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风俗比较：端午节为何又是“采药日”

华忠

中日韩风俗比较：端午节为何又是“采药日”   

        2016年06月09日 10:00
                   作者：周星

【看点】日本韩国的民俗学界并不否认他们的端午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相对于“一节各表”的起源与主题，中日韩三国人过端午，都有形态各异的药物登场。端午节为何又是“采药日”？这天采的草药到底有何效果，端午药俗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信息呢？

日本端午有挂鲤鱼幡习俗

韩国端午这天用菖蒲水给女孩洗头

华南赶“端午药市” 韩国用菖蒲水洗头
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市民不方便出城采药，乡民就进城兜售捆扎成把的“端午药”。渐渐地，很多地方就出现了以端午为期、以药材为主要交易商品的集市或墟日，即端午药市。广西壮乡村寨端午时“赶药市”是一项传统的风俗，赶药市除了买药、看药，还识药、闻药，人们普遍相信，五月初五的草药生长茂盛，药力大，疗效好，去药市饱吸百药之“气”，一年中就少生或不生病。著名的靖西药市，吸引了县内及周边那坡、德保、大新甚至云南富宁等地的草医、药农和一般乡民前来，端午当天，县城街头巷尾摆满草药摊位。中午高潮时，赶药市的人有数万之多，既有专程买药、卖药、看药，交流草药知识或寻找各类偏方的，也有只为“吸药气”而来的。
端午以兰汤沐浴，或用采来的青草烧水洗澡，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琐碎录》曰：“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嘉靖《仙游县志》载：“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福建省长汀一带在端午前一天，乡民们到城里售卖“药把”，常见的有艾叶、菖蒲、蚊惊子、大毛风、桃枝、金银花藤等，大多是解毒、清热、祛风、除燥的草药。城里人买了插在门楣两旁避恶，或用来煎熬“药把水”，在端午中午时沐浴。台湾端午有“浴苦草”之俗，用苦草、菖蒲、艾蕊等烧水给孩子洗澡，以祛除百病；有的地方或以“午时水”洗澡，或在端午日采刺蒺藜等草药枝蔓煮汤沐浴，认为可消风治病。
在端午时通过沐浴的方式净化身心，以达到驱邪、避瘟、禳病之目的的传统，在东亚各国至今仍以多种变通的形态存续着。日本全国普遍有泡“菖蒲汤”洗澡的习俗，在朝鲜和韩国，每到五月五日这天，妇女们多用菖蒲水洗头。虽然江陵端午祭有着很多不同于中国端午节的内涵，但妇女们也是要按照传统在端午祭期间使用菖蒲水洗头发，用菖蒲露化妆等。
除了膏沐，中国各地端午的饮食也多和“药”有关，比如端午药膳和端午茶。
《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曰：“端五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粘米，名曰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栗、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吃粽子也涉及“药食同源”的原理，如在粽子里添加中药材益智仁，称为“益智粽”。浙江嘉善丁栅镇，过端午时要吃“篙秧粽”，这是用湖荡里的蒿叶来包裹，据说食后清凉解毒，一夏不生痱子；在西北宁夏，过端午时有一种乡土特色的菜肴“蒸艾”；在浙江省松阳县，有一种“端午茶”，民间认为饮用它可辟邪解毒、防治中暑、祛湿散风、清热消炎等，故又有“百病茶”“万能茶”之称。端午茶的主要药材有山苍柴、石菖蒲、小叶榕、银花藤、山当归、野丹参等，通常无固定配方，由各家按喜欢的口味和经验制作。
在朝鲜和韩国各地，普遍有端午期间吃“艾饼”“艾子糕”的习俗。采来艾叶等和粳米粉一起制作“车轮饼”，正是江陵端午祭的节令食物。此外，据说这天还有吃山牛蒡糕、喝薏仁汁或菖蒲水的情形，大概都是要沾一点草药的气息。日本端午吃的粽子和柏饼，似乎较少有和“药”有关的说法，但柏饼的叶子，据说早在端午和粽子进入日本之前，就已经有在初夏包裹食物以备保存的传统。
东亚端午屡屡出现的“药物”，显然并不能为中药汉方或民间医疗所能够完全涵盖。因为在大多数场景下，端午“药物”并不是针对具体的疾病而使用，与其说它是“对症下药”的“药”，不如说是针对宇宙运行中可能出现“污染”而具有净化功能的“药”。它蕴含的是抽象的力量，由于它依据的是阴阳二气、岁时天候之类的古代宇宙论，因此，端午“药物”的神异灵验，是基于一种“宇宙药”的逻辑，它们被认为浓缩或凝聚了天地宇宙的精华，包含着颇为普及的一种民俗观念，亦即端午之日及“午时”之时间的神圣性、特异性和危险性。由于其在宇宙自然的运行中，处于“天地相遇”“阴阳会遇”“阳复阴升”的节点，故阳气渐至极盛，达到端点，天气日趋炎热，百毒俱生，恶暑之气和阴气开始萌动、泛滥。这一时间的神圣节点，也正是汲取着天地日月之精华的各种草药茂密生长，其所积蓄的“药气”“药力”和宇宙自然之正气旺盛之时。所以，使用“药气”抗拒毒邪之气的污染，维持宇宙自然及人体的均衡和谐，便构成了端午药俗及其特别重视午日午时的根本逻辑。

