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受蒋介石怎样羞辱后才决定支持中共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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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受蒋介石怎样羞辱后才决定支持中共武装起义   

        2016年07月28日 08:37
           作者：徐元宫

核心提示：从1923年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

斯大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徐元宫，原题为：斯大林被蒋介石怎样羞辱后才开始支持广州起义?节选
1927年12月9日，莫斯科又一次收到诺伊曼发自广州的密电：“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因为铁军将回来，我们的部队将调走，汪精卫的正式政府将成立以取代现时的空缺状态。工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会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这里的领事馆实行的是同张发奎进行谈判和不举行起义的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同日，诺伊曼再次给莫斯科发来密电：“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期一清晨发动。”莫斯科很快举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批准广州起义计划。12月10日，斯大林致电诺伊曼：“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以这封密电同1927年7月25日莫斯科发给中共的有关举行南昌起义的答复密电相比，这封密电内容清晰、态度明确，而7月25日那封密电则含义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电文看上去意见“非常全面”，实际上是反对举行南昌起义的。
那么，为何斯大林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态度如此迥异呢？
首先，从1923年1月26日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既愤怒于蒋、汪等人的背信弃义，又不甘心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付之东流，同时对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死心，正是这种心思使得莫斯科对南昌起义采取了表面上赞同、实质上反对的态度。
其次，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随后南昌起义的失利，使得斯大林颇受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的指责。比如，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中指责：“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4月23日共产党中央和武汉‘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说一声真实的惭愧吧！（4月28日《真理报》）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地驳复了。”在这种情形下，斯大林亟需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来反驳反对派对他的指责，因此，他对广州起义寄予了厚望。
第三，斯大林也搞了调查研究。除了上文所述1927年9月14日会议上将军们的乐观言论，以及诺伊曼几次来电声称广州暴动恰逢其时外，其他渠道汇集到莫斯科的情报也对莫斯科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如赤色工会国际驻上海代表米特凯维奇发送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密信指出：“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苏维埃可能也应该作为暴动机关在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对广州的指望暂时兑现了：工会合法化了，即将召开广泛的工人代表会议，黄色工会被驱逐了，有五个县被农民队伍占领，那里进行着一场真正的革命”等。
早在1927年8月5日发送给布留赫尔的密电中，莫斯科就指出：“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带去30万美元”。
当事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莫斯科对广州暴动曾给予了经费支持。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披露了诺伊曼的太太玛加雷特?布贝尔—诺伊曼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回忆：“他们（指诺伊曼和罗明纳兹——笔者注）乘坐一艘大型远洋轮船，继续向香港航行……当然，他们是用假名字旅行的，并且举止尽量不引人注意。他们最操心的是箱子里的贵重物品。他们两人轮流在舱里值班守护。可是，当轮船行驶到下一个港口，要停靠几个小时，所有乘客都上岸观光城市去了，这下子两个人犯了难。怎么办？是留在船上招别人猜疑吗？还是把贵重行李留在船上无人照看……最终，他们在确信无人注意之后就上了岸。当他们回到码头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乘客们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为很快就刮台风。轮船因为要遵守航行时刻表，已经开走了……就在绝望的时候，诺伊曼和罗明纳兹找到了一条破旧小船的衣衫破烂的船主，那条小船勉强能在海上行驶。小船主人同意把他俩送到船上，条件是得付他一大笔钱，他确实用他那只可怜的小舢板将他俩送到了已经准备起航的轮船上。手提箱没人动过。可是，他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恰恰出现了：他们招人注意了。不过这没有妨碍他们顺利抵达香港，再乘火车抵达广州。”该文继续写道：“在广州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中共广州分部的负责同志们，他们应当将经费转交给这些负责同志。中国人数了两次美元，情绪有些激动，低声嘀咕着什么，不知何故又进入隔壁房间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共产国际的两位密使：钱数比等待和告知的数额差了3000美元，两位密使很震惊，这意味着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有人动过箱子。他们请中国人再点一遍钱，钱数仍是那么多，他们要求往上海打电话，询问箱子里究竟放了多少钱。来自上海的答复更加出人意料：所说出的数目比罗明纳兹和诺伊曼所带来的钱还要少2000美元。”
诺伊曼太太的上述回忆，一方面证明共产国际确实向广州起义提供了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共产国际在财务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