硕特部分立为部，设1旗：南右旗。

新疆蒙古 札萨克旗伊犁将军节制

1628年，吐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流域。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先后有一部分和硕特人、杜尔伯特人迁到那里去了。1756年，原来留居故地吐尔扈特、杜尔伯特为了逃避清灭准葛尔的战争，也西迁那里，史称这部分后迁的吐尔扈特、和硕特为新吐尔扈特、新和硕特，而那些先迁去的那部分吐尔扈特、和硕特为旧吐尔扈特、旧和硕特。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吐尔扈特回归时，回归的部众中有新旧吐尔扈特、新旧和硕特及沙比纳尔（喇嘛庙的属民）。清政府把他们安置在天山南北。（因种种原因伏尔加河右岸的杜尔伯特部和少量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牧民未能渡河随渥巴锡返回祖国。他们的后裔构成今天俄罗斯联邦卫拉特蒙古人的主体，当地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等部实行与其它蒙古地区相同的行政建置——盟旗制度，按原部落系统：指定游牧地，进行安置，使他们各安生业，过着正常的游牧生活。同时为了防止土尔扈特势力过大，以便于控制，特下旨令：务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

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南路旧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及其同族），乾隆三十六年（1771）来附，南路（今新疆巴音格楞州境内）设4旗：南路汗旗、南路中旗、南路左旗、南路右旗。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兼辖。

巴图塞特奇勒图盟：中路和硕特部（和硕特恭格等），乾隆三十六年（1771）随旧土尔扈特部来附，中路设3旗：中路中旗、中路左旗、中路右旗。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兼辖。

青塞特奇勒图盟：舍楞一支，新土尔扈特2旗，在科布多游牧。伊犁将军节制。

新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1771）来附，北路（今和布克赛尔县境内）设3旗：北路旗、北路左旗、北路右旗。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东路今乌苏县境内设2旗：东路左旗、东路右旗。东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乌鲁木齐都统兼辖。西路（博尔塔拉州境内）设1旗：西路旗。

额鲁特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迁热河达什达瓦额鲁特部至伊犁，设左翼，三十二年（1767）改设1旗：上三旗，为总管旗；乾隆二十五年（1760）额鲁特、哈萨克、布鲁特部陆续来附，二十九年（1764）设右翼，三十二年（1767）改设1旗：下五旗，为总管旗。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乾隆三十年（1765）迁乌鲁木齐额鲁特部至塔尔巴哈台，设1旗：额鲁特旗，为总管旗。　

西藏达木蒙古 驻藏大臣兼辖。

藏语中，“达木”作为动词可以理解为挑选，作为名词可以理解为沼泽地，这里指地名，即指当雄。达木额鲁特部：八旗，均为佐领

《中国藏族部落》记载：起初当雄仅有七户为同姓氏的蒙古旗牧民，尔后固始汗的一些部下在此安家落户。该地水草丰美，适于发展牧业生产，因此陆续从西康、青海、甘肃等地迁来许多牧民在此定居，后来当雄发展成八个部落，每个部落以七户先民中一户的姓氏命名。这八个部落是曲科尔、恩果、巴加尔、阿托、班加、果才卜、阿许和索布。

当雄各部落本属在西藏的和硕特管辖，1717年准噶尔侵扰西藏杀死拉藏汗后，当雄各部落曾属颇罗鼐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管辖，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之乱后，直至清朝政府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前，当雄由驻藏大臣直接管辖，历时160多年。因而当雄部落被称为“达木嘉效介”，为汉属地管辖的八部落之意，清政府称之为“达木蒙古八旗”。当时设机恰即总管一人(只能由曲科尔部落的甲本升任)，统管八旗。各旗设有甲本、藏革(即章宗)、坤都、久本等头人，各旗所辖措哇(即部落)设有马本、休令等。当雄八旗共辖780户，约3900人。⑥1914年当雄八旗由色拉寺接管。1959年民改后设置当雄县，归拉萨市人民政府领导。历史上“蒙古八旗”的实际居住地盘已超出了当雄宗(县)范围。