端午给男孩额头写雄黄“王”辟邪（武汉）

端午采药禳灾 日本人用菖蒲打女人屁股
端午辟邪祛恶，无非是使用“药物”和“镇物”。直接把药材作为镇物使用的情形也很多。《清嘉录》载：“男女佩带辟瘟丹，或焚于室中，益以苍术、白芷、大黄、芸香之属，皆以辟疫祛毒。”这是将镇物和药物并举的例证。端午用药，最常见的是用“药”和“药气”克制邪毒之气。《岁时广记》卷二十二“焚故药”条引《岁时杂记》曰：“端五日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今在广西壮族地区，人们不仅在门上插艾草或枫叶，往往还在院内煮醋液、烧柚子皮，用蒸发或燃烧引发的药气来清爽空气。在浙江嘉兴一带，端午时很多人会去中药店购买几包苍术和白芷，不是用于服用，而是用于熏烟，也是在午时，把门窗紧闭，把买来的中药点燃，但不出火苗只出烟，让烟雾在屋内弥漫，其目的不外乎是驱虫、辟邪和防疫保健。
再就是端午香包，中国各地的香包种类和造型非常丰富，其内常装填若干药物，如白芷、细辛、川芎、苍术、菖蒲、牛黄、艾草等，多为有芳香“药气”的药物，甚或加入麝香、沉香、丁香等香料类药末，故又称“药囊”“香袋”“容臭”等。香包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装饰，而是让它散发出“药气”，用以驱虫、避瘟、防病。在甘肃正宁等地，人们做香包时，有时候会把有香味的药(雄黄、艾叶末、冰片、藿香、苍术等)撒在香包外表，据说如此就有杀菌、除汗臭、辟邪、清神诸多功效。
在日本，每年五月五日，镰仓鹤冈八幡宫和奈良春日大社都会举行“菖蒲祭”，其目的是“为共同信仰该神社氏族神的人们祈祷消灾祛病和延年益寿”，一般在祭坛上供奉由菖蒲、艾草、粽子、年糕等组合而成的“古式神馔”。日本民俗学者繁原央对日本端午的主要元素作了描述和分析后发现：见于全国的习俗有将菖蒲和艾蒿插于房顶等处以及在浴盆浸泡菖蒲，一些地方还有饮用菖蒲酒、用菖蒲击打地面、用菖蒲击打女人臀部、将菖蒲供在神坛上、插在头上、农具上、家畜身上，或将它用在祛除疫病的巫术上等风俗。日本端午所用的“药物”集中于菖蒲，故端午又有“菖蒲祭”的称谓。据说这类习俗最早可上溯到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后来才从宫廷扩散到民间，并逐渐产生了地域性变化，其普及可能和历法知识的普及密切相关。大概从镰仓时代以来，端午成为男孩的节日，人们开始在屋里装饰铠甲(“菖蒲兜”)和武士形象的“五月人形”，后来还在院子里竖立鲤鱼旗，祝福男孩未来有出息。这种以铠甲和兵器庇护男孩，用鲤鱼旗祝福男孩的习俗，到江户时代进一步普及开来，直至今日。菖蒲形状似剑，故用于辟邪的说法，其实也见于中国(“蒲剑”)，但由此引申出尚武和对男孩的期许，则是日本的特色。菖蒲如此受到青睐，也是由于它有“药气”，适宜于在夏季酷暑即将来临的时节使用。此外，日本民间确实也有把菖蒲视为药物的传统，通常将其干燥之后，用来预防衣物虫害等。
据说在平安时代，日本贵族们之间曾经流行互赠“药玉”，所谓“药玉”，和中国的香包类似，既有用杜鹃花、苦楝子、橘子花、艾蓬、菖蒲五种植物包裹中间的麝香、沉香、甘松等香药袋而制成，再用五彩丝带编结出垂穗的情形；也有使用具有芳香气味的植物做成球状，将其装入袋中，表面再装饰以菖蒲、艾蓬之类的情形。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散发“药气”，随身佩带或悬挂室内，可以辟邪和防疫。日本学者小川直之指出，到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前期为止，日本民间存在有用端午当日采来的艾草制作艾绒，又以端午清晨沾着露水的艾草所制艾绒最具药效的俗信。而且，从“药玉”一词的字面来看，可知在端午这天使用药物的意识确实是存在的。
韩国古代端午时，朝廷要颁发艾虎和扇子给朝臣，用于辟邪和纳凉，也是对夏季来临的应对。男女儿童皆以“菖蒲汤”洗面，皆穿红绿新衣，或把菖蒲根做簪，插遍头髻以为辟邪，是为“菖蒲妆”或“端午妆”，据说这样可以辟邪和治疗头疼。中国民俗学者萧放指出，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节俗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中韩端午在避瘟禳灾的根本属性上是一致的，都和夏至时节阴阳二气争锋有关。

