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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当汉奸是因为“想多了”
1016、5、24、8:11
程万军
1938年12月18日,就在日军与中国军队于中国南方战场激战正酣时,国民政府二号人物、行政院长汪精卫秘密出走战时首都重庆。次年取道上海,奔赴日本东京。1940年3月,在已经沦陷的南京,成立了另一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史称“汪伪政权”。 以此为标志,中国抗日时期“一号汉奸”及其汉奸政权熏然出炉。 对历史有过了解的读者都清楚,汪精卫是清末民初成名较早的一个大人物。他出生于浙江绍兴,那里是个出师爷的盛地,师爷是为官老爷出主意的,脑力劳动者,动口不动手。 汪精卫本名“兆铭”,“精卫”是其笔名,取自“精卫填海”的典故。这个典故的出处是中国先秦神话《山海经》。说炎帝神农氏有一个小女儿,东海游玩,溺于水中。死后其不平的精灵化作一种神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它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意在填平此海。 “精卫填海”的引申意义,与“愚公移山”相仿,意在为一件伟大的事业锲而不舍。无疑,这是个很有志气的名字,但是20世纪40年代,汉族人很少给孩子取这个名。因为,此名尤如靖康之耻中为金人卖命的宋臣张邦昌的“邦昌”、秦桧的“桧”一样,已成“为人不齿”的“汉奸”标签。 国破山河在之际,精卫没有填海,却投入外敌日本怀抱。 而熟悉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汪精卫不是天生的汉奸,甚至是天生的英雄。他青年时追随孙中山革命,任同盟会宣传部长,而且,对于革命,他不仅动口还敢于动手,在革命低潮时期做了“当代荆轲”,去暗杀清摄政王。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舍生忘死的华夏勇士,怎么会沦为“著名汉奸”?难道汪精卫年轻时的“勇敢作为”是虚张声势的假象? 先让我们认真回顾一下青年汪精卫的那段经历作为,看看是壮举还是伪装。 1910年初,孙中山和同盟国的起义屡遭失败,革命陷入低谷。就在此时,身为同盟会宣传部长的汪精卫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日本东京迅速组织了一支三人暗杀团,然后抱着拼死一搏的决心拎着炸弹上路,去干掉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1910年2月21日晚,在汪精卫的策划下,暗杀团成员黄复生和罗世勋二人把装有炸药的铁罐埋在载沣上朝必经之路的甘水桥下,不料,天不作美,他们的行踪被清廷禁卫军警发现,当场将二人逮捕,并将未赴现场的汪精卫也抓了起来。一次可能震惊世界的政治刺杀行动就此流产。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是汪精卫被捕后所做的狱中诗段,题为《被逮口占》,其中“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堪称绝句。可见,当时他已经做好“必死”的心理准备。比他剧烈的徐锡麟死得惨烈,不如他剧烈的秋瑾女士死得很悲壮,而自己竟然暗杀未遂,还有可能逃过死劫吗? 汪精卫事败入狱时根本没想到能活着出来,就连孙中山也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叹息: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 所以,仔细回归刺客汪精卫这段历史,还真看不出有多少伪装的痕迹与虚假的成分,谁会拿生命去沽名钓誉呢?故此,结合他后来的历史,世人多有叹息的同时,也百思不得其解。所谓汉奸,大多是贪生怕死的软骨头,那么汪精卫是当代荆轲啊,早年就是一条不怕死的男子汉,为什么人到中年,却当了汉奸呢? 下跪未必保命,想死却未必牺牲。想当年青年刺客汪精卫的无畏之举,不仅激励了战友,而且还感动了敌人。摄政王欣赏精卫,精卫保住了性命,并很快出狱,从此名满天下。 但是,一个人青年时期勇敢,并不注定他中年就不怯懦。就像宋高宗赵构,在还不是南宋皇帝而是北宋“皇弟”时,不也曾深入金兵大营,气定神闲地去当“人质”吗?但是到了中晚年,成了南宋小朝廷的九五之尊后,很快就变了个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孱头,抱着金国国君的大腿叫老叔,甘当一个将汉民族脸面丢尽的“子侄皇帝”。 所以,一个汉奸的形成,当然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从个人方面找原因,大都有两个共性: 一是没血性,本质上是个懦夫;二是没信念,自利淹没了自尊。 而这两点,赵构身上有,汪精卫身上也都有。他取名“精卫”,一如张作霖给儿取名学良一样,缺什么取什么,取什么缺什么。汪精卫,恰恰缺的就是坚定信念:精卫填海锲而不舍的精神。 按照孙中山的安排,汪精卫本来是国民党领袖的既定接班人,但他性格缺少刚性,终于被政治强人蒋介石夺走了一号位。抗日战争爆发,在国民政府核心层中,他的抵抗意志动摇得最早。淞沪会战,中日军队激战三月,最后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面对如此不对称结果,人人都会产生“再打下去会怎样”的忧虑,但是不会像汪精卫那样斗志全无。据国民政府军战区司令李宗仁回忆,淞沪战役结束后,他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老大位置被夺的失落感,敌国气势汹汹的压迫感,令汪精卫失去耐性,再次做出惊人之举。这一次他没有像青年时那样去做与敌拼命的烈士,而是做了一个与敌款曲的“儿皇帝”——“还都”南京,当了日占区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席”。 或许此时的汪主席,内心里有着和宋高宗一样的盘算:如果日本像一战那样赢得二战胜利,整个东方世界都会被日本殖民,那么他这个“伪中华民国”主席,至少成了“第二赵构”,坐稳华夏半壁河山。 但这一次,历史证明汪精卫“想多了”。退一万步讲,如果真如他所愿,一个将私欲凌驾于民族尊严之上的人,难道就不会和赵构秦桧一样,留下千古骂名吗?故此,身败名裂是必然。 我今挫其骨,又复扬其灰。一生被尔误,一恨何如兹!对镜照端倪,原来皮相寄存之。……只缘贪恋此囊皮。此皮无甚好,我意已觉知。夺此世间器,还他清净枝。是以扬灰挫其骨,是以灭迹毁其尸。 上述《挫骨扬灰》词,是二战尾声、日本败局已定时,心力交瘁的汪精卫写下的临终遗作,虚华、懊悔之情溢于言表,其意境与年青时的《被逮口占》恍如隔世。 史料记载,当年汪精卫出走后,重庆政府蒋介石曾就其影响问及众人,当问到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的意见时,徐的回答是:汪氏此举,“于国家有小损,于汪先生个人有大损,于抗战无损”。 此言极是。精卫降了,中国未降,华夏这一次没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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