蒙古族地区盟旗制度较之历史对各民族地区所实行的羁摩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清政府实行盟旗后，由清政府派遣官吏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建立直属于清政府各级行政组织，蒙古地区原有的民族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行政制度不再存在，而完全纳入了清政府政治体制之内。

1727年中俄签定《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

【清朝解体，中原混乱，蒙古趁机独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更加突飞猛进，而大清帝国仍然封闭在一个腐败无能的酱缸内，闭关锁国，死硬地拒绝对外开放，于是中国开始衰落凋敝，江河日下。

1904～1905年，沙俄在南满同日本争夺东北领土的战争中失败，与日本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密约，把满洲南部让给日本，换取日本承认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从此，沙俄把在中国北部侵略夸张的重点转移到外蒙古。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外蒙与其他省份不同，当时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沙俄乘中国发生反清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仑办事大臣，并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仑条约》）。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苏联1989年解体后，哈萨克斯坦成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崭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中国政府于1915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协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总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仑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党。1919年夏，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和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同年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取消，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并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外蒙古地区由中国北筹边使管辖。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1920年夏，在美、英操纵下的中国直系军阀打败了在中国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集团。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联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利益。1920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在其主子的授意下，带着他的由800名将士组成的亚洲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中国驻外蒙总督）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

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白匪军打败了北洋军阀在蒙古的军队，占领了库伦（今乌兰巴托）。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今蒙古阿勒坦布拉格），准备再战。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蒙古变成未来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了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现不满情绪。1920年末至1921年初，蒙古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是年3月1日，蒙古人民党在俄共的帮助下，于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1921年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旗劳动人民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人民政府于1921年4月10日向苏维埃俄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共同反对温甘伦白匪。苏俄军队遂于6月28日进驻蒙古，7月6日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军，消灭了占领库伦的温甘伦白匪军。7月10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宣布独立。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后来蒙古将独立后的第二天，即7月11日定为国庆日。

1921年至1922年间，人民政府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对土地、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商业高利贷者的债券和僧俗封建主向人民大众征收的一切捐税，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废除了旧社会封建司法机构及其刑法，取消了封建主阶级的各种特权，废除了世袭封建领主制度和农牧民人身依存关系。这种激进的民主改革使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化。1921年12月，发生了以西藏高利贷商人沙其喇嘛为首的反革命叛乱；1922年又发生了君主立宪政府总理鲍道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1923年2月22日，人民政权的创始人苏赫巴特尔被敌人毒死。在苏俄的帮助下，蒙古度过了重重危机。1923年冬到1924年，在全境开展了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任职的王公贵族90%被刷掉。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病死，11月召开了第一次国家大呼拉尔会议，彻底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告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蒙古独立和后来成立人民共和国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

1945年2月11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在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同意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时照顾苏联的利益，在协定中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而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在战后依靠美国援助控制全中国，在美国的“说服”下，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1945年10月20日，蒙古举行了全民投票，国名党政府派人进行“观察”，参加投票的98.4%的选民一致拥护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