韩国端午祭

东亚三国的端午文化 为何既同源又各表一枝
长期以来，中国的“端午节”、韩国的“端午祭”和日本的“端午节供”或“端午节句”，基本上是由东亚三国的民俗学者各自归纳和表述，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资源”，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中国民俗学在描述自己的端午节时，往往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端午民俗的地域独特性和端午文化整体性之间的关系，更有受国家意识形态或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突出强调屈原故事和划龙舟、吃粽子之间的关系，基本不关照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端午。即使有限地提及东亚其他国家端午的论述，通常也是强调端午的中国起源以及各国端午事象与中国端午的一致性，而对于各国端午在地化和本土化的特点，要么无知，要么轻视、忽视或无视。

端午龙舟竞渡

日本和韩国民俗学一般来说，还是承认端午的某些事象是来源于中国的，并不像中国网民们所指责的那样完全不承认端午的中国起源。韩国民俗学者对其端午祭的历史起源，通常会持本土起源说，且上溯至很古，例如，他们援引《三国志》的“东夷传”，认为它和五月插秧结束后的祭祀及聚会歌舞有关。对于著名的江陵端午祭，则主要是指其以山神祭、城隍祭为主，是韩国独特的传统节祭，保持了韩民族巫祭的古老形态。有韩国学者认为，江陵端午祭实际上是所谓“洞祭”(村祭)和端午祭的混合形态。近年来，韩国民俗学者在令人赞赏地致力于向中国公众和媒体解说江陵端午祭时，虽然更多地强调江陵端午祭和中国的端午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但同时也认为东亚确实存在着“端午文化圈”，指出“因夏令时节风俗而成的端午节的告祀是亚细亚国家多样传统之一”。