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1945年）蒙藏委员会管辖事务涉及地区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近日民进党“立法委员”蔡易余等人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废除“蒙藏委员会”，认为其“职能不明，浪费人民的纳税钱”。台湾最大论坛PTT有网民叫好称：早该废除这个部门了，就是个笑话；西藏蒙古根本管不着，却有“蒙藏委员会”，该废。也有网民称，你了解历史吗？公开卖国不脸红。
　　蒙藏委员会（简称蒙藏会）是中华民国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主管对蒙古族和藏族交流及其他有关蒙藏各项事务。中华民国（1911年-1949年），蒙藏委员会所掌政务几乎涉及所有蒙古地方、兴安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和西藏地方、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宁夏省（辖阿拉善旗）的民族文化宗教事务。　　
　　【蒙藏委员会历史沿革】
　　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创立“蒙古衙门”（ Monggo jurgan），崇德3年（1639年），扩编为“理藩院”；随着帝国疆土日渐扩张，理藩院成为管理蒙古 、 西藏 、青海、新疆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机关，并兼理对俄罗斯帝国的事务。
　　清顺治 16年（1659年），礼部尚书 （今外交部长）兼管理藩院事务，两年后理藩院官制又与六部同位阶。
　　清光绪32年（1906年），因清末新政的改革官制，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废清理藩院，后于1912年4月成立“内务部蒙藏事务处”，同年7月改为“蒙藏事务局”掌管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属国务院。
　　1914年，袁世凯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置总裁、副总裁，直属北洋政府总统府。
　　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再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蒙藏委员会”，地址在南京曾公祠，管理蒙古地方（今蒙古国）、西藏地方及其它各省蒙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先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特任阎锡山为委员长，指定赵戴文为副委员长。下设蒙事处、藏事处、蒙藏教育委员会、编译室、调查室等。　　
　　1936年2月10日，制定《 喇嘛转世办法 》，开始管理西藏与蒙古的藏传佛教 转世灵童相关事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蒙藏委员会”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蒙藏委员会”随国民政府移往南京 。
　　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中国大陆以后，蒙藏委员会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台北。由于无法管辖蒙藏地区，蒙藏委员会的权限与业务有所改变，主要负责在台藏人、蒙古人的生活和就业，以及与今日蒙古国、海外藏人组织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务的交流。

蒙古铁骑 揭秘成吉思汗军队战无不胜的五项绝密法则
　　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民族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他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诸部落后，进而征服了半个世界，创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大帝国。成吉思汗成就霸业的原因诸多：
　　首先成吉思汗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天才。他从小生活艰，形成了坚毅，勇敢的性格。他生活的年代动乱，漂泊，耳濡目染使他对于行军打仗非常熟悉。
　　第二，蒙古民族民风彪悍，团结，吃苦耐劳，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
　　第三，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他在蒙古骑兵的建军、治军、练军和用军等各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先人的成功的实践经验，并有自己的独创之处。
　　战略方面，成吉思汗有一套后人称为“大迂回”的战略。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
　　大迂回战略能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以迂为直，避实击虚，使战场攻防结构发生突变，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己创造有利战机。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蒙古军因粮于敌的具体作法一是抢夺牲畜以备后用。二是对坚壁清野的城堡，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对方供给粮食。蒙古军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解决了军队的供应问题，而这种解决方法不像一般的军队让士兵负重过多，或在战斗序列后有很长的辎重队，而是在他们民族千年以来养成的饮食习惯中，以最轻便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轻便体现在他们食用的羊或马，不需要特别的装备来运送，从而大大减轻了蒙古军队的负重，更有力量和能力，大胆向敌人的纵深穿插迂回，其距离的深远常常使他的敌人也难以置信，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军队攻下一个个城堡竟是那么容易。
　　在战术上，骑兵大兵团宽正面密集队形冲击敌人，迂回包围，分进合击，诱敌深入，设伏歼敌，对敌坚固城堡采取变化多样的攻破战术，不给跑敌喘息机会，猛打猛追。这些战术细致巧妙，机智灵活的运用使成吉思汗的军队经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第四，成吉思汗的建军要则：知人善任，勇于纳谏。只要忠诚并有才干则不分民族或阶层就重用信任，甚至不嫌战场俘虏和从他来投诚者，同样一视同仁，视其能力水平给予一定职位加以重用。
　　精心的组织工作。整顿军队，分别任命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使军队直接归属于自己掌管和嫡系亲信控制之下。军队体制上建立了护卫军组织，这支护卫军是成吉思汗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依靠力量。
　　制定周密细致的作战计划。他制定作战计划与军事指挥时力避盲目蛮干，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决不含含糊糊草率从事。
　　严明军纪，赏罚分明。蒙古史学家多桑指出：“将军中如有人犯了错误，成吉思扦只要派去一名下级官吏传令，就准能执行不误。这个将领无论相距多远，虽统帅十万人马，也得坚决服从使臣的传令。如果处于鞭打，就得伏地受刑，如若处以杀头，就给割下自己的头。”而对做出贡献的有功人员，他终生不忘，永远信任，分别给予奖赏。
　　严格军事训练，重视改革武器装备技术，重视培养官兵的英勇顽强的思想作风。蒙古军队的武器装备由一般常规武器发展到能使用火炮、火箭发射器和火焰石油投射器等先进武器，平时行军安营扎寨，总是以战斗阵容驻防。有时召集各军营部队，考核军队训练，或者从各部队选拔优秀士兵搞武艺比赛和摔胶，优胜者给予鼓舞奖赏。
　　重视军队的后勤保碍工作。由于出征时携带的羊马很有限，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还专门规定了屠杀的方法：“用牛羊的膀胱两个，吹满空气，把骨管伸进膀胱的管孔。骨管上刻有螺丝纹。在兽的第四、第五肋条之间，刺个穴口然后把骨管插进创口，压迫膀胱把空气注入肺脏。这样做的时候，兽立刻死去。死状好像是被电击一样。这个杀法的利益是肉量增加70%，滋养力充分，肉质柔软，味道也美，易于更长久的保存。”（《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重视军队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无阻。据史料载，差不多他每到一处，在五十、百里以内各设一释站，仅送信报息的驿站所备用马就达三十多万匹。成吉思汗当时对修筑桥梁、开山修路也非常重视。他出征花刺子模国，渡过伊力河时，垫木头、铺石子修的桥就达四十八座。察阿歹西征中渡过沙拉坦河时，就修了十八座桥，使全军安然渡河。除此以外，过山越岭时也修了许多小路，从而对来往人马、车辆、商贾、游客创造了极为方便的条件。这样两大洲各国之间的来往联系也更加方便，路程也缩短了。作战时军队之间相互联络信号方面，也都采取了妥善的办法和制定了必要的制度。例如制定往步和乘马联络外，用吹号、色旗互相联络等。
　　成吉思汗一生勒马跨鞋驰骋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广阔战场上，创造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战略战术，丰富了世界军事科学史的宝库，给人类留下了宝贵遗产。