日本五月五为男儿节

当然，漫天的鲤鱼幡在日本也是少不了的。

日本民俗学的端午叙述，一方面，并不讳言端午节供的中国起源和日本端午风俗中的那些中国文化元素，但通常也是会同时或更加强调端午节供中那些日本独自起源的要素。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端午节供中各种事象的素描，一般是较多地集中于男孩节的鲤鱼旗、武士人形等，这实际上潜在着一种本土传统塑造了端午节供之基本形态的观念。或认为日本的端午是将从中国传入的端午祓禳仪式和日本本土的传统农耕仪式相互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特点。事实上，对应于三月三日的“女孩节”而形成了趋向于“男孩节”的建构，确实是日本端午最大的特征。在1948年制定的有关节日的法律中，对“儿童节”的定义已经没有任何端午的痕迹，虽然在各地具体的节日活动中依然有很多端午文化的要素留存着。日本民俗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对“五月节”各主要元素的地理分布，通过“民俗地图”的方法进行了细密的整理，这就使得相关的讨论要比中国民俗学的端午描述更加深入和具体，从而为未来可能的“比较民俗学”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日本民俗学者直江广治和樱井龙彦等人曾对日中两国的端午进行了较为严谨的比较研究，值得中国民俗学的端午研究借鉴。
最早发祥于中国的端午有很多名称，但其节期基本是一致的，这来自于东亚三国曾经长期共享的传统历法。中国和韩国至今依然维系了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的传统，但在日本由于明治政府的历法改革，端午节供现在已经是按照公历的5月5日来安排了。传统历法的长期共享，意味着东亚三国曾经拥有相同的时间制度、天时观念和颇为相近的季节感。通过相同或相近的传统历法来编制各自的日常生活和安排农耕生产，遂在三国均产生了具有相当共性甚至是部分雷同的年中行事。可以说，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上，东亚三国共享的“阴历”曾经深入人心，构成了相近的生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端午的要害在于季节的交替，夏至即将到来，故民众要举行各种予以准备和应对的季节性仪式。
以中国上古历法为基准，所谓夏历建寅，以孟春之月为岁首，五月即为午月，亦即仲夏之月。中国古人认为，端午和夏至前后是天候、季节发生较大转变之时。自战国秦汉时代以来，一直有视五月为“恶月”“毒月”之说，这种观念当与古人对端午前后之天候、季节变换的深切感受有直接的关系。随后，中国民间对端午的解说，主要围绕着端午的“时间特异性”展开。具体而言，把端午视为“夏节”“天中节”，认为正值春末夏初，“阴阳争，死生分”(《礼记•月令》)，端午—夏至前后，由于阳气至盛，反倒意味着阴气将起，形成相互争斗、不相和谐的局面。从此天候进入夏季，白天逐渐变长，太阳渐趋“天中”，天气转热，就会滋生毒虫，疫病较易流行。由于古人没有现代防疫知识，遂把热天的各种疾患视为是“邪气”、“毒气”(在中国一些地方，将其物象化为“五毒”，指五种可能给人带来危害或不祥的小动物)、“恶气”、“病气”等作怪，所以，就发明了许多避邪祛恶和防疫保健的方法。被用来对抗邪气的主要就是“阳气”“药气”和“神气”(例如，钟馗、药王等)。端午习俗中的各种“药物”，大都会散发出或刺激或芳香的气味，甚至仅仅只是青草的气味，也都相当于“药气”“药味”，可以用来对抗“邪气”“病气”，从而使生活世界有可能被“邪气”侵袭的状况得到控制。
日本和韩国对端午时节的解释，自然也有一些变通。在日本，端午时节正值水稻插秧作业之前，各地以此为期，自古就有一些传统的祭仪存在。日本民俗学认为，端午和日本古代的斋戒净身传统发生了“习合”，在插秧季节到来前，有的地方插秧女要在另建的小屋(屋顶搭苫或插以菖蒲、艾蒿之类)里举行神圣的身体净化仪式，这可能具有象征分娩的意思，为的是祈愿所插稻秧能够丰收。另一个普遍性的解释仍然是说季节变换。夏季到来，往往又碰上梅雨季节，湿气大，湿热天气不仅蚊虫繁殖迅猛，人也容易生病。客观上，这个季节也正是菖蒲等可以用来防疫或辟邪的植物生长非常繁盛，很容易采到的时节。在韩国，既有强调稻作生产之插秧作业刚刚结束，乡民们通过节祭以为庆祝的说法，也有认为端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为旺盛之一日的观念。总之，以端午为界，夏天即将到来，在季节替换之时，很多地方以村落为单位，自古就有祭祀山神、地神，举行驱退恶鬼、祈求丰收仪式的传统。与此同时，以家庭为单位则有各种旨在防疫和身体净化的仪式等。
由于东亚三国曾经共享过以传统历法为主要内容的宇宙观，因此，对于端午的宇宙论解释，自然也就很容易被三国各自的年中行事所接纳。在一年四季轮替当中，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恶气”“邪气”“毒气”“病气”侵袭人类的危险性，因此，端午最为基本的内容就是采用一系列复杂的“净化”仪式和防疫举措，来应对生活世界可能发生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各国端午民俗的基础部分，大多是以“药物”和“镇物”为手段，达到防疫和辟邪的目的。正是由于东亚端午文化的基层存在着共享的宇宙观，由此形成的各种“药俗”事象及其原理，才可以较为通融地彼此借鉴与相互理解。