蒙古铁骑进军东欧大战条顿骑士团
　　俄罗斯受谁影响成为“战斗民族”？ 皇族多有蒙古血统
　　因为课本里的翦伯赞《内蒙访古》，我最早听说世界三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是一个特殊的摇篮：历史上的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都在这个摇篮里长大，又都在这里度过青春时代，而且先后从此地向西突破长城，杀进黄河流域，强行进入中国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台。呼伦贝尔，中国游牧民族历史舞台的后台，接力赛般传递着梦想、积蓄着力量，并屡屡一鸣惊人。最柔软的草原摇篮，哺育出的居然是一代又一代的强者、硬汉。而成吉思汗除了继承先辈的强硬之外，更是一个天生的梦想家，把梦做得大到没有边了。当然，他不仅敢想，还敢干。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立足东方、剑指西方，打造出最早的“日不落帝国”，版图横跨欧亚两大洲，幅员广阔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起中世纪，或者索性说起整个人类历史，最有资格被称作“战斗民族”的，非蒙古人莫属。现代以来，人们常以“战斗民族”来形容俄罗斯，有人说其实这还是得益于蒙古人的遗传基因，蒙古四大汗国里的钦察汗国，曾侵略并统治俄罗斯两百多年：“初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1235年（窝阔台汗七年）术赤次子拔都统诸王长子西征，辖地扩大，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起高加索山，北括斡罗斯。1243年还师后，拔都留驻封地，在伏尔加河下游建都萨莱城。将咸海东北之地分给其兄斡鲁朵，称白帐汗；将咸海以北之地分给其弟昔班，称蓝帐汗，总领于拔都，拔都为金帐汗。”（卞洪登语）
　　俄罗斯习惯把遭受蒙古人奴役的两百多年时间称为“鞑靼枷锁”，但18—19世纪的学者卡拉姆津唱反调：“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
　　到了当代，以古米廖夫为代表，又有了所谓的“鞑靼枷锁”并不存在一说：“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
　　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中说：“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在伊凡沙皇登基时，俄罗斯宫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统，俄罗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俄罗斯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跟蒙古学的。”
　　蒙古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法则乃至尚武精神，已融化进俄罗斯人的血液里。以至民间还有这种谚语：你用拳头打一个俄罗斯人，疼的是一个蒙古人。意思是只隔一层皮。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香蕉人”。剥一层皮就落馅了。
　　我在呼伦贝尔，听了一个笑话，说某蒙古族制片人去喀山拍摄历史记录片时，出于民族自豪感，说“列宁也是蒙古人”。但这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列宁身上还真有若干分之一的“鞑靼血统”：祖父尼可莱·乌里扬诺夫出生在一个卡尔梅克蒙古农民家庭，祖母安娜·丝米尔诺娃是一个来自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女子，列宁的姓氏“乌里扬诺夫”在蒙古语中意为“水边的白杨树”。
　　历史与现实肯定是有关系，但这种关系究竟能大到什么程度？每个人的看法恐怕都不一样。
　　在网上有一篇《论匈奴、突厥、蒙古的关系》，不知谁写的，搜集的资料较全面，但观点不无偏激：“蒙古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的蒙古贵族们后来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公贵族的姓氏起源。俄罗斯曾有蒙古血缘的大公92个，50个王，13个公侯、300多个贵族姓氏。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俄罗斯的政府结构建立在传统的蒙古式掠夺性方法之上。俄罗斯从未民主过。斯大林所采用的统治原则跟蒙古人一样。而普京就是一个21世纪的蒙古人，而非其他。现在，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富裕的国家，领头的蒙古人意识到为了获得正统性和国民的爱戴，他必须分配出一部分财富。这就是现在低税负和低负债的原因。由于上述原因，现在的俄罗斯抗议活动，我们必须赞赏和鼓励的这-些活动，却也无法打败这个蒙古体系。”
　　到了普京时代，其名言“俄罗斯的领土没一寸是多余的”，掷地有声，而且几乎所有俄罗斯人都以自称“战斗民族”为荣，为捍卫原先的势力范围都会冲冠一怒，不惜摆出拼命一搏的架式，似乎还真有当年蒙古人的果断与霸气。
　　为蒙古民族的起跳提供跳板的呼伦贝尔草原不简单，额尔古纳河同样了不起，是黑龙江的正源。上游是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吉勒老奇山西坡的海拉尔河，同蒙古境内流来的鄂嫩河在根河口汇聚，向下称为黑龙江。而克鲁伦河流入呼伦湖，呼伦湖以达兰鄂罗木河同额尔古纳河相联。额尔古纳河又是通古斯语（鄂温克语）的音译，意思为鄂温克江。从各个时代的史书里流过：《旧唐书》称之为望建河，《蒙古秘史》称之为额尔古涅河，《元史》称之为也里古纳河，《明史》称之为阿鲁那么连，到了清代始称为额尔古纳河：这条蒙古帝国时期中国的内陆河，又因被写入《中俄尼布楚条约》而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至今仍如此。当时俄罗斯南侵，康熙皇帝为了同卫拉特的噶尔丹争夺蒙古地区控制权，匆匆忙忙于1689年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割地求和，将额尔古纳河以西划归俄罗斯。额尔古纳河右岸，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先后设置吉拉林设治局和室韦县、奇乾县。
　　我一直以为蒙古民族天生就是马背上的草原部落，在额尔古纳市蒙兀室韦苏木参观蒙古之源·蒙兀室韦文化旅游景区，才了解到成吉思汗的祖先是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走出来的，呼伦贝尔草原帮助他们由渔猎转变为游牧，尝到了新生活的甜头：逐水草而居，顺天时而动，无拘无束，浪迹四野。
　　格纳德认为最初的蒙古人不是草原民族，而是来自森林山区的民族：“他们的森林起源可以从他们大量使用的木制车上看出来。甚至今天的蒙古人也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用木制的小桶而不用皮袋子。”
　　从呼伦贝尔草原到中亚大草原，西行不止的成吉思汗，也是有根的，他的根不是草根，而是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跟树的根一样，粗壮、深邃、纵横交错。所以他以欧亚大陆为舞台的腾挪跳跃，显得那么有力、有底气，而又收放自如。
　　我见过成吉思汗的后裔，却没见过成吉思汗本人，更没见过成吉思汗的祖先。我下意识地以为蒙古的历史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却忽略了他之前大段大段的空白、其实隐藏着非文字所能记载的史前史。成吉思汗的身影太高大、太光辉了，虽然照亮后代，但无形中也遮蔽了走在自己前面的人。
　　来到被誉为“蒙古之源”的额尔古纳，我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成吉思汗不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也是吃母乳长大的，他和一波三折的额尔古纳河一样，有着自己的下游，更有着自己的源头。
　　额尔古纳什么意思？在蒙古语里，意味着“捧呈、递献”。后又逐渐被修饰为“奉献”之意。说的没错，这条慷慨的河和这块富有的土地，奉献出一个英雄的民族。
　　史料记载“柔然国亡后，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两岸的鲜卑后裔发展为室韦人，分为五大部，曾受突厥的统治，后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隋唐时期室韦就驻牧于呼伦贝尔，唐代曾设室韦都督府进行管辖。蒙古民族起源于蒙古地区东北部的一个室韦部落——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写，见于《旧唐书-北狄传》。蒙兀室韦长期沿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聚居。蒙古一词的不同译写，先后还有“萌古”、“朦骨”、“萌骨”等。写作“蒙古”，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炀王江上录》。“蒙古”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额尔古纳河流域是公认的蒙古族发祥地。“苍狼白鹿，化铁出山”，蒙古民族的创始传说，就发生于这森林与草原交集的神秘土壤。