事实上，端午这天吃什么，中国南北差异也很大

端午节成为“采药日”的由来
中国端午采药的习俗最为普及，有学者认为可以把它设定为中国的“药草节”。端午作为“采药日”的起源，大概和夏历的起源同步，故《夏小正》中就有“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说法。此后，历代文献多有对端午采药之俗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各地民间至今仍普遍保留着端午所采之药最为灵验的信仰。支撑这类俗信的原理，自然也是基于一种宇宙论式的解说：端午或这天午时，由于季节变动致使阳气极盛，但同时也是各种草药的生长最为茂盛之时，所以，这天采的草药最为灵验、有效。《清嘉录》载：“采百草之可疗疾者，留以供药饵，俗称草头方。”中国很多地方的民间俗语对此也有反映，如“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便成药”、“五月初六艾——过时”等。
端午所采草药，最常见的即艾草和菖蒲。艾草有容易挥发的“药气”，中国古代称其“医草”“灸草”“病草”，甚至还有“岁多病，则病草先生”(《师旷占》)之说。今在湖北、浙江等地，民间流传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谚语。菖蒲是水生草本植物，也有“药气”挥发，故被视为治邪灵物。其实，中国各地在端午所采草药，往往因地制宜，并不局限于艾草和菖蒲，若是从中医学的立场来看，这些草药大多是老百姓熟知的“凉药”，适宜在炎热天候服用，此外，它们的共性便是具备很容易被人嗅到的“药气”。
同理，端午也是最为合适的制药时间。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合诸药”条引《琐碎录》“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是说端午时所合之药的药效会保持很久。端午所制之药以菖蒲酒、艾酒、雄黄酒较为普及。明清以后，雄黄酒渐渐流行起来，大概是受到道教以雄黄炼丹的影响，民间认为它有消毒和辟邪双重效力。端午所制之药中较为特异的为“蟾酥”。蟾蜍俗称“癞蛤蟆”，原本和蜈蚣、蛇、蝎、蜥蜴并称“五毒”。采捕蟾蜍为药，正好是化“污秽”为“力量”的努力，通俗地说，是基于“以毒攻毒”之类民俗知识理念才得以成立的俗信。《清嘉录》载：“药市收癞虾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这种制取“蟾酥”的方法，至今仍在江苏等地民间流传。其实，在中国古代《本草》类药学著述中，要求于端午日收药，或于这天午时合药，很早就已发展成为一种“常识”性的传统了。
端午采药及其这天所采之药灵验的观念，后来也逐渐地被东亚各国所共享。
在日本历史上的飞鸟时代，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11年，即推古十九年五月五日，宫廷曾有“药狩”之举，亦即去野地采草药，同时取鹿茸等为药。至于所采草药，一般认为当包括菖蒲和艾草在内。日本民间有的地方还把端午这天称为“药日”，若下雨则叫作“药雨”，认为是很吉祥的。在韩国和朝鲜，据说端午这一天尤其是午时采来的艾草、益母草等草药，经晾干制药，会非常有效。人们或在端午当天的黎明时分去野外收集青草上的露水，将其用于化妆；或在午时把艾草把安置在门口以为辟邪，或特意在午时洗端午澡。据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这天午时，官宦之家要贴“天中赤符”以为驱邪；内医院要制作“醍醐汤”进贡，所谓“醍醐汤”系采用乌梅、白檀等“韩药”煮成，味苦而清爽，有利于消化和防暑。此外，这天还要制作“玉枢丹”献上，并由国王赏赐给近臣佩戴以为禳灾。
*本文根据周星教授的论文《东亚的端午：以“药物”为中心》而编辑整理，原文载于《中原文化研究》(郑州)2014年第20145期。作者系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国家与民俗、现代日常生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