　　据拉施特哀丁收集的蒙古传说：蒙古人在很早时期被突厥人打败，只得逃到额儿古涅昆山区（额尔古纳河一带）避难。波斯史家们估计在大约九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们已经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鄂嫩河）平原。“室韦部落从呼伦贝尔草原向漠北高原迁移，最早约在八世纪初。715年，突厥可汗率领军队征讨乌护（铁勒）人，破其汗庭，铁勒人和室韦联合同突厥军队作战。西迁的原因是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迁移的过程是缓慢的。后来，在回鹘汗国统治漠北高原时期，室韦与八姓乌护人联军，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等地与回鹘军队多次交战，最后失败。九世纪以后，当回鹘势力退出漠北高原时，室韦人的势力日益增长，已成为人马众多的强大游牧部族。”
　　我终于明白：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荣登蒙古帝国大汗（皇帝）宝座后，为何要把额尔古纳分封给二弟哈撒尔作为领地？那里是他的故乡啊。更确切地说是故乡的故乡。黑山头，有哈撒尔部族居住的主要城池。时间之手，把当年金碧辉煌的王侯宫殿和刀枪林立的军事要塞打回原形：被风抹平，被青草覆盖，只留下几根梁柱的基础，和一块刻有“哈撒尔古城遗址”的巨大石头。但这比什么样的纪念碑都管用、都震撼人心。
　　成吉思汗的子孙，不乏大名鼎鼎之人：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拔都、速不台、海都、贵由、旭烈兀、蒙哥、忽必烈……然而我很少能说得出成吉思汗祖先的名字。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英雄，他的祖先也应当是英雄，只不过是一些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与事迹虽然失传了，却注定将以层层叠叠的脊梁和肩膀，为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而奠基。额尔古纳，最早播洒并孕育着英雄的种子。那是一种世代相传的血性，那是一颗太阳般天天升起的雄心。
　　成吉思汗的女祖先，我惟一知道名字的，是阿兰豁阿。那几乎是神话里的人物：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的祖先。传说中认为尼鲁温蒙古人的孛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成吉思汗父亲与母亲的名字，我也是知道的。成吉思汗的父亲有一个温暖的名字：也速该，毡子的意思。他打猎时遇见蔑儿乞惕部的也客赤列，见其刚从弘吉剌部娶回来的娇妻珂额伦貌美如花，情不自禁挥刀上前抢夺，也客赤列打不过，只好一走了之。无意间猎艳成功的也速该，抱得美人归，在河畔的牧场成家立业。后来，他用与塔塔儿部作战时俘虏的敌酋铁木真的名字，为自己与珂额伦生下的长子命名。铁木真九岁时，领他到弘吉剌部求亲的父亲也速该，独自返回的路上遇见塔塔儿部正在草原大摆宴席。塔塔儿记仇，设计将其用毒酒杀害。乞颜部落另立首领后全部迁走，丟下也速该的遗孀与孤儿，任其自生自灭。母亲珂额伦孤立无援，忍辱负重把年幼的成吉思汗培养成一个新锐的酋长。珂额伦含辛茹苦做这些时一点没想到：失去父亲的儿子会征服大半个世界，自己日后也将被尊为蒙古民族心目中的圣母。
　　呼伦贝尔，成吉思汗的父母之邦。尤其额尔古纳河流域，一直是他母亲的氏族弘吉剌部的游牧地。历史上弘吉剌部是蒙古声名显赫的贵族部落，更以盛产美女闻名，蒙古部落的男子都以娶到弘吉剌部落的美女为荣。据传成吉思汗的母亲、妻子、儿媳都出自于这一部落。他娶母亲娘家的女子为结发妻子，除了遵照替自己订婚的父命为了亲上加亲，也以此表示对母亲的感恩、对母爱的难忘吧。
　　为了目睹弘吉剌部美女名不虚传，我乘车出额尔古纳市区一路往北，投奔近年作为旅游景点仿建的弘吉剌部蒙古大营。这条路，没准当年铁木真迎亲时也打马走过吧？怀着即将成为新郎的激动心情。在向阳的山坡上，那片蒙古包里，有着他的新娘，那个将接替母亲继续爱他的女人，正羞红着脸遥遥等候。我走进的弘吉剌部大营虽是克隆的，依然浓缩了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多民族风情，为游客解说的弘吉剌部女导游，不愧为“祖传的美女”，比草坡上的格桑花更吸引眼球。她骄傲地指给我们看：大营的蒙古包，都以弘吉剌部嫁入皇家芳名远播的公主们命名的。毫无疑问，每一个美丽的名字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弘吉刺部的孛儿台旭真，嫁给铁木真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史上元太祖的大皇后（汗妻），因为她想不到自己的丈夫会成为全蒙古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谓“海洋”或“强大”之意，“汗”意为王者）。当她与铁木真订婚时，铁木真还只是九岁的孩子，正是那一天，铁木真暂留在弘吉剌部岳父家，也速该却在回家的途中被塔塔儿人毒死。铁木真订婚与丧父的日子，是同一天。他失去了父亲，作为上天的补偿，却得到一位新娘。这就是他那一天的得与失：代价巨大的喜事。铁木真长大后，与孛儿台正式结婚，也是对亡父的告慰。
　　孛儿台带来的嫁妆有一件黑貂袭，送给婆婆珂额伦作为见面礼。铁木真曾被泰赤乌贵族掳去为奴，逃回后决心投靠蒙古最强大的克烈部，以借力报仇。他把最值钱的家当——这件黑貂裘送给克烈部首领汪罕，并认他为义父，汪罕收礼后答应帮助他收复先父的失地。新娘的这件礼物，带来好运气，为铁木真与他的家族咸鱼翻身助了一臂之力。孛儿台与铁木真新婚后不久，曾经被也速该掳走新娘的篾儿乞部前来复仇，突袭铁木真的营地，掳去孛儿台，配给赤勒格儿为妻。铁木真又联合扎木合出兵，夺回已经怀孕的孛儿台。不久，孛儿台生下赤勒格儿血统的儿子，铁木真为他取名“术赤”（蒙语“客”之意），但一直视同己出。可见他对患难与共的妻子爱怜至深。此后，孛儿台又生三个儿子。第三子窝阔台，后来即位为太宗，把成吉思汗的事业发扬光大。孛儿台死后，她的孙子（拖雷子）忽必烈建立元朝，追谥她为“光献翼圣皇后”，“翼”指羽翼，“圣”指太祖，即为辅助之意。忽必烈对祖母给予极高评价，并号召后人学习她崇高的品德。
　　孛儿台死后的灵柩，随太祖铁木真安放于成吉思汗陵。这象征着她在帝国的历史中，不可代替的位置。
　　同样出自弘吉刺部，跟婆婆珂额伦一样，孛儿台也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不仅嫁给了伟大的丈夫，还拥有伟大的儿子与伟大的孙子。看来弘吉刺部的美女不仅以美著称，更有一种爱所带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能创造奇迹。
　　从呼伦贝尔草原到中亚大草原，成吉思汗换乘过多少匹马？实在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一生中的第一匹马，是额尔古纳给予的。那时他父亲刚刚遇害落马，母亲把瑟瑟发抖的孩子抱上马鞍：“这是你父亲留下的遗产，接替他继续活下去吧。他没跑完的路，将由你来完成。”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父亲的战马母亲的缰绳，就这样交给了九岁的小骑手。别的孩子都是由父亲教会骑马的，铁木真没那么幸运，把他扶上战马的人，是母亲，可这反而使他跑得更快、跑得更远。在马背上，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无论这个孤儿未来走多远，都不会孤独，只要回头看一眼就能汲取无限的动力：呼伦贝尔草原作为父亲，额尔古纳河作为母亲，自己永远有着最安全、最温暖的大后方。他一生只做着一件事情：前进。向未知前进，向未来前进，向着沼泽、湖泊、戈壁、沙漠、雪山、冰川乃至大海（黑海）前进。在马背上，看遍了这个世界的风景，看遍了人间的悲剧与喜剧。
　　我在海拉尔下飞机，换乘越野车前往额尔古纳，渴望能与成吉思汗后裔的马队擦肩而过。沿途并没看到多少骑马的人，倒是见过牧民骑着摩托车赶放牛羊。交通工具的演变，让我不得不相信：即使这片最古老、最有历史纵深感的草原，也已迎来全新的时代。可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蒙古长调，使我听着听着就有了微醺的感觉：那不正是成吉思汗的魂儿，并没有散尽。
　　举目四望，我没找到唱歌的人，只看见草坡上有或零散或成群的蒙古马在低头啃吃青草。虽然主人不在身边，可它们一看就不是野马，并不因过路的喇叭声而受惊，对人来车往视而不见，显然有着自己的寄托。在天高地远的背景下，它们无比的悠闲。但又仿佛时刻在等待什么。从它们见到越野车头也不抬的神情看，等待的绝不是你我。这群遗传了记忆的蒙古马，莫非在等一个名叫铁木真的九岁男孩，从马群中挑选出一匹？被选中的那匹，会比吃草时还要谦恭地低下原本高傲的头，把那位未来的英雄驮上自己的背，然后按其所指挥的方向纵情奔驰。只有一个人，能把解甲归田的马群重新集结起来，带向远方。那个人出现过。也许，还